读《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美国对华政策是怎么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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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谠先生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通过梳理从1937-1950年中美关系的演变,分析美国对华政策为什么会走向失败。
在邹谠看来,核心因素还是美国对维持传统门户开放乃至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强烈渴望,和美国对华直接干涉——主要是派出大量的部队参战——缺乏兴趣、拒绝为捍卫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与原则而战之间形成的矛盾。从邹谠的文字中,上述矛盾背后的根源是美国不相信近代中国可以自己变为强大的国家,需要美国的帮助才可以成为东亚的大国(如罗斯福设想的那样)。因此,当志愿军入朝后,美国官员们拒绝相信:百年来一直是“亚洲病夫”的中国,竟敢反抗并能成功地向第一流强国的得胜的军队挑战。根源上的忽视让美国官员不太懂中国的政治,更是让美国人对华关系处理上吃尽苦头,最后既没有全力支持国府内战、也因为和国府绑定得罪了中共,落得一个“不存在的失去的机会”的结果。
1.门户开放的历史
在美国逐渐迈入列强、开始对东亚事务进行干涉后,美国对华主张“门户开放”的政策,应对各主要列强对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已经划分完毕的现实,现存的列强多元控制的政治格局制约了美国在远东的行动,让美国对东亚干涉力度和意愿并不强,美国主要通过发送外交照会,发表正式声明,或要求各国签署书面协议的形式使门户开放的原则被接受,而不是试图动用国家的军事力量来实现这些原则。
一战后,远东权力格局重新洗牌,美国和日本成为远东政治稳定的主角,远东过去的权力组合使美国排除了实现她的公开目标的可能性,然而许多美国官员根据美国传统的远东政策,一方面继续支持门户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又认为为了美国在华的利益而与日本作战是不值得的,既然美国与日本的对立变成了主要的稳定因素,那么美国不愿意或无能力阻止日本在牺牲中国的情况下进行超越了某种界限的进一步扩张,将最终导致美国希望的亚洲政治均势的崩溃。不使用武力捍卫美国在华利益的政策仅仅推迟了抗日战争的爆发,但它并没有避免战争。
2.美国让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使中国能够继续参战,美国采取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根据是现实的和理想的,从现实角度,美国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增强了她对中国军事潜力的兴趣,美国低估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过分恐惧中国与日本会单独媾和,因此反过来持续支持国民政府抗日,并且试图帮助国民政府军事力量的建设和发展;理想主义体现大国政策基于一个设想:太平洋战争之后,中国将作为对美国友好的大国而出现。这种政策体现了一种善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象力,它来源于美国与一个争取摆脱外国统治和剥削、摆脱落后与贫困的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百年来似乎从未间断过的友谊和感情。这种设想带有强烈的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和改造世界的欲望,如资中筠总结的:“自以为无所不能和要以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强烈欲望。”“成为大国”政策也存在于“门户开放”的传统中,门户开放政策本身就包含了领土完整和不干涉的原则,就是保存中国残缺不全的领土主权完整,并不时地给予一定的支持,有学者指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使亚洲强大起来,并能够守住自己的大门。”
“成为大国”的政策是美国在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美国被国民政府捆绑的重要原因。美国对中国在战胜日本中的贡献所抱有的这些乐观主义的希望使她格外地惧怕失去中国这一盟友。国民党政府积极地培养美国的这种惧怕心理,在关键时刻,它从未忘记提醒美国将会出现丧失士气、军事上的失败、与日本单独讲和或与美国断绝关系的种种可能性,将它作为使美国让步的杠杆。但是,考虑到在盟国战略中欧洲的优先地位,考虑到美国与欧洲有着明显的更加重要的利害关系,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到一种缄默的前提的影响,即,美国将不会在中国诉诸武力以维护美国战后的利益,美国的武装主要还是要投放在欧洲而非远东。
“成为大国”的政策最终没有按照美国政府的设想实现,而其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和依靠中国来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都出自于一种盲目的设想:一个强大和友好的政府将出现在中国。但是因为战争,国民政府的控制力因为自身的困难被削弱,最终被中共推翻;第二,美国为战后的远东所制定的雄心勃勃的战时计划与她向中缅印战区提供的微不足道的物资援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同期美国对欧洲战场的援助,对华援助就显得严重不足,美国对苏联和中共的意图未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也使美国对中国政治走向产生了错判,既然资源投放和目标完全不匹配,又怎么能实现这个庞大的战略目标呢?第三,大多数美国官员并不非常了解使中国成为强大、友好的国家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美国尽力影响中国的国内局势而面临的不可避免的障碍,美国过度重视军事上的成功和支援,忽略了政治上的改革的迫切性,为了军事上的胜利,美国无法全力推进交换战略迫使国民政府进行自我革新,使它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领域内能够与中国共产党展开有效的竞争,没有全力推动交换政策的结果因为内战的失败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3.美国的不干涉政策
太平洋战争以前,门户开放政策中不干涉原则是美国多次攻击日本的道义上的武器之一。对门户开放的诸原则的重申使任何干预中国内政的行动都面临着强大威慑力量。对中国内政的干预与用武装援助迫使国民政府进行自我革新的交换政策目的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因此,国民党政府反对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士完整的大声疾呼总能在美国各界找到支持者。 等价交换政策和压力策略很容易和国民政府之间产生冲突和实力的较量,这种较量包含着脱离美国的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蒋介石早期关于与日本单独媾和的暗示和威胁。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竭力引诱重庆政府背叛盟国事业就极大地加强了蒋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苏联和中共散布的日本与国民党人秘密联系的流言蜚语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样,在美中关系中的关键时刻,关于日本和平倡议的谣言伴随着国民党人的暗示和脱离美国的威胁蜂拥而至。这也阻碍了交换战略和美国干涉政策实施,史迪威也因此被撤换回国。召回史迪威不可避免地给美国官员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失败感,这种感觉可与蒋介石认为美国非他不行的感觉相匹配。
美国对华军事力量介入确实存在着“失去的机会”。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后确实有登陆中国沿海地区解放被日本统治的中共百姓。但是在开罗会议之后,美国就逐步放弃了把中国作为主要作战基地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确定了太平洋进行跳岛进攻战术以击败日本的战略。实际战略并没有迫切地要求建立一支重新组织和重新装备起来的中国军队。它既没有促使国民党军队解放日占区,也没有在战争的进程中使他们能牢固控制华中和华北地区。实际战略没有考虑在中国大陆大量地使用美国陆军。政治方针和军事政策之间的鸿沟迅速加深,以至最终完全脱节。
相比之下,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美国用外蒙古作为交换,邀请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让苏联军事力量直接干预中国,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对华干涉的影响力,也为1946年马歇尔调停失败埋下了伏笔。从历史的长远观点看问题,雅尔塔协定损害了“门户开放”政策中中国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的原则,虽然它的目的是阻止正在恢复的苏联与中共合作以打破力量平衡,但是美国建立联合政府计划的失败和美国缺少军事干预的能力,让雅尔塔协定的长期目标化为空谈。虽然1945年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中苏条约,力图争取苏联在中国内政上的中立态度,但是是否中立的决定权依旧在苏联而不是国府和美国。随着远东地区权力格局的恶化,苏联的实力使它能够利用中苏条约提供给它的利益和法律特权,而国民政府的腐败,加上美国战后军事上的虚弱更使苏联不遵守条约成为必然的事实。
在史迪威撤换和美军登陆计划的改变(转向进攻硫磺岛而非登陆中国沿海地区)后,罗斯福重新强调了传统的观点,即不值得为美国在华的利益而战,中国无论作为盟友还是敌人,对美国都是无关紧要的。美国战时和战后的经历向自己表明,使蒋免于失败是超越它的能力的合理范围的。它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唯一合理和可行的政策就是从中国解脱出来,让蒋听天由命,同时利用有限的资源保卫它在欧洲的利益。邹谠认为,蒋介石成功撤换了史迪威也播下了他在中国大陆垮台的种子。
4.“建立联合政府”设想的原因
4.1 政治上的考虑
虽然1949年后很多学者批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的联合政府政策。但是实际上,这一政策是在几乎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不管是各方官员均阻止国民政府使用武力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并致力于防止内战的爆发。
但是,以和平方式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的总政策范围,不同派别的人总归有分歧。赫尔利代表了第一类官员,他们相信要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就要坚定地支持蒋介石,劝说他与中国共产党人达成协定。赫尔利在1944-1945年来华调处的时候之所以一开始很轻松就和中共达成了协议,关键就是赫尔利相信中共实力不强、苏联又向他承诺已经放弃了中共、中共也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人造黄油共产主义”,在内外缺少援助的情况下,蒋介石将中共纳入联合政府中的结果是巩固仍由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政府的势力,使政权能够维持下去,这是是很合理的选择。
以戴维斯、谢伟思等美国大使馆的“中国通”们为代表的另一派人相信,美国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只能使蒋更加不愿妥协,以致无法与共产党人达成和解方案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向蒋施加压力,迫使他向共产党人提出合理的条件,才能实现统一、民主的中国的目标。他们根据自己对延安和重庆的了解,认为国民政府的生命力也是不强的,美国的支持不应太多,而应采取独立的立场以便能与双方合作。
虽然双方都支持建立联合政府,和平实现全国的统一,但是双方的逻辑并不一样,在怎样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上就得出截然不同的观点。赫尔利认为一旦苏联与国民政府达成政治协议,中共就会接受蒋的条件,谋求和解。戴维斯等人则坚信,只有美国向国民党施加压力才能实现统一。他们敦促美国政府同共产党合作并援助他们,部分作为抗日战争的一个军事行动,部分作为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和解的一种措施,他们政策建议的根本设想是,中共将可以脱离莫斯科或至少受到鼓励实行一条独立的和民族主义的政策。这很明显是对中共和莫斯科关系的误解,很相信中共真的可以在40年代摆脱苏联独立,当东亚的铁托。
4.2 对华政策的传统
以和平的政治方式实现统一、民主的中国的方针完美地体现了美国传统的对华态度和政策。美国长期对华的政策是通过支持中国的一派而反对另一派的办法阻止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并敦促争斗的中国各集团调解分歧。不干涉的传统、对内战的谴责、拥护中国的统一明显地影响了美国对中国事务的看法。这种感情就阻止美国严肃地考虑这样的问题,即在政治斗争中,美国的自身利益将要求它对一方予以积极的支持,甚至参加内战。这种感情使美国官员日益犹豫不决而无法采取坚定的行动。因为他们在仅有的两害之中很少有选择的余地。
4.3 军事上的考量
美国在中国的现实军事需求业让美国倾向于和平统一。战争期间以最小的牺牲而取得速胜的最高战时目标让美国不希望看到内战的爆发,而是可以统一起来全力对抗日本。尤其是史迪威和很多中国通看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战斗力的强劲,如果能好好地利用,能很大程度加速日军投降。以他们认为防止中国公开爆发内战,统一国共两党的军队不仅是极为必要的,而且是责无旁贷的。
4.4 远东格局上的预期
虽然相当的美国人对中共的军事力量抱有认可的态度,但是这前提是中共和苏联没有很深的关系。如果内战期间苏联人全力支持中共,那么美国将会被卷入和苏联的漩涡中,遭遇在地区内前所未有的大麻烦。因此,以和平方式建立团结和民主的中国被认为是动员中国的军事力量使中国强大、避免卷人与苏联的纠纷、防止出现另一个独立的中国政权的最好的办法。
总而言之,美国对华和平统一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是建立在美国加速日本投降、不希望卷入美苏矛盾的漩涡和依照理想建立一个和和美国有友好关系的共和国的考虑基础上,并非少数人所做出的决策。
5.美国对中国政治误解的原因
1944-1946年赫尔利、马歇尔等美国官员调停国共关系的失败,可以展现出美国和中国人在政治问题上不同的看法,这种区别深耕在中美政治传统中。赫尔利建议谈判者“在总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并根据这些原则制订有关“细节”的条款,结果总是陷入僵局也得硬着头皮谈下去;马歇尔十分疑惑国共谈判时期,双方关注细枝末节却不重视共同的道德和信念。当他首先草拟完成宪法草案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后,相信国共谈判的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很快双方就在具体条例认同上陷入僵局,最终马歇尔的调停遭遇失败。
马歇尔、戴维斯等美国官员都产生了对中共性质的误判,认为中共和苏联关系一般、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和美国政治中自由主义传统密切相关。美国政治具备天赋的高度的道德统一性。在这个社会中,基本的价值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问题都将作为方法问题“在潜在的和绝对自由的信念中”得到解决。美国学术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缺少了对现时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理论的含义作出解释,普通的美国人在美国民主的含义和理论基础问题上得不到充分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领导人容易受到外国领导人的口头承诺和美国人自己宣传著作的影响,戴维斯等人竟然相信中共比国民党更有可能(也更接近)美国的自由民主道路,现在来看很匪夷所思,实际上是当时这些“中国通”美国人在美国传统下的认知结构决定的。
美国知识分子和官员并没有关于社会革命和长期深刻的社会分裂的自觉经验。如美国内战被视为“局部斗争”,“是在完善地建立起来的转运着的联邦系统内的斗争”,美国人普遍把这场论战解释为所谓的基本道德和政治的价值观念问题,将“忠诚的反对”和政治妥协视为理所当然。它还使美国人忘记了,在不可调和的原则冲突和生死斗争中,只有在用武力解决了统治权问题之后,在暴力不再是双方同样可以使用的手段之后,符合宪法的政治生活才能够盛。
马歇尔调处中,国共的看法体现了美国人对华认知的局限性。中共中央对美国的政策本来就没有太多好感,对马歇尔的调处也并不真正寄予期望。说到底共产党只是考虑到美国和世界的和平舆论才对马歇尔明显的扶蒋倾向予以容忍,而马歇尔的失败反到使共产党更加相信蒋介石国民党是不可理喻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其与之决战到底的决心;蒋介石在表面上还对马歇尔很尊敬,担心美国用援助迫使自己承认联合政府,但是当他意识到美国是不会放弃自己之后,自然没有继续和中共虚与委蛇、和谈建立联合政府的必要,决心诉诸武力解决中共的问题,以排除异党、维护自己一党训政的地位。仅仅几个月后,马歇尔刚来中国借助政协会议召开实现的“前所未有”的成功就变成了解放战争。邓野的“民国的政治逻辑是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这一论述是很精辟的,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原则性问题达成一致和政治妥协存在的前提在于双方可以放弃自己的武力、或者一方武力完全不可能挑战另一方,反之双方只会寄希望于战争而不是谈判实现目标。
6.从“无条件支持”走向“局部撤出”
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当然绝不可能总是无条件,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府利用美国依赖中国抵抗日本的态度,将美国牢牢地绑定在自己身上。当抗战结束前后,美国谋求在中国建立国共联合政府,自然会考虑用援助来交换国民政府放弃一党训政。这是一种“交换政策”,齐锡生指出,美国政府投资的同时需要让中国人相信,只有后者探取了某些具体改革行动作为回应时,才能得到美国援助。利益交换的成功与否于两个国家彼此间有无互信,而且可以在付出和回报之求得平衡,彼此都接受交易的公平合理性。
齐锡生对交换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美国人在援助中国的过程中,虽然手握海量资源,却经常要求中国政府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做出许多文不对题的行为。美国对华政策缺乏清晰的理论依据,“利益交换”概念模糊不清,领袖们常异想天开,不肯虚心勤奋地去务实求知,乃至自作聪明,还自以为是。但是从另一方面,邹谠则强调交换政策并没有被彻底地贯彻,美国不敢放弃作为中国最高领袖的蒋介石,而蒋介石反过来抵制了美国交换政策对改革政府的压力,内部问题重重的国民党政府错失了增强自身能力和廉洁性的机会,最终在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溃退台湾。
6.1 赫尔利和谈转向交换政策和失败
在赫尔利谈判时期,国共之间都不满意对方通过赫尔利提出的协议,谈判陷入僵局。在来华之前,赫尔利得到罗斯福的交代要无条件支持国民政府,但是随着谈判僵持和联合政府理想渐行渐远,美国不少官员主张逐渐转向通过与共产党人达成政治解决而使向蒋提供的援助成为有条件的援助。中国通们向华盛顿发送邮件,建议美国应该向蒋介石递交一份最后通牒,允许美国向中共送出援助来向国民党强调不打内战的重要性。虽然这些中国通大都在赫尔利的抗议下被撤走,但是国务院的远东问题专家继续主张以灵活和现实主义的政策对待各个党派,它指定的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以使用美国援助作为杠杆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同时继续把它作为对仍然得到普遍承认的中央政权的支持。施加压力的目的是促进成立一个有坚定的群众支持和广泛的代表性的政府,实现国共和解。国务院政策最终的考虑是保持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在国民政府的政权瓦解时,可以与中国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合作。
但是日本快速地投降改变了现实。随着战争的结束,国民政府大量的兵力尚且处于西南的后方,中共主力部队则在华北、华中等日本占据的地区。作为国府的盟友,美国着手支援国民政府在日占区重建它的权力,而这样做就使它日益与共产党人为敌。然而美国行使自己的权力之时,依然受到很多限制:占领日本优先权远高于帮助国府,美军又在大量复员,动用足够资源帮助国府并不容易;美国不仅避免中止了在美国监督下的一切培训国民党军队的活动,也被禁止在中国的内战中向国民政府直接提供援助。虽然其中一些限制是为了运输国军到日占区,但是实际上影响国军战斗力水平。和国民政府在军政上的问题相对,是中共实力不断增长以至于中共相信“双方实力几乎平衡”。
赫尔利在抗战胜利后的谈判中依旧展现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但是他促进国共和谈的设想被苏联所打破在战后初期,斯大林可能支持美国争取和睦、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的努力。但是斯大林支持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并不意味着他将全心全意地支持国民党、拒绝援助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意味着他将协助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政权并“无条件地”支持美国政策。苏联一开始对国共谈判的支持,很可能是对中共实力的担忧,害怕国共内战直接导致中共直接被毁灭,因此师法西欧共产党进行议会政治保存实力。但是当八路军真的进入东北后,苏军容许他们在东北活动建立根据地招兵买马防止国军进入东北,对国民党按照中苏条约接收采取抵制措施,苏军撤出东北脚步也放缓。后虽苏联迫于国际局势和中苏条约有所反复,将中长路和大城市交付国民党,但是中共从独占东北转而选择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已经在苏联帮助下站稳了脚跟。苏联继续奉行他们通常的灵活政策,在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又避免任何会导致美国加快介入的行为,而毛泽东尽管对这种谨慎感到不耐烦和烦恼,但也能理解这一点。
东北问题恶化实际上促使赫尔利谈判失败,美国政府不支持赫尔利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策略,转而努力在中国实现政治和解并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以实现这一目标。最终,赫尔利选择辞职。
6.2 马歇尔调处和交换政策的挫折
1946年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马歇尔得到美国政府的策略是:建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政府,作为交换条件,政府能够控制共产党的军队,从而达到遏制共产党的影响的目的,这和赫尔利和谈后期转向交换战略是一致的。美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展望中的美国军事援助,加上国民党对美国武装千涉所抱的希望,将会鼓励国民党政府采取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 当时采取的方案,对中共也同样施展了压力。因为如果他们拒绝美国的计划,他们就有可能面对美国站在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干预。尽管如此,美国压倒一切的目标仍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尽可能地使它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政权,对这一点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分,也是杜鲁门在马歇尔来华之前给他的使命。美国国务院对此的立场是:美国给国民政府的援助会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导致给蒋介石的“间接帮助或支持”,但这并不等于对中国事务的干涉。
美国交换政策的执行并不成功,美国政府缺乏施加压力与积极干预中国政治的手段,除了在合理限度内尽力支持蒋以外,别无其他选择。这是因为马歇尔没有打算替换蒋介石,美国没有考虑过在蒋的军队的攻势未能达到目的时,或在他的军队转人劣势时,或在军事、经济和政治危机深化到使中国政府非得依赖美国的直接支援才能生存时,就迫使国民政府进行自我的革新甚至替换蒋介石。
马歇尔调处依旧保持着门户开放以来拉拢和打压双方来促进谈判、但是不直接武装干涉策略。这是基于一种广泛的、共同的看法,即认为美国的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战争。美国拒绝承担至少在部分中国土地上继续保持国民党政权的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责任,这会违背了不在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最初决定。在史迪威危机之后,美国对中国能否很快成为强国抱很大的疑虑,美国在战后就缺乏在战争期间推动中国强大从而作为抵抗日本主力的动力,国务院不愿对必须用武力保卫美国在华利益的最低限度下定义。
美苏在欧洲的矛盾显著地影响着美国在中国不进行武装干涉的决定,美国要把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首先使用到欧洲地区,例如柏林空运和马歇尔计划,这样武力干涉中国就显得缺乏性价比哪怕在亚洲地区,日本也是比中国更重要的盟友,军方估计,若美苏开战,美国在远东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来保住日本,对国民政府的援助自然捉襟见肘;美国人还相信直接武装干涉只有在发生了苏联方面的直接的、公开的干涉或至少是大规模援助中共的情况下,才会被认为是正当的,但是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保持了表面上的中立,以至于毛曾经用“中间地带”描述中国的国际形势,美国自然缺少干涉的绝对动机。
说到根本,美国对华政策背后包含着美国对中国的“自私”的看法:美国人并不希望负担起对华责任,即或者是美国对华提供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重建国民经济,保证人民有像样的生活,及从生产中提出剩余来支持政府的问题,这些是美国想要维持一个亲美政府必须做的。即使新政府能经得起争取生存的这基本考验,一个贫穷而没有工业基础的中国,不可能构成对美国的威胁。这样的国家大概会成为它的盟国的负担,而不可能成为对美国的威胁。
6.3 美国撤出中国的反复
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后,美国有两种比较符合利益的对华战略:其一、美国的撒退应该是完全的而不是局部的,这样就能在国府遭遇巨大压力之下促使它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它有资格接受恢复了的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其二、在此期间美国政府既可以选择进一步支持自我革新的国府乃至出兵干涉,又可以看到国府没有援助价值后放弃他们,避免束手束脚。在1947、1948 两年中,美国的政策漂泊不定地移到全面援助国府和完全放弃国府两种现实主义抉择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无法认定这两种抉择中的任何一种。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后,虽然美国开始局部撤出中国,但是一定的援助导致美国仍继续被纠缠在中国,揽上了责任,结果使中共对美国的歪曲看法变得确实可信;而另一方面,却又无法使他们对美国的力量和决心留下印象,它抛弃了国民党人,而另一方面却大大地惹起共产党人的敌意。伯恩斯坦正确地支出,一方面,在中国实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就如同一项庞大的军事干预一样,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在容易产生强烈意见分歧的事件中,民主国家往往会采取一种中间立场,也就是严格地限制干涉力度,但是不放弃干涉行动本身。这是1947年后美国并没有采取两极中任何一极的现实主义策略。
冷战的爆发自然也是美国对国民党援助两难的原因。凯南遏制主义在美国决策圈的影响和国民党遏制苏联在远东的扩张的需求,虽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被美国的对华政策(日本在远东对美国价值更高),但是毫无疑问让美国不敢完全放弃国民政府。中情局在《中情局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怀疑,随着中国政府形势的日趋恶化,中国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传统的合作可能会发生动摇,因为国民政府会倾向于坚持机会主义路线以避免与苏联的直接冲突。凯南认为美国需要通过经济援助,扩大美国在国民党的影响,避免国民党完全崩溃或者完全倒向苏联,中国只有作为苏联政治军事力量的可能附庸的时候,对美国才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凯南和戴维斯对国民政府的前途非常悲观,他们在《国务院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强调“全面援助等同于公开干涉。公然介人会增加对干涉者的反抗。新民族主义的不同分支以及传统中国人的仇外力量将有可能聚集在共产党周围,而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在中国人看来则被共产党强烈的反帝主义所遮掩。美国的公开干涉,就像美国军事上增强蒋介石一样,趋于从政治上加强共产党的地位。”
面对国府日渐恶化的局势和共和党以支援蒋介石换取马歇尔计划的通过的压力,政府觉得有必要为中国准备一个方案,一方面可以挡住日益强烈的要求大规模援助的压力,另一方面则严格限制美国的责任,哪怕是支持蒋介石的共和党人也不提议美国进行武装干预,他们依照传统要求维护中国主权的完整,但是在无法撤换蒋介石的前提下不提倡积极干预国府政治。这是马歇尔不干涉主义和美国传统对华政策妥协、夹杂着凯南遏制主义的结果,形成了仅仅以经济援助为主的援华法案,这个法案不符合上述理想选择的任何一种,从局部撤退到有限援助,也注定其对中国产生不了太多的实际影响,反而将美国继续绑在国府战车上。伯恩斯坦所说,美国的政策是拙劣的、前后矛盾的,且往往是临时起意的;它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计划的产物。邹谠则认为,两党的争论只是使对华手段与对华目的的矛盾戏剧化,其结果形成的折中办法导致政策上的反复无常。
援华法案的失败促使国府狮子大开口,也让国务院比以前更不愿意再花冤枉钱了,它采取了“不插手”和“等着瞧”的政策。实际上,美国对华态度已经转向国务卿马歇尔倡导的撤退战略。尤其是随着战局的糜烂,凯南等人已经对援助国民政府胜利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最开始还希望通过有限援助避免国府彻底倒向苏联,到了1948-1949年,他们已经基本上放弃国民政府了,随着1949年3月批准NSC34/2。有关对中国大陆国民党政权的援助问题终于结束了。
美国人越发相信,共产主义控制的中国,看来不像是对美国利益的严重威胁。在决策层中,马歇尔不相信中国能很快变成强国,凯南和戴维斯对中共政权也不看好,他们认为,中共缺少管理城市的经验,而且通过社会主义以进行集体化和工业化,会对人民产生大量的负担,凯南等人不认为苏联会援助中共,那么中国是否有足够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去成功完成工业化这项如此奢侈的事业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中国的轻视心理不仅让美国支援国府的兴趣降低,也阻碍了美国撤退的紧迫感——既然中共和国府都不是美国的威胁,美国也没有急着撤退来避免惹恼中共。就算如此,到了1949年,美国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援助国民政府。
6.4 和新中国的关系
在撤出中国后,凯南为代表的很多美国政府高层已经考虑要考虑离间新政权和苏联的关系,避免新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但是,只要美国政府在国会的压力下,仍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经济援助,政府承认新中国就是个行不通的步骤。这一点在1949年后毛泽东外交态度变化展现得尤为明显。在1948年底,毛泽东尚未完全放弃中美建交的可能性,他在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中指示:挤走美国人也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与美国建交,因此做事也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比如电台所有权可仍属美方,由我代管,“将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退还”。但是美领馆牵涉进间谍案、为美国搜集情报提供物质帮助刺激了中共高层;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获悉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某种方式承认中国即将产生的新的联合政府,通过恢复与新中国的贸易,鼓励对新中国的投资等方式,分化中国现在的统一战线,努力造成新的联合政府中的反对派,以抵抗共产党。这些消息都让苏联人关于美国坚持留在东北是“别有用心”的说法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于是,毛泽东很快在1949年初强化了他对美国的敌视,他在中央会议上明确指出,美帝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通过某些右派,甚至利用特务从我们内部破坏我们。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应当不给他们这种机会,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承认美国)。这种强硬的姿态表明美国上层和新中国搞好关系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关闭中美建交的大门,但是他强调“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然而美国会完全放弃国民党吗?很明显,在1949年百万雄师渡江后,共和党人依旧在国会要求援助国民党,而执政的民主党做着新铁托的美梦。黄华和司徒雷登的接触中,司徒雷登相信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多半不会因为中共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改变、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说到底,美国被卡在中国政策、无法切割旧政权寻找和新政权和解的主要原因是两种因素的矛盾:支持中国的目标和不愿使用武力。在对新中国的关系,美国也采取了“交换政策”,希望以新中国更加“民主化”(和美国价值观更接近)作为代价,换取中美建交。然而新中国不是国民政府,不需要依靠美国的援助,只需要和苏联合作就行。
中美接触的结果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愈益提高了他们对美国阴谋的警惕性对于美国断绝与国民党关系的可能更加不抱幻想,更不可能改变对华的态度。于是,毛泽东在7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释了“一边倒”的政策:“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作为应对,美国采取了不承认的政策(尽管英国等国家已经承认了新中国)。邹谠指出,不承认作为一种政策是在国家不愿放弃一个目标,又不能有目的地使用武力来实现它的矛盾状态中产生出来的。政府不大有信心地采用了它作为临时措施,部分地是为了回答共和党的压力,部分地是为了回答毛的故意刺激西方列强的政策。
7.朝鲜战争
撤退政策确实避免了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战,因而避免了跟中共在大陆上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朝鲜战争却突然地扭转了不用武力保卫台湾的政策。艾奇逊在1950年1月的演讲中,将韩国和中国台湾划在美国必须守卫的势力之外,美国已经于1949年6月完成了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行动,“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美国寻找联合国托管朝鲜半岛的理由和美国放弃武装干涉中国的理由相仿:韩国对美国的安全是没有多大重要性的。作为武力的代替物,美国企图祈求联合国的支持,来维持她在韩国的阵地。
美国武装的退出与艾奇逊宣布韩国是美国防御圈以外给苏联和朝鲜南下的动力。莫斯科的估计是,一旦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是不会或者至少是来不及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也正是有了这种保证条件,斯大林才会同意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加上《中苏友好互助条约》让中国可以为朝鲜出战兜底。结果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韩国在战争初期几乎要被亡国。于是,在美国,舆论认为,朝鲜的进攻是苏联对美国抵抗共产党军队的公开武装进攻的决心的试验。假定美国不能抵抗,其他的局部侵略就会很快跟上,并可能导致一场全面战争。杜鲁门也感到:如果美国不能保护一个在美国监护下成立的国家,那些邻近苏联的国家的人民—不仅有亚洲的、还有欧洲的、中东的及其他地方的——将受到极坏的影响。1950年出台的NSC68文件标志着美国遏制战略的重大转变。美国遏制战略所针对的范围不再是有选择性的若干战略要点,而是遍及全球。所以,和“联合国军”干涉朝鲜战争同时的是美国第七舰队航行在台湾海峡、保持台湾海峡“中立化”。
干涉朝鲜战争的美国人怎么也无法想象新中国会出兵支援朝鲜。周恩来在10月3日召见印度驻北京大使潘尼迦,通知他,如果联合国武装部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越过边境,保卫朝鲜,但是美国政府对周恩来的警告不予考虑。美国政府相信,干涉将需要新中国在军事上作最大的努力,而且要在中国国内承担严重的政治风险,将在国际范围内削弱而不是加强新中国的实力,而且对这个政权不能带来任何真正的利益;军方一位内仁川登陆的大成功彻底改变了对志愿军对抗联合国军队的军事效力的估计,他们相信志愿军没有空军、武器一般,总体战斗力不如“联合国军”,双方战争之下志愿军会损失惨重。”既然美国官员们相信北京不自讨苦吃才是明智的,他们当然认为中国的干涉可能性很小。甚至情报机构也不认为新中国会参与战争,中情局认为苏联如果要求中国军队参战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还是会参战的,但是这会带来中国军队被苏联控制的风险,因此可能性很低。1950年9月的情报认为“中共将以更间接的方式介人朝鲜的冲突”,CIA还认为北京是苏联的“代理人政权”,既然美苏都避免在远东爆发直接冲突吗,美国人籍此相信中国不会参战。
最终,志愿军还是出兵,在前三次战役击败“联合国军”后跨过了三八线,中美最终走上直接武装冲突的道路。这标志着美国“不干涉”的对华政策的最终失败,也将中美关系推向了冰点。在美国方面,初次的失败及随后的挫折激起了对中共政权的深刻的恐惧和敌意,恐惧和敌意由于从前的对中国在感情上的牵连只有更加强烈。从此之后,恐惧和敌意就代替了传统友谊,成为美国对华姿态上的占支配地位的模式;在中国方面,美国的武装介入朝鲜和台海问题证实了毛泽东对美国帝国主义性质的批判,中国对美国的敌视也长期持续,双方直到中苏交恶、中国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才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相对的,中苏之间的真正合作是从中国出兵朝鲜以后开始的,在战争期间,中苏双方加深了信任和理解,为一五计划期间直接获取苏联的援助进行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总结
邹谠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觉醒了的中国的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跟美国的遏制政策有尖锐的矛盾,跟美国扶植亚洲的非共产主义政权的努力有尖锐的矛盾,最终导致中美长期的非正常关系。美国对中国不依靠美国就成为大国的可能性的不信任也让他们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吃到苦头。
但是究其根本,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源自于美国建立一个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和美国交好的新中国的主观愿望,和美国不愿意承担政治和经济责任、武力参与中国内政的现实能力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在美国内部表现为民主国家决策的中间道路偏好,对华政策拖泥带水、从不敢下定决心执行到底。随着赫尔利和马歇尔调停失败,传统美国对华政策采取的促进多方和谈的策略在民国的政治逻辑面前暴露出局限性,“失去的机会”从来就不存在,美国为了自己没有直接干涉的能力付出了代价。到了1949年,美国多次反复的对华政策在解放军的炮声中完全失败。
参考文献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1卷)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7卷)
理查德·伯恩斯坦《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
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1945~1950》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
齐锡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