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汪尧翀丨走向“一种批判的工艺学史”：论本雅明《爱德华·福克斯》中的技术批判
作者简介：汪尧翀，1986年8月生，四川乐山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2014-2015），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2018），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入选中组部第七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德国思想史研究，著有《规范的限度：哈贝马斯“美学”的缺场与重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于《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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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的技术批判能够为已然来临的技术时代提供何种启示，这个话题已经可以预见将经久不衰。该议题首先将一如既往地触及本雅明思想尚具争议的方面，即如何看待其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与技术思考之间的关联。本文拟从《爱德华·福克斯：收藏家与历史学家》一文出发考察本雅明的技术批判，不仅因为此文之于本雅明同期思考的独特性，而且因为现有研究尚未认真对待其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于技术思想的深刻影响。实际上，如果恰当地理解这篇文章仍未受到应有关注的核心关节，将能够把握其中技术批判的重要性，后者恰好可以用“一种批判的工艺学史”(马克思语)来加以指示。
一、被忽视的技术批判
本雅明在“福克斯论文”(Der Fuchs-Aufsatz)中表达了一种鲜明的技术批判，但尚未受到国内外学界的足够关注，究其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论题史原因。众所周知，“福克斯论文”于1937年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是受霍克海默委托之作。彼时本雅明正流亡巴黎，经济困窘。霍克海默希望本雅明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上发挥其艺术理论专长。事实证明，“福克斯论文”大获成功，不仅霍克海默对此青睐有加，布莱希特也专门写来了表达赞赏的信件。
从总论旨而言，“福克斯论文”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社会学”。通常认为，论文副标题“收藏家和历史学家”(Der Sammler und der Historiker)已显明论旨。“收藏”是本雅明持续终生的旨趣，在巴黎流亡期间，他不仅从思想上思考收藏的本质，而且开始了另一项新的收藏工作，即为《拱廊计划》作巴黎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摘录。因此，本雅明在论文中延续了关于收藏家的思考，并将之与历史学家的角色链接起来。这种链接不妨视为对收藏家形象的一种强化，因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构成了另一个更重要的议题，即批判如何打破意识形态加诸历史的连续性。
毫无疑问，本雅明已经以文化史批判的方式提出了后来在《论历史的概念》中继续展开的历史批判的核心见解。他坦率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可能毫无恐惧地看待科学和艺术的成就：“从没有哪一份文化的档案，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的档案。尚无任何文化史正确地评价了这种构造的实情，也很难奢望能做到这点。”正是这种激进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既受霍克海默的称赞，又使他在关键之处有所保留。
其二，效果史原因。本雅明笔下的“收藏家”和“历史学家”这两种形象深入人心，因为两者确实构成了本雅明贯穿一生的思想着力点，这就赋予了“福克斯论文”以一种独特的居间地位。阿伦特曾以“潜水采珠人”来形容本雅明从藏书癖到搜集引语这一以贯之的“收藏家”形象。福克斯的研究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史，囊括漫画、色情艺术以及礼仪史，急需一种处理新材料的新方法。正如有的评注者所指出的，本雅明的赞赏之举其实也是夫子自道：“创新之处在于，面对可指摘的材料，意图的表达丝毫没有削弱。这一点在图像释义、大众艺术思考以及再生产技术研究中贯彻始终。福克斯的作品在这些方面有首创之功，是未来任何关于艺术作品的唯物主义研究的组成部分。”有趣的是，这种表述鲜明的倾向性却经历了去批判化的效果史。在汉语学界，尤其随着本雅明更引人注目的作品《技术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作品》(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影响甚广的标题误译(根据最初的英译本以《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译名广为传播)，“媒介”与“意图”之间的联系容易被割裂，而“上层建筑”本身的物质性和能动性则被忽视。
另外，历史批判的议题从一开始便处于关注与争执的中心。霍克海默于1937年就“福克斯论文”初稿写信给本雅明，已专门提及他对其中历史批判的保留态度。霍克海默为本雅明批判文化概念的拜物教性质所触动，并嗅到了神学气息：“过去的不义已然发生并且结束。牺牲者确确实实牺牲了。归根结底，你的见解属于神学。如果一个人全然严肃地接受[历史的]未完成性，他就必须相信最后的审判。然而，我的思想在这方面浸染了过多的唯物主义。”本雅明肯定了霍克海默的敏锐，但无论回信还是论文本身，都并未挑明历史对象的未完成性是否真正依赖于一种隐匿的神学，由此造成了长期聚讼不休的公案。但论文所提出的关键问题，即关于历史的认知和感知究竟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之下应作何设想，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按本雅明的说法，对传统文化概念或艺术观的破坏性认知，与“技术”本身密切相关，但在目前的效果史笼罩下，技术批判的角色大受削弱。
其三，行文结构的原因。考虑到论文的委托性质及研究对象，本雅明必须在纯粹的个人兴趣和外部考量之间取得平衡，但这并不妨碍他将自己的计划投射到福克斯身上。从同期思考来看，“福克斯论文”恰好处于《技术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作品》与《论历史的概念》之间，因此我们才得以看到其中文化再生产议题与历史批判的紧密结合。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在全面评价福克斯的工作之前，不惜花费整整两节的笔墨陈述了技术批判概要。
但是，对于技术批判所要求的一种激进的文化史批判语境，解释者的态度从来都是模棱两可的。连哈贝马斯也对本雅明强调技术的破坏性力量不以为然。实际上，技术与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简单割裂开来的。技术并非一个纯然中性的外部推进器，仿佛已经造成了那些不可扭转的事实之后，人们的判断才接踵而至。对技术的思考不是替想象中的技术事实及后果收拾残局。换言之，技术批判指向的不是工具本身(例如大机器、AI等)，恰恰是工具运用于再生产环节的知识前提。而这些知识前提的运作视野，又反过来影响着社会再生产。马克思遵从其时代的说法，将这种生产性的知识前提在自然科学中的分解称为工艺学。只有遵从这条线索，才能够理解“福克斯论文”中的技术批判何以同时对抗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这两种权威性的意识形态。
二、作为技术批判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批判
一言以蔽之，本雅明认为，历史主义坚持过去的永恒性及连续性，实证主义坚持自然科学的唯一有效性，因此分别是精神科学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形而上学。就此而言，历史主义批判是对“历史”的去先验化，实证主义批判则是对“自然”的去先验化，两者的合题技术批判则是对“技术”的去先验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技术为文化的生产、传播及存续所提供的再生产模式恰恰粉碎了历史主义的文化史迷思。而技术及其社会运用的知识前提又必须在破除了实证主义的禁锢之后，才能够得以正确理解。本雅明正是据此在“福克斯论文”的前两节展开了两种批判。
其一，本雅明的历史主义批判根本上针对理解“过去”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批判根本上是朝向过去的；若“过去”的罪责得不到清算，“未来”也不过是老调重弹。真正的未来维度只能在过去和当下所交织的批判性语境中才能获得讨论的前提。本雅明引证恩格斯的观点，后者在致梅林的信中发挥了马克思的思想，认为诸如政治、法律、科学乃至艺术、宗教等意识形态部门实际上并不存在“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连续性、封闭性以及完成性只是纯思维领域中的形而上学的“进步”幻象。与既往史学研究的冷静、超然不同，本雅明强调“忧虑”才能引导研究者从事辩证的史学研究，后者才“意识到这一个过去的碎片与这一个当下的碎片恰恰共在其中的批判性星丛”。这个说法明显呼应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著名开篇，悲剧与笑剧的对照所反映的一种认识要求，即舍弃对历史的“静观”(Beschaulichkeit)。本雅明据此区分了历史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各自的特征，一在于“史诗要素”，二在于“建构要素”：“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放弃历史的史诗要素。历史对他而言成了建构的对象，这建构所产生的不是空洞的时间，而是某个时代、某种生活以及某个作品。”同时，两者不同的特征决定了处理历史经验的不同视角：“历史主义意味着过去的永恒图像；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关于过去次次皆独特的一种经验，后者的前提是以建构要素去瓦解史诗要素。历史主义束缚在‘曾有一次’之中的巨大力量，在这种经验中得到了释放。凭借历史激发出每个当下皆新的经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因此，它求助于当下意识，去炸开历史的连续性。”
必须指出，本雅明反复提及史诗要素，正是回应卢卡奇早年历史哲学援引的史诗形式，后者借道黑格尔思想，意指历史总体性。正因如此，本雅明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理解视为可理解事物的“后世生命”(Nachleben)，直到当下仍能感触其心跳。虽未言明，但“后世生命”概念恰恰暗中针对卢卡奇视历史为“骷髅地”(Schädelstätte)的末世神学隐喻，这一点完全为阿多诺所领会。“后世生命”预设了历史的未完成性，认为当下与过去所聚合的、从历史连续性的假象之中炸出的瞬间，包含了真理的认知要素。因此，收藏家实际上就是旨在把握历史事物之“后世生命”的历史学家，同时，“收藏/搜集”就是把具有“后世生命”的历史事物从过去挑出来的技术。“后世生命”打开了一种批判性的解释学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主义批判为技术批判提供了最关键的历史哲学前提。
其二，本雅明的实证主义批判则更多地指向了技术的实践。在“福克斯论文”的第二节，本雅明从唯物主义教育的角度攻击了诸多社会主义理论家关于自然科学之于无产阶级的功用问题。他重点引述了科恩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就教育问题的争辩：“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拉萨尔式教育理想的可贵之处在于思辨哲学，而非[供奉哲学的]神龛……两人越来越强烈地……被引向自然科学……，事实上对于一个总想着机器运转的阶级来说，也可以直截了当地将自然科学称为科学，正如对据有财富的统治阶级来说，所有的历史事物都不过是其意识形态的既定形式。”这表明，实证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就在于将“自然科学”普遍化为“科学”，由此赋予“自然科学”以绝对正当的价值。
在本雅明看来，不论是从圣西门到普福，还是从倍倍尔到恩格斯，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都未能摆脱思辨哲学的重要遗产。本雅明尤其提及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著名论点，即技术的进步将彻底驳倒康德的“自在之物”。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事物之谜一旦能够通过实验和工业等技术实践活动揭示出来，就不再是玄妙的“自在之物”。就此而言，实证主义的哲学内核也可以看作对“自然本体”(die Natur-an-sich)的信奉，仍是一种思辨的形而上学。换言之，实证主义所坚持的唯物主义将“物质”或“自然”重新确立为统一世界的原则，而这条辩证法的还原之路恰恰只是再一次颠倒了黑格尔头足倒立的辩证法，相当于将“自然”重新形而上学化，即将“历史”重新自然化。从实证主义出发，技术仅仅是依据科学规律对“自然”还原及分解的自然科学手段，是增强人之自我力量(而非人与自然“和解”)的外部手段。
因此，本雅明看到，自然科学若想满足恩格斯的角色要求，就必须成为技术的基础，然而“技术确实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构件(Tatbestand)，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构件。因此，技术迫使我们审查人们尝试在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之间建立起来的实证主义的、非辩证的区隔。人类向自然的提问取决于其生产状况。这一点反映了实证主义的失败。实证主义在技术发展中只承认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不承认社会的倒退。实证主义没有看到，技术的发展决定性地取决于资本主义”。换言之，实证主义通过对技术本质的纯自然科学化，遮蔽了技术的历史维度及其资本主义运用，而后者实际上也属于作为活动的技术“本质”的有机组成部分。本雅明由此看到，整个19世纪的意识形态特征恰好源于“对技术的错误理解”。
霍克海默曾对上述洞见大加赞赏，视之为整篇论文最具价值的部分，认为其“阐明了19世纪意识形态的广阔领域”。因为，技术在19世纪欢欣鼓舞地发展，直到20世纪才结出恶果，其破坏性最终释放于战争之中。实证主义在科学理解中遮蔽了技术的破坏性力量，正如历史主义在历史理解中遮蔽了历史的倒退，两者皆成为资本主义的权威意识形态。换言之，在资本主义鼓吹技术只会带来社会进步的地方，本雅明深刻地觉察到了一种早已发生的失败。但他并非一名技术悲观主义者，并非要呼吁去技术化或某种浪漫主义的回归，而是要揭露技术具有破坏性的一面。总之，“福克斯论文”中的技术批判，不仅是对文化的生产、传播以及存续受技术条件变迁影响的思考，还是对技术本身的社会运用的知识前提的思考。技术及其产物，体现的仍然是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
三、朝向“一种批判的工艺学史”
本雅明的技术批判因其独树一帜而备受关注，但与马克思“工艺学批判”之间的具体关联，仍少有研究者关注。实际上，本雅明的技术批判无论从主题还是方法上都直接受到马克思有关“工艺学”(Technologie)的批判思想启发。近年来，国内学界已有敏锐的学者提出重构马克思的工艺学批判，以便恰切理解当下技术时代中新技术(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文化哲学革命。这种呼吁恰逢其时，因为马克思当年撰写工艺学批判史的设想，在劳动资料发生更加剧烈和深刻改变的今天，无疑对急需重新理解的社会关切具有重大意义。刘方喜依据马克思工艺学的相关文献指出，马克思工艺学批判的完整命题是“工艺—生产力—生产关系革命构成完整的三层结构”。这三重结构实际上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别在技术、经济以及社会和批判三个层面上的表现。换言之，工艺学批判的完整命题，实际上思考的是技术作为人类活动在历史进程中的完整形象。
众所周知，《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是马克思“工艺学批判”的重要文献。实际上，本雅明理应对这部分内容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一文的第八节反复引用了这部分内容。本雅明在这里谈到技术迫使人的感官接受复杂的训练，认为马克思关于流水线工人的分析鲜明地揭示了这一点。可以说，本雅明先于其同时代人，洞察到工艺学批判在文化历史领域中的巨大潜能。但略显遗憾的是，后来不少研究者并未延续本雅明的思路，更看重的是工艺学“分析”，而不是工艺学“批判”——有趣的是，前者恰恰对应于“福克斯论文”所批判的那种一般的“文化史”概念。
为了阐明本雅明对马克思工艺学批判思想的创造性吸收，我将集中讨论《资本论》卷一第十三章的一个关键注释，马克思在其中正式提出了“一种批判的工艺学史”(Eine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设想。为了更好地凸显本雅明技术批判主题与该注释主题的亲缘性，不妨将后者分解为三个部分进行讨论。我认为，这个注释不仅已经包含了“福克斯论文”中历史主义批判和实证主义批判的基本大纲，也已提示了本雅明晚期文体实践(批评实践)的方法论。
其一，“批判的工艺学史”构想包含了一种历史哲学，提示了历史主义批判的基本立场。马克思在注释中开门见山：“如果有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批判的工艺学史]，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毫无疑问，马克思关于“一种批判的工艺学史”的设想是纲领性和基调性的，其所切中的与其说是18世纪的技术状况，毋宁说是现代技术的基本精神，即不仅是技术起源，也是技术运用的开源性与社会性。马克思强调技术并不能仅归功于“某一个人”(天才人物)的突破，也要归功于经验的大众累积，打开的是一种对历史的批判性还原视野。如果大众不曾得到技术的福祉，便应该到社会的异化中去寻找原因。提及维科的人类史观点恰恰是为了阐明，阻止人们批判性地面对“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社会力量”同样是人类自身的创造。异化就意味着人无法理解自身类存在的产物，因此无法理解自身作为类存在的本质及目的。31马克思所提出的工艺学史的批判总纲，几乎原封不动地为本雅明所承袭。本雅明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因其历史视野，有必要为科学和艺术的成就而感到惊恐，因为“它们的存在不仅归功于伟大天才的辛劳，而且也或多或少归功于与这些伟大天才同时代人的默默无闻的劳役”。
其二，“批判的工艺学史”也包含了实证主义批判的基本诉求，虽然这个注释看似对之着墨不多：“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内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这里提及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代表，主要指德国动物学家福格特、德国医生毕希纳以及荷兰生理学家摩莱肖特等人，他们试图以无神论和自然科学来教化民众，以达尔文主义来解释社会发展。恩格斯曾尖锐地指出“这种唯物义主在理论上同18世纪的唯物主义几乎完全没有差别，它胜于后者的地方主要只是拥有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的材料，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这反映了当时德国自然科学领域中旧形而上学的回潮，显示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没有正确对待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划时代思想。
当然，马克思对工艺学的界定，首先也脱离不了把握自然科学在具体大工业生产中的实际表现：“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中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但关键是，马克思并未简单地停留在工艺学分析的层面，即仅仅将工艺学视为对一个中性的、客观的技术过程的分析，而是前进到工艺学批判的社会事实层面，认为现代工业具有革命性的技术基础，引发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变革，从而导致工人阶级日益和最终的贫困。如果工艺学本身仅接受自然科学的态度而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视若无睹，便陷入了一种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换言之，马克思已经把握了技术基础的进步可能导致社会的退步，这一点也正是上文论述过的本雅明实证主义批判的核心立场。
其三，“批判的工艺学史”提示了本雅明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在长注释中，马克思也专门谈及了唯物主义研究方法论问题：“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
马克思所说的工艺学实际上已经是批判的工艺学，旨在揭示“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根源在于人与自然所缔结的交换关系，即自然的历史化进程之中。因此，马克思要求不从“观念”出发，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凭借意识形态制造关于宗教的虚假意识，由此扭曲意识与现实的基本关系。换言之，从“宗教幻象”出发揭示其所反映的“世俗核心”意义，未必是真义；不先抓住“世俗核心”的准则，当然就无从判断宗教幻象的实质。相反，马克思要求回到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之中推导出其“天国形式”，即抽象的宗教教义。这样，宗教教义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就被揭示出来，同时，宗教的实质也就得到了澄清。如果从“技术”最广泛的意义来说，这种科学的唯物主义方法，确实可以称为“一种批判的工艺学史”，或者说，这种对某个时期的现实生活关系的研究，确实可以称为“史学”(Historie)。
我认为，如果充分考虑本雅明的文体转向，尤其是考虑“福克斯论文”同时期的《拱廊计划》，就不妨也将本雅明的研究设想视为“一种批判的工艺学史”。1928年出版的《单向街》正是本雅明对自身所处社会生活之细节的历史细察。虽未言明，但这种谋篇布局已经透露出了明确的史学意味。随着本雅明着手《拱廊计划》，雄心勃勃地要把握19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他也越发注意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问题。属于这个计划一部分的波德莱尔论文，便尤其见证了他这一期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本雅明在《拱廊计划》的“方法论片段”中提出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思考：“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理解历史就必然要求以牺牲历史的直观性(Anschaulichkeit)为代价吗?或者怎样才能将直观性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实施相结合?”值得一问的是，这里的“历史的直观性”难道不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历史进程”或“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吗?本雅明的辩证图象的思路，不正是从这种历史的直观性出发，而试图把握整个19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的观念形式及秘密吗?限于论题及篇幅，暂不作更详尽和具体的比较研究。但不妨先行回答的是，本雅明在此孜孜以求的历史唯物主义无法回避的方法论要求，不恰恰朝向了“一种批判的工艺学史”吗?
余 论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考虑到“福克斯论文”的原初意图及其思想史位置，一门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理论也应包含在“一种批判的工艺学史”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恰恰是“一种批判的工艺学史”的牵引，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获得了完全不同以往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当然，本雅明对此已经做了有效的尝试。要厘清这一点，则需另行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