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波伏娃一起成为自己

• 由第二性所知

运气爆棚经由鉴书团抽到斯凯·克利里的新书《如何成为自己》试读。虽然上架建议为：哲学/文学，看似厚重的书本，却意外的好读，文字轻盈，理论清晰不深涩。 全书伴随着对波伏娃作品深层次的解读，选择性地聚焦了与作者的个人经历，以及当下社会现状息息相关的主题和策略，展开书写。分为：“成长岁月；境遇；实现自我”三部分。

借由波伏娃的《第二性》，斯凯·克利里将我们引入“成长岁月”中的“存在主义的基础建设”。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论述的主旨由两个要点贯串起来，其一是大家所熟知的这句话：“女人不是天生命定的，而是后天塑造出来的。”女人之所以在各方面不如男人是由文化、社会造成的，也就是说由这些男性建制造成的，让主宰各方资源的男人制约了女人成了“第二性”。

《第二性》涉及的学科之广，涉及了各门与人之存在息息相关的人文学科，诸如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唯物论、文学、宗教等等，她从这些主要由男人创新的知识、理则、想象来查验潜藏在两性关系层的宿瘤，而这些宿瘤正是造成女人成为“第二性”的根由。

另一个要点便是承此而来的：在这样的历史错误下，产生了对女人的定位是“他者”——绝对的“他者”。

“在波伏娃看来，这个将人他者化的过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对立性来定义人本身，深刻反映了人性。他者化在不同出身、种族、宗教、能力、阶级、年龄和性取向的人之间不断发生，并不断发生。”

• 我们身处在一个满是各种别人已经创造出意义和结构的世界

我们身处在一个满是各种别人已经创造出意义和结构的世界，“不光是女性，一些男性同样面对着类似的困境。”

“我们被抚养长大的方式塑造着我们对如何追求并抵达真实的理解，因为共同的人类历史、我们被设想的命运和各种障眼法都决定着我们年少时光，巩固着有我们被允许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被禁止做什么的观念。”

尽管我们无法打破所有的障眼法，我们仍然必须为了真实而斗争。

回归到第二部分“境遇”中，由友谊；爱情；婚姻；母亲；变老；死亡六大主题展开叙述。

“对波伏娃而言，友谊不仅仅是可能的、重要的，也是开启真实之门的钥匙。”

在真正的友谊中不光需要确认自我，也需要确认关系中的他人，我与他人同样存在且互相确认。在我个人的体验中，真正的友谊可以保存自我真实的内核与边界，能够提供心灵以动力和抚慰，减少受到外界的伤害与影响，也能够在良性的关系互动中提供更深层次的思考。

“我们需要认可彼此是自由的主体，以便为我们的存在奠定基础，并更好地了解自己。存在主义友谊的核心，是一种互惠互利、相互协作、富有建设性的关系。”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写道：“真正的爱必须建立在两人将对方视为自由的人的基础上。”

同友谊一样，真实自由的不被“他者化”是所有真实的良性关系的模板。但亲密关系由于太过亲密往往容易模糊人与人的边界感，在爱情中有太多诱惑让人们彼此囚困。

“友谊意味着创造一段基于主体间性（确认对方是与我一样存在）、相互性，平等与柔情蜜意的关系，不把对方当成所有物，当爱人之间克服了权力的游戏，便拥有了更深刻地建立联结的机会。真正的爱情需要相爱的人接受一段关系里必然存在的不确定性、差异性、区隔，以及自由。”

在波伏娃看来人们总是想把爱情这一自由的造物变成婚姻这个极不自由、总体而言也缺乏创新的东西。她将婚姻视作碰运气的事，“她的悲观态度部分源于她相信婚姻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最赤裸的表现（两个人相遇，分别奋力占领统治地位，一方征服另一方，形成“主仆关系”。“对黑格尔而言，想走出这种关系，需要一段成熟的、团结一致的爱情，它是一种结合体，里面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是这一生命体的有机体组成部分。”

婚姻中不平等的根基存在是因为在职业、育儿、家务这些方面仍有普遍的不平衡。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几千年来塑造的身份认同，“使得女性屈服于男性，而男性屈服于社会，男性被引导进入经济供养者的角色，被逼迫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因此女性的解放如果没有男性的觉醒来配合，只能说路程走了一半，所以波伏娃在《第二性》最后更进一步点出男人与女人应该切切实实携手建立“友爱情谊”，让两个性别不同的自由意识彼此认可、接纳，互相支援，让人类的存在不是以对立、冲突为导向，而是建立在彼此合作的团结、友谊之上的一种“共存”（并借用了德国哲学家海德尔mitsein之概念），以求两性关系更为平等、和谐。

• 成为母亲是选择不是人生

让一个人成为母亲的，是选择成为母亲这一行为，而非通过生理构造。

“做母亲是危险的，波伏娃写道，因为责任重重地压在母亲身上，使得做母亲这件事成了一种奴役形式。压迫的诡计之一就是让人认为被压迫者的处境是天经地义的。女性会因为抱怨而遭到批评，到哪里都是如此，而假如她们对苦难忍气吞声，她们的坚忍就会被当作一种美德被人称道。”

东亚母女关系近几年来一直成为热议。过度关心孩子的母亲们，或许并非是缺乏边界感的控制欲，而是缺少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作为抚养者和被抚养者，母亲与女儿之间通常有关于“自我”的争夺拉扯；加之，整个社会隐蔽的“厌女”。

单一的评价维度，单一的人生路径，低容错社会里的保护机制，让人天然地将“少走弯路”与“好的人生”划等号，造成必须“成功”必须“成家”必须“育有后代”的压力。

以爱之名的贬低和打压，否定变为“为你好”式的鼓励，不容置疑的沟通方式，东亚母女关系，因种种因素变得复杂。

母亲处境越艰难，越难以分清自己与女儿“自我”之间的界限。因为牺牲太多，期待太多，所以不自觉地，把对世界的焦虑、情绪、价值观，不加选择的，甚至添油加醋地，一股脑强加给女儿。

“波伏娃提出，父母和成熟子女之间的关系的核心是友谊，做真实的父母，认可孩子的主体性，并帮助他们成长，做父母是一场有计划的退场。”

在不时以冷战为表现的“婚与不婚”的长达十多年的拉锯战中，母亲妥协性的默认了我选择的生活方式，并尝试构建以自己本体性为主的老年生活。

• 尽管会变老与死亡，实现自我永远不晚

“波伏娃观察了变老这件事从我们身上夺走自主权的诸多方式，包括我们日渐衰弱的身体，以及社会代替我们定义老年的方式。”

“波伏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关年龄歧视的解释。她用“存在”和“实践”这两个术语来分析这种歧视。成年人几乎都是实践性的，也就是说，在创造，在超越，在有意地朝着特定的目标迈进。老人被视作“存在的”，也就是，他们大多为固有存在所困，没有力量，没有计划，被牵引着走向死亡。年岁越大，过去就越多，未来则越少，在他人看来就更固定成型，潜力也愈加有限。”

在东亚家庭，大多数老人依旧受困于家庭，为子女承担着育儿工作。

解决认同危机，确认本体性是将老年时期开启走向更深刻的真实性的可能性的方法。如自驾游阿姨苏敏，追寻真实的自己永远不晚。波伏娃鼓励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不断重新开始生活，去面对我们所有的明天。

在男凝和固有的社会结构下，做真实的自己需要一点反叛，也需要确认自己的本体性，除去妻子/母亲/女儿外，我们是谁。现下以女性主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与电影逐渐变多，女性在努力发声、唤醒、觉醒。在现代性即将无处可去的境遇里，正视“内心之火”破除一些“幸福”的假象，去学习，去好奇，去追求真相。

“不是为了反叛而反叛，而是因为我们所具有的超越性的自由给了我们力量去积极乐观地融入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