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化污名化的来源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曾经盛极一时、跨越亚非鸥三大洲的帝国，留给当今世界的政治影响可谓丰厚，对于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更是如此。当“巴尔干化”逐渐成为一个贬义词存在时，我们总是不禁追溯，是什么让东南欧的这一隅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宗教、民族的撕裂迄今仍然在巴尔干半岛（南联盟、前南斯拉夫地区）上演，这种历史的“馈赠”如果要追根溯源，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一定是逃不开的。这本由匈牙利学者写就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南欧》正是聚焦于此，以古鉴今。

全书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东南欧的历史进行了分时间段分领域的介绍，并且引入了纵横交错的网络化描述奥斯曼治下东南欧个体的定位。这一精妙的比喻能够让读者迅速把握住其治下后期东南欧与欧洲地区尤其是西欧差距产生的原因。在不必过度强调工业革命背景下，让读者迅速理解了资本主义萌芽、市场萌芽无法在东南欧壮大，地区经济日益落后的根源。从这一点看，本书无疑是成功的。

从对比的角度看，本书无疑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思路。在全书最终章结论部分，也将奥斯曼帝国同中华帝国进行了对比（与奥斯曼帝国逐步发展这一过程大抵同期的是中国明朝）。当然，作者以西方帝国史观来看，二者均有些“不可理喻”。在缺乏共同民族、共同宗教信仰的情况下，东方式的帝国竟然可以存在甚至对西方腹地欧洲产生影响，在作者看来颇难解释。事实上，“帝国”这个称呼本身即带有西方色彩。宗教信仰是西方帝国早期形成与稳固的推动原因。然而反观东西交界之中的奥斯曼帝国，显然其目的不在于宗教信仰的征服，而在于土地、人口生存环境的征服。可以理解为夹缝中求生存的不得已之举，最终反倒成就了一番功业。而作为更为纯粹的东方帝国，中华帝国的性质则是建立在长期因农耕—游牧对抗而形成的“华夷之辨”身份认同，进而通过血缘扩张、兼收并蓄成为了东方帝国的根基。这种身份认同无形成代替了宗教成为了新的信仰。

和西方、东西交界中的帝国不同，东方帝国不仅在意控制地区的多寡，同样也在意对控制地区的控制权和经营能力。“职业奥斯曼”阶层的出现表明奥斯曼帝国的首领苏丹承担的更多是军事、外交职能以及宗教首领之职，军事、外交职能意味着苏丹并不一定居于政治中心，但是一定要在扩张第一线；宗教首领则赋予了苏丹对职业阶层的生杀予夺大权。即使在并不强调单一伊斯兰信仰的奥斯曼帝国，宗教之间的排序也是必然存在的。而苏丹作为居于顶尖的伊斯兰教首领，意义自然不言自明。反观东方帝国中的“皇帝-文官架构”，文官尚有法律权利，并非生杀予夺。皇帝本身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居于政治中心，需要亲自执政。因此管理的职责被凸显。在有限范围内的治理难度并不比持续扩张领土低。这些决定了奥斯曼帝国的夹缝特性。

和所有非民主政体一样，奥斯曼帝国也不可避免的面临继承人。因为其特殊的网格性，奥斯曼帝国的继承人问题往往更为严峻。对于继承人的要求不仅是对其个人的斟酌，更是对未来与之相配的职业奥斯曼阶层的考量，多重目标之下自然难以实现持续优化。基于上述原因，帝国的衰落不可避免。帝国后撤的政治遗留自然不能完全称上绚烂的“遗产”。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东南欧地区留下的是更为复杂的信仰关系和民族关系。残破渔网网住的鱼儿们并无脱身之术，猛烈挣扎之下，这片地区的动荡难以避免。同时这片地区依然面临向西还是向东的问题。夹缝之中的巴尔干化，显得更加难以确定。在地缘政治局势依然部不明了的当下，回望奥斯曼帝国留下的遗产，或许能够找出一些思路避免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