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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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从来都不是真实世界的特征。复杂与我们对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感受如影随形。
遭遇《复杂——诞生于秩序与边缘的科学》这本书本身就纯属偶然：我正在写一篇论文，想参考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有关国家政权建设的论述，但手头的译本是98年的。隐约记得仿佛有新译本出版，就上网搜索有关信息。不知怎么（很可能是因为某篇文章的某个注解）就连上了“正来学堂”的“读书会”。那些被读的书我大部分至少有所耳闻，只有《复杂》一书看来很陌生。想来它既然有与那些好书并列的荣幸，大约也值得一读。刚好有个网站有电子文本，就载下来了，当时也没看。之后某个晚上想随便看点什么吧，就翻到了它，——出乎意料地好读：这本书与其说是学术专著，不如说是报告文学，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爱看故事的我，很顺利就进入了桑塔费研究所的世界。
桑塔费研究所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看到：
“大自然中的许多事情确实不是线性的，这包括使这个世界充满趣味的大多数事情……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被裹罩在一张充满刺激、限制和相互关系的巨大的非线性大网之中。一个地方小小的变化会导致其他所有地方的震荡，就象T.S.艾略特所说的那样，我们无法不扰乱宇宙。整体几乎永远是远远大于部分的总和。”（第7页）
正因为整体几乎永远是远远大于部分的总和，所以，仅仅知道决定这个世界的几条简单规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可能根据这几条简单的规则就重构整个具有丰富细节、无穷可能性的真实世界。简单的规律和决定论只存在于受控的实验室，统治着真实世界的，是随机、是偶然，是复杂；——当然，我们在社会生活比在自然界更容易发现随机、偶然和复杂。
传统科学理论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穿透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里充满偶然和随机性的复杂表象，找到具有必然性和稳定性的简单规律；而复杂性理论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恰恰相反：研究简单的要素、简单的动力如何产生令人震惊的复杂结果，即“几条简单的规律是如何产生整个世界变幻无穷的行为表现的”。（第209页）。
于是，在复杂性理论中，历史充满了偶然，当下永远处于不确定性中，而未来就等于新奇：现存的时钟为什么流传下来而逆向而转的时钟消失了？公路上为什么要靠右而不是靠左行使？世界通行的电脑键盘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排列？……这里，没有什么“优胜劣汰”，甚至也不必然是“适者生存”，也许只不过是“生存者生存”而已。
《复杂》一书中提到，遗传学家里查德·列文丁曾经将世上的科学家分为两类。第一类科学家把世界看作是均衡的。如果有某种不合时宜的力量在某一时刻将整个系统略微推离了均衡点，他们相信这个系统仍然会回归到均衡点上来。这类科学家被称作“柏拉图派”，因为雅典哲学家柏拉图曾声称，我们周遭这个不尽完善的世界不过是尽善尽美的“原型”的各种影像而已。而第二类的科学家则把世界看作一个流动和变化的过程，看作同种物质以无穷无尽的不同组合不断循环往复。列文丁把这些科学家称为“赫拉克利特派”。比柏拉图几乎早一个世纪的赫氏正是因观察到“你踏入同一条河，但流过的却是不同的水流”而著称。（第470-471页。）从事复杂性研究的桑塔费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无疑是属于后者，因为他们关注的是这个世界永远流变不居的一面。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用柏拉图式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了，突然有人给我们换上了一幅“赫拉克利特牌”眼镜，当然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复杂性理论对不屈不挠地趋于混乱而不是秩序的力量的强调、对偶然因素所带来的最小不确定性居然会令整个系统的前景完全不可预测的强调，也正是因此而拥有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以众所周知的蝴蝶效应为例，当我们知道东南亚那一场海啸可能源自北美洲某只蝴蝶某一次翅膀的振动——用《复杂》一书的语言来说，“蝴蝶翅膀扇动朝左一毫米也许会整个改变雷暴雨的方向”（第二章）——时，我们能不惊叹吗？以化约和还原为特征的传统科学理论，视这些敏感到不可思议的关联为可以忽略的偶然现象，根本不会去尝试以它们为研究对象；复杂性理论却将这些一直被忽略却真实发生着的关联拉到了视野的中央。
不过，在我个人看来，复杂性思想中最引人入胜的，还是有关复杂系统的部分，因为其中一些观点与社会科学领域里某些当代思潮有着惊人的相似。
各个组成要素以各种方式不断地相互作用，并且根据这种相互作用而不断自我调整，在这种相互作用和自我调整过程中，作为整体而产生了自发性组织，这就是所谓的复杂系统了。桑塔费研究所的科学家（荷兰德）认为，这种复杂系统“在自然界，包括人脑、免疫系统、生态系统、细胞、发展中的胚胎和蚂蚁群等。在人类社会，这样的系统包括文化和社会制度，比如政党和科学社团。事实上，一旦你学会了如何辨认这些系统，这些系统就变得无处不在。”（第491页）
这样的复杂系统当然也包括了经济体系。在社会科学领域，早已为人所熟知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说的也正是：人们在力图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的过程中，通过无数个人的买卖行为，无意识地形成了某种经济体制。在当代，哈耶克更借助自发秩序概念，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在社会领域，秩序是行动者人为但非设计的结果；以及要想根据某种完美规划而全面建构一种社会秩序是“致命的自负”。（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 Hayek，Fatal Concei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显然，如果相信复杂性，我们会更容易接受对自发秩序的哈耶克式推崇。问题是，承认复杂性与仅仅承认人类的预测、控制能力有限，是两种不同的立场：哈耶克及其追随者们，基于有限理性而反对过分信任人为设计的建构论；但他们推崇“看不见的手”，认为那就意味着“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复杂性理论的逻辑却不是这样。由于复杂性的存在，我们就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人为设计和自发秩序哪一种更优越：人为干预的后果固然是无法预知的，但不干预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复杂性理论什么也不会推荐，它不会给出任何关于未来的承诺。
《复杂》一书也指出，在复杂系统中，组成要素自我调整的过程与要素间相互作用过程同时发生；而这就意味着，讨论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均衡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这种系统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均衡的状态，它总是处在不断展开，不断转变之中。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总的特点就是永恒的新奇性。（第197－200页）
但是，常识告诉我们，春生夏长这样的规律是存在的，银河系、植物、动物和大脑这样的结构和秩序也是存在的；——虽然这一点在社会领域远不如在自然界那么清楚。于是，第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偶然和不确定性的、如同一团乱麻的破碎世界中，秩序和结构又是如何可能的？
《复杂》一书说，“这个问题比听上去要难以回答得多，特别是当你考虑到，这个世界的总趋势是走向腐朽。铁会生锈、倒下的树会腐烂、澡盆里的热水会渐渐降温，一直降到与它周围的东西同样的温度。自然界好像对解体结构，把事物搅和成某种平均水平，要比对建立结构和秩序更感兴趣。”（第29页）复杂性理论并不回避这个难题，只是尚未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似乎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直觉认为：即使无法解释，也不能走到否认秩序和结构存在的极端。理由很简单——秩序和结构在我们周围显而易见：倒下的树虽会腐烂，但同时也有新的树木不断生长起来。
也许是出于对这种直觉的尊重，复杂理论最终并未走上否认结构和秩序存在的极端，而是将秩序和混沌融入某种特殊的平衡，这种平衡点又被称为混沌的边缘，“是一个系统中的各种因素没有真正静止在某一个状态中，但也没有动荡至解体的那个地方。混沌的边缘就是生命有足够的稳定性来支撑自己的存在，又有足够的创造性使自己名副其实为生命的那个地方；混沌的边缘是新思想和发明性遗传基因始终一点一点地蚕食着现状的边缘的地方。”（第5页）
紧接着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处于“混沌和秩序边缘”的复杂世界里，如果一切都在流变，永远都是新奇，那么我们还能够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它？
归纳不行，因为在永远流变不停的复杂世界中，千万年来太阳都从东方升起也不能保证明天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演绎更不行，它从一个总是会达到均衡的完美世界出发，与永远在生长中的混沌世界格格不入。也许类推可能？可是类推假定了新旧经验的相似性，这与新奇恰恰相反。
面对此困境，《复杂》一书借科学家们的嘴宣称：“科学的实质在于解释”（第13页），而桑塔费研究所的作用是“帮助我们观察这个永恒流动的河流，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目之所及”（第九章）。桑塔费研究所的学者们相信，他们与具有匀称优美结构的古典经济学和物理学的不同是他们在直面“复杂的真实世界”（第4页）和“世界的本来面目”（第13页）。简单说来，《复杂》一书认为，复杂性研究的意义不在于预测或控制，而在于揭示被掩盖的真相。
这种说明是极有必要的。因为传统的科学研究以预测和控制为目标，而复杂系统的流变和新奇特性使得控制与预测不可能，所以复杂理论必须给自己设定与传统不同的目标以适应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但是，如果科学只是解释，那么人类有多少种眼光和头脑，世界就可以有多少张面孔。因为人眼中没有什么“世界的本来面目”，人头脑中的真实也不可能是能剥离一切主观性的“客观”真实。换句话说，如果复杂理论中的不确定性是一种“解释”，那么传统科学观下的均衡为什么不是另一种“解释”呢？在多种解释共存并且相互冲突时，如果不用预测和控制作为淘汰某些理论的标准，我们又如何做出取舍决定呢？
这种取舍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会带来改变世界的后果。无论愿意与否，学者们的理论是有社会影响的。从根本上说，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学者们也是“深深陷在这个世界之中”的行动者。复杂性理论在美国格外受攻击说明了这一点。而《复杂》这本书所描述的、研究复杂性的学者们为了发表文章、获得承认、争取资金支持而做的一切，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谈及古典经济学范式时，《复杂》一书说，“就像某个赌徒曾经说过的那样，这游戏也许是个骗局，但这是全城唯一的游戏”（第5页）。复杂性学说正试图提供另一个游戏。什么能保证它不是一个新的骗局呢？我们无法确定。
也许，在一个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时代，我们可以确定的只是：斯宾诺莎式的自信与雄心――他曾宣称：“之所以说一物是偶然的，除了表示我们的知识有了缺陷外，实在没有别的原因。”（ 斯宾诺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0页）――正在离我们远去。
2006年4月
遭遇《复杂——诞生于秩序与边缘的科学》这本书本身就纯属偶然：我正在写一篇论文，想参考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有关国家政权建设的论述，但手头的译本是98年的。隐约记得仿佛有新译本出版，就上网搜索有关信息。不知怎么（很可能是因为某篇文章的某个注解）就连上了“正来学堂”的“读书会”。那些被读的书我大部分至少有所耳闻，只有《复杂》一书看来很陌生。想来它既然有与那些好书并列的荣幸，大约也值得一读。刚好有个网站有电子文本，就载下来了，当时也没看。之后某个晚上想随便看点什么吧，就翻到了它，——出乎意料地好读：这本书与其说是学术专著，不如说是报告文学，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爱看故事的我，很顺利就进入了桑塔费研究所的世界。
桑塔费研究所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看到：
“大自然中的许多事情确实不是线性的，这包括使这个世界充满趣味的大多数事情……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被裹罩在一张充满刺激、限制和相互关系的巨大的非线性大网之中。一个地方小小的变化会导致其他所有地方的震荡，就象T.S.艾略特所说的那样，我们无法不扰乱宇宙。整体几乎永远是远远大于部分的总和。”（第7页）
正因为整体几乎永远是远远大于部分的总和，所以，仅仅知道决定这个世界的几条简单规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可能根据这几条简单的规则就重构整个具有丰富细节、无穷可能性的真实世界。简单的规律和决定论只存在于受控的实验室，统治着真实世界的，是随机、是偶然，是复杂；——当然，我们在社会生活比在自然界更容易发现随机、偶然和复杂。
传统科学理论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穿透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里充满偶然和随机性的复杂表象，找到具有必然性和稳定性的简单规律；而复杂性理论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恰恰相反：研究简单的要素、简单的动力如何产生令人震惊的复杂结果，即“几条简单的规律是如何产生整个世界变幻无穷的行为表现的”。（第209页）。
于是，在复杂性理论中，历史充满了偶然，当下永远处于不确定性中，而未来就等于新奇：现存的时钟为什么流传下来而逆向而转的时钟消失了？公路上为什么要靠右而不是靠左行使？世界通行的电脑键盘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排列？……这里，没有什么“优胜劣汰”，甚至也不必然是“适者生存”，也许只不过是“生存者生存”而已。
《复杂》一书中提到，遗传学家里查德·列文丁曾经将世上的科学家分为两类。第一类科学家把世界看作是均衡的。如果有某种不合时宜的力量在某一时刻将整个系统略微推离了均衡点，他们相信这个系统仍然会回归到均衡点上来。这类科学家被称作“柏拉图派”，因为雅典哲学家柏拉图曾声称，我们周遭这个不尽完善的世界不过是尽善尽美的“原型”的各种影像而已。而第二类的科学家则把世界看作一个流动和变化的过程，看作同种物质以无穷无尽的不同组合不断循环往复。列文丁把这些科学家称为“赫拉克利特派”。比柏拉图几乎早一个世纪的赫氏正是因观察到“你踏入同一条河，但流过的却是不同的水流”而著称。（第470-471页。）从事复杂性研究的桑塔费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无疑是属于后者，因为他们关注的是这个世界永远流变不居的一面。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用柏拉图式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了，突然有人给我们换上了一幅“赫拉克利特牌”眼镜，当然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复杂性理论对不屈不挠地趋于混乱而不是秩序的力量的强调、对偶然因素所带来的最小不确定性居然会令整个系统的前景完全不可预测的强调，也正是因此而拥有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以众所周知的蝴蝶效应为例，当我们知道东南亚那一场海啸可能源自北美洲某只蝴蝶某一次翅膀的振动——用《复杂》一书的语言来说，“蝴蝶翅膀扇动朝左一毫米也许会整个改变雷暴雨的方向”（第二章）——时，我们能不惊叹吗？以化约和还原为特征的传统科学理论，视这些敏感到不可思议的关联为可以忽略的偶然现象，根本不会去尝试以它们为研究对象；复杂性理论却将这些一直被忽略却真实发生着的关联拉到了视野的中央。
不过，在我个人看来，复杂性思想中最引人入胜的，还是有关复杂系统的部分，因为其中一些观点与社会科学领域里某些当代思潮有着惊人的相似。
各个组成要素以各种方式不断地相互作用，并且根据这种相互作用而不断自我调整，在这种相互作用和自我调整过程中，作为整体而产生了自发性组织，这就是所谓的复杂系统了。桑塔费研究所的科学家（荷兰德）认为，这种复杂系统“在自然界，包括人脑、免疫系统、生态系统、细胞、发展中的胚胎和蚂蚁群等。在人类社会，这样的系统包括文化和社会制度，比如政党和科学社团。事实上，一旦你学会了如何辨认这些系统，这些系统就变得无处不在。”（第491页）
这样的复杂系统当然也包括了经济体系。在社会科学领域，早已为人所熟知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说的也正是：人们在力图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的过程中，通过无数个人的买卖行为，无意识地形成了某种经济体制。在当代，哈耶克更借助自发秩序概念，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在社会领域，秩序是行动者人为但非设计的结果；以及要想根据某种完美规划而全面建构一种社会秩序是“致命的自负”。（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 Hayek，Fatal Concei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显然，如果相信复杂性，我们会更容易接受对自发秩序的哈耶克式推崇。问题是，承认复杂性与仅仅承认人类的预测、控制能力有限，是两种不同的立场：哈耶克及其追随者们，基于有限理性而反对过分信任人为设计的建构论；但他们推崇“看不见的手”，认为那就意味着“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复杂性理论的逻辑却不是这样。由于复杂性的存在，我们就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人为设计和自发秩序哪一种更优越：人为干预的后果固然是无法预知的，但不干预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复杂性理论什么也不会推荐，它不会给出任何关于未来的承诺。
《复杂》一书也指出，在复杂系统中，组成要素自我调整的过程与要素间相互作用过程同时发生；而这就意味着，讨论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均衡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这种系统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均衡的状态，它总是处在不断展开，不断转变之中。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总的特点就是永恒的新奇性。（第197－200页）
但是，常识告诉我们，春生夏长这样的规律是存在的，银河系、植物、动物和大脑这样的结构和秩序也是存在的；——虽然这一点在社会领域远不如在自然界那么清楚。于是，第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偶然和不确定性的、如同一团乱麻的破碎世界中，秩序和结构又是如何可能的？
《复杂》一书说，“这个问题比听上去要难以回答得多，特别是当你考虑到，这个世界的总趋势是走向腐朽。铁会生锈、倒下的树会腐烂、澡盆里的热水会渐渐降温，一直降到与它周围的东西同样的温度。自然界好像对解体结构，把事物搅和成某种平均水平，要比对建立结构和秩序更感兴趣。”（第29页）复杂性理论并不回避这个难题，只是尚未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似乎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直觉认为：即使无法解释，也不能走到否认秩序和结构存在的极端。理由很简单——秩序和结构在我们周围显而易见：倒下的树虽会腐烂，但同时也有新的树木不断生长起来。
也许是出于对这种直觉的尊重，复杂理论最终并未走上否认结构和秩序存在的极端，而是将秩序和混沌融入某种特殊的平衡，这种平衡点又被称为混沌的边缘，“是一个系统中的各种因素没有真正静止在某一个状态中，但也没有动荡至解体的那个地方。混沌的边缘就是生命有足够的稳定性来支撑自己的存在，又有足够的创造性使自己名副其实为生命的那个地方；混沌的边缘是新思想和发明性遗传基因始终一点一点地蚕食着现状的边缘的地方。”（第5页）
紧接着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处于“混沌和秩序边缘”的复杂世界里，如果一切都在流变，永远都是新奇，那么我们还能够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它？
归纳不行，因为在永远流变不停的复杂世界中，千万年来太阳都从东方升起也不能保证明天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演绎更不行，它从一个总是会达到均衡的完美世界出发，与永远在生长中的混沌世界格格不入。也许类推可能？可是类推假定了新旧经验的相似性，这与新奇恰恰相反。
面对此困境，《复杂》一书借科学家们的嘴宣称：“科学的实质在于解释”（第13页），而桑塔费研究所的作用是“帮助我们观察这个永恒流动的河流，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目之所及”（第九章）。桑塔费研究所的学者们相信，他们与具有匀称优美结构的古典经济学和物理学的不同是他们在直面“复杂的真实世界”（第4页）和“世界的本来面目”（第13页）。简单说来，《复杂》一书认为，复杂性研究的意义不在于预测或控制，而在于揭示被掩盖的真相。
这种说明是极有必要的。因为传统的科学研究以预测和控制为目标，而复杂系统的流变和新奇特性使得控制与预测不可能，所以复杂理论必须给自己设定与传统不同的目标以适应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但是，如果科学只是解释，那么人类有多少种眼光和头脑，世界就可以有多少张面孔。因为人眼中没有什么“世界的本来面目”，人头脑中的真实也不可能是能剥离一切主观性的“客观”真实。换句话说，如果复杂理论中的不确定性是一种“解释”，那么传统科学观下的均衡为什么不是另一种“解释”呢？在多种解释共存并且相互冲突时，如果不用预测和控制作为淘汰某些理论的标准，我们又如何做出取舍决定呢？
这种取舍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会带来改变世界的后果。无论愿意与否，学者们的理论是有社会影响的。从根本上说，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学者们也是“深深陷在这个世界之中”的行动者。复杂性理论在美国格外受攻击说明了这一点。而《复杂》这本书所描述的、研究复杂性的学者们为了发表文章、获得承认、争取资金支持而做的一切，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谈及古典经济学范式时，《复杂》一书说，“就像某个赌徒曾经说过的那样，这游戏也许是个骗局，但这是全城唯一的游戏”（第5页）。复杂性学说正试图提供另一个游戏。什么能保证它不是一个新的骗局呢？我们无法确定。
也许，在一个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时代，我们可以确定的只是：斯宾诺莎式的自信与雄心――他曾宣称：“之所以说一物是偶然的，除了表示我们的知识有了缺陷外，实在没有别的原因。”（ 斯宾诺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0页）――正在离我们远去。
2006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