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勘细校，踵事增华：孙微整理《钱注杜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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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继宋代之后杜诗学发展的又一高峰。清初文坛领袖钱谦益接踵宋注，潜心杜诗，所著《钱注杜诗》引领一代注杜风气。钱谦益学识渊博，熟谙唐史，擅于运用“诗史互证”之法，在史事勾稽中抉示杜诗的主旨大意，多具创见。在文本上，他择取“近古”的南宋吴若所校刊的《杜工部集》为底本，并参校其余宋本，颇称精审。在人名地理、典章文物的笺证上，他对旧注纰谬亦有纠正与补充，力求翔实。阎若璩《潜邱札记》赞之曰：“杜甫诗注，亦只牧斋佳耳。”洪业先生《杜诗引得序》论之曰：“清代为杜诗之学者，鲜不受钱谦益杜诗笺注之影响。”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读杜札记》评之曰：“钱谦益的功绩不仅是空前的，或许也是绝后的。”可见其对清代杜诗学的奠基之功。在现代杜诗学勃兴之形势下，对这一“凿开鸿蒙，手洗日月”的杜诗注本的全面整理尤为必要。
孙微教授在杜诗学领域深耕二十余年，学殖深湛，潜精积思，不仅在杜诗考释和杜集考论上多有创获，还致力于杜诗文献的整理工作；他既参与编写《杜集叙录》《杜甫全集校注》《杜诗学通史》《清代杜诗学文献考》等学术著作，还点校整理董养性《杜工部诗选注》、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赵星海《杜解传薪》等杜诗古注本，具备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对于作为基本文献的《钱注杜诗》的整理，孙微教授倍感责任重大，他在《点校前言》表示：“为继续扩大《钱注杜诗》的传播，适应新时代的学术发展和读者使用需要，尽量为学界提供一个可堪依据之本，亟需使用新式标点对《钱注杜诗》进行重新校点整理。”本次推出的全新整理本，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汇校众本，体例精当。
此书整理秉持“存真、校异、订讹”的校勘原则，兼顾古籍出版的时代需求。本次点校以清康熙六年（1667）季振宜静思堂初刻本为底本，参校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稿本等版本。其中，傅斯年图书馆藏稿本，为柳如是、季振宜、王时敏、陆沆、陆僎等人递藏，较大程度地保存了吴若校刊本之原貌，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除汇校诸本外，孙微教授亦参考相关文献，对底本中因误刻、漏刻所致的文字讹误加以改正；至于钱氏注文所引与通行文献相异而亦可通者，则悉从原字，酌出校记。底本中的避讳缺字，则依据《宋本杜工部集》《读杜小笺》《读杜二笺》及其他相关文献进行校补。其中《读杜小笺》《读杜二笺》及傅斯年图书馆藏稿本颇有益校勘，如卷五《忆昔二首》笺曰：“以召□□之祸，此不亦童昏之尤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整理本补以“匈奴”二字，然据傅斯年藏稿本及《读杜二笺》《牧斋初学集》，可知缺字应为“犬戎”。又如卷十《秦州杂诗》（州图领同谷）钱注曰：“又汉定远侯击□入滑，此其后乎？”检傅斯年稿本空处作“虏”字；又检《南史·裴松之传》《梁书·裴子野传》，均作“击虏入滑”，益可确信“虏”字之无误。另有极个别缺字处，由于无确凿文献依据，则仍依原貌以“□”标明。此外，底本目录诗题与正文诗题间存在歧异，时有减省略漏，因此据卷内诗题为准进行了调整与统一。而底本注文词头与正文不对应处，若非明显讹误，则遵从底本，以尽可能保留钱笺之异文。
其二，稽核典籍，考信求真。
钱氏笺注博参众书，因而孙微教授在点校整理中亦沿流溯源，所参官修史籍，如刘昫《旧唐书》、欧阳修《新唐书》、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别史杂记，如姚汝能《安禄山事迹》、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李肇《唐国史补》等；地志图籍，如郦道元《水经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祁《益部方物略记》、于钦《齐乘》等；笔记诗话，如庄绰《鸡肋编》、吴曾《能改斋漫录》等；总集类书，如徐坚《初学记》、李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凡钱注所涉及相关文本，皆不惮辛劳，一一加以验核。如卷十三《奉和〈军城早秋〉》一诗中，钱注援引《元和郡县志》称：“柘州城西面险阻。”然据原书所见，此处“西”应作“四”。又如卷十四《长江二首》注释引《水经注》之“犹斩为路”，覆按原典可知，“斩”字后脱一“山”字。此类校勘内容，均以“校勘记”的形式列于每卷之末，可供研究者参考。
其三，点断精准，补苴罅漏。
鲁迅先生在《马上日记》中慨叹道：“标点古文，确是一种小小的难事，往往无从下笔；有许多处，我常疑心即使请作者自己来标点，怕也不免于迟疑。”可见标点古籍殊为不易。对古籍进行标点句读，不仅需要通晓古代历史文化知识，而且需要丰厚的古汉语素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整理本仅对《钱注杜诗》进行了断句，孙微教授则运用新式标点，反复揣摩钱笺的文气和文义，在旧本的基础上精益求精，纠误证讹。如断句本中，卷三《桔柏渡》引陈浩然注曰：
桔柏。乃文州嘉陵二江合流处也。东下入渝。合通荆门矣。
其实，“合”乃合州之简称，即今重庆合川、铜梁、大足一带，故应点断为：
桔柏，乃文州、嘉陵二江合流处也。东下入渝、合，通荆门矣。
又如卷十四《阁夜》引《史记·天官书》曰：
天一、枪、棓、矛、盾。动摇角大。兵起。
此句意思是说，假如诸星摇动，芒角变大，那么将有战事发生，故应点断为：
天一、枪、棓、矛、盾动摇，角大，兵起。
其四，精勘细校，稽考周密。
此次《钱注杜诗》点校整理本对所引文献都尽量校核原书，订正讹误，为此还于每卷之后增加了校勘记。这些校勘记的价值有二：一是保存钱氏所引文献之异文。在尊重《钱注杜诗》底本的前提下，另行胪列所校字句之原文，留待读者自行审读。如卷二《阌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中，钱注援引晋人成公绥《大河赋》，此与别本多有出入，故出校勘记：
“鳣鲤王鲔莫来游”，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鳣鲤王鲔，春暮来游”，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第一七九五页。
又如卷十二《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引张正见《艳歌》“执戟移丹地”一句，亦与通行版本有异，故出校勘记：
“移”，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八作“超”，中华书局二〇一七年版，第六一〇页。
二是纠正钱氏转引他书之谬。细致考订钱注所引人名、地名，从中尤见整理者历稽载籍、考索探微之功力。如卷三《遣兴五首》注释曾提及“御史中丞宋炅”，“炅”，底本与参校本一致，均作“炅”。后检相关史籍，可知“宋炅”应为“宋浑”之讹，故校勘记云：
按，此段文字，实出于《旧唐书》卷一百零六《杨国忠传》。“御史中丞宋炅”，《旧唐书》作“御史中丞宋浑”。又，同书卷九《玄宗本纪》下、卷九十《李彭年传》亦均作“宋浑”。
又如卷十六《吹笛》转引陈弘让、陈贺衡之诗以通释字句，然所谓的“陈弘让”“陈贺衡”人名系误，据考可知“陈”为朝代，非姓，应为“周弘让”和“贺彻”。周弘让，南朝陈人，出身汝南周氏，周颙之孙。贺彻，南朝陈人，曾仕左户郎，以是出校勘记二则：
“周弘让”，原作“陈宏让”，疑误。周弘让，南朝陈人，出身汝南周氏，唐徐坚《初学记》卷十六载其《长笛吐清气》诗：“胡骑争北归，偏知别乡苦。”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第四〇五页。
“贺彻”，原作“贺衡”，疑误。贺彻，南朝陈诗人，《文苑英华》卷二一二载其《赋长笛吐清气》，中华书局一九六六年版，第一〇五五页。
总之，孙微教授整理本《钱注杜诗》，不论是在字句文辞的标点考订上，还是在相关典籍的勘核查证上，都显现出较高的水平，也体现了当代学人不遗余力整理古籍的工匠精神。期待此最新成果的问世，为现代杜诗学的深入探索进一步夯实文献基础，并助力钱谦益其人其书的推广与研究，裨益读者、嘉惠学林。
（作者简介：沈润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