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黄博：对方辩友请闭嘴——《王安石“强辩”考》读后

作者简介：黄博，重庆长寿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藏学和宋史。著有《10-13世纪古格王国政治史研究》《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扎布让的黄昏 ：1630年古格王朝的危机及其灭亡》《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等。

原刊于《财经周刊》网络版（8月23日）

我读大学那会儿，正是各种辩论赛最流行的时候。那时课外活动中最容易获得“加分”的项目，便是加入各种辩论队参加由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各种辩论赛。为了能给奖学金的评定多积点“工分”，我也曾经乐此不疲。记得刚入队时，学长学姐们来给菜鸟新生传授“辩经”经验时，有一招令我印象深刻且在后来的实战中屡试不爽的必杀技，那就是不必理会对方辩手到底在讲什么——如此只会撑爆你有限的脑容量并陷入到对方的逻辑闭环中无法自拔，真正的取胜之道是只需专注对手讲话中的一个弱点然后反唇相讥即可，这时最好是能在就其一点的反驳上用一连串的排比句——属辞比事、旁征博引，让对方一时哑口无言，便能取得绝佳的舞台效果，如何让对方辩手闭嘴，似乎才是辩论术的奥义所在。

事实上，在辩论赛中，是否能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反倒从不在辩论术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完全是临场抽签决定。因此赛前的训练，辩手必须把正方和反方的两种对立主张背后的道理都要吃透才行，注意是吃透而不是相信。而整个过程中，正方也好，反方也罢，都只有立场而无是非，且这个立场，也是随时可以转换的，正方可以成为反方，反方也可以成为正方，一切都不以辩手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辩论赛上，让对方辩手无话可说，远比让对方心服口服自己的主张更为有效。

多年以后，当我读到周思成的新书《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时，不自觉地就想起了二十年前天天幻想着跟队友们一起站在辩论席前唇枪舌剑、意气风发的自己，是多么地可笑可鄙！所不同的只是，身处改革开放热潮中的我的大学时代，对于能言善辩作为一种正面价值的认可，远远多过于王安石身处的十一世纪中后期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据说伟大导师列宁曾经赞许过“王安石是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的大变法时代。《王安石‘强辩’考》从宋代政治史的边角料出发，敏锐地发现了宋代乃至整个中古时代政治与思想问题的大关节：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在书斋之中，十一世纪的中国士大夫在面对面的交流中，通过即时争辩分出胜负的兴致在整个中国古代可谓空前绝后。

王安石变法引发的党争最后崩盘于靖康之难，王安石本人及其追随着最终成了北宋亡国的背锅侠，留存后世的宋代史料以及宋人议论中痛陈王安石为奸臣的说辞不可胜计，这些史料通常都被治史者视为反对派攻讦变法的陈辞滥调。过去的研究者，无论是支持王安石变法，还是反对王安石变法，似乎都没太注意到宋代史料或宋人笔下所构造的王安石那些奸臣特质的研究价值。周思成却从这些不被学者当回事儿的边角料入手，提炼出王安石变法之际，王安石本人最具特色的一个标签——“强辩”。周思成从“嘴强王者”们吵架的新视角，揭开了宋代思想史的隐幽之处，布局精妙，议论精微，把王安石变法这个旧话题写出了新境界。

关于强辩的意涵，周思成的解释直指要害，酣畅淋漓，“‘强’是说王安石自恃学问高超，又有神宗撑腰，藐视同僚，蛮横无理；‘辩’是说他思维敏捷，善于论辩。在王安石的反对者看来，他的‘强辩’就是一种权势加持的无理之辩。”可见宋人的语境中，所谓强辩，就是自恃真理在手，而不让对手有回嘴的机会，因为自己掌握着绝对真理，对方本无道理可言，论辩的关键不是要以理服人，只需以机锋妙语怼得对方一时语塞，便可暂时将反对的声音消弥于无形。哪怕只得片刻的耳根清静，王安石所制订的种种新法便可以用这种见缝插针的方式一件一件地推行开来。

周思成在书中列举了大量史料中所展现出来的王安石的强辩故事，可谓桩桩件件都非常精彩，为沉闷的宋代政治史提供了不少令人捧腹的瞬间。如反对变法的吕公著认为变法是乱政，扬言朝廷如果继续执迷不悟，在外的重臣韩琦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以兵谏的方式来阻止朝廷的乱搞。吕公著当然难逃贬官的命运，但在要不要把吕公著这一惊人之语公之于众上，除王安石以外的整个宰执集团都认为此事的处理，宜粗不宜细，让天下人知道了具体情况，难免引起不必要的闲话。特别是陈升之认为，韩琦在这件事上纯属躺枪，朝廷如果公开宣讲出去，人言可畏，必会使韩琦难堪。话音敢落，王安石就立即挖出陈升之早年虽然曾经被谏官暴出他有交结宦官想入两府的黑历史，但这些风言风语却并没有影响到陈升之继续一路高升。王安石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口才，让陈升之根本没脸再继续说下去，直接把天聊死。

“强辩”虽然是反对神宗领导、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变法的保守派士人“强加”给王安石及其随追者的污名化标签，但变法派喜欢逞口舌之快，敢于在皇帝面前以争辩的方式驳斥政敌，却是不争的事实。周思成揭示，能言善辩不但是王安石的特点，也是由保守派主导书写的宋代史料中整个变法派士人共有的“污点”，变法骨干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敢于在朝堂之上与人以辩才争胜。而保守派士人却既不好辩，也不善辩，譬如已有多年朝堂议事经验的司马光，遇到刚刚崭露头角的吕惠卿，竟然几无招架之力。周思成虽然也承认，反新法派中的确存在少数能言善辩的成员，但大部分的反新法派成员，尤其是停留在关键位置上的领袖人物，在辩论势和技巧上，远不如王安石及其追随者。

能言善变并不受以儒家义理为基本原则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待见，“巧言令色”是“仁”最直观的对立面，保守派士人在反变法的过程中，也渐渐确立起了“君子无辩，小人有辩”的政治舆论，这样的情景，似乎有些像辩论赛的正反两方，各有自己的主张，且针锋相对。然而细读全书可以发现，其实保守派士人群体也未尝不喜怼人，而且并非少数。保守派士人不是秉性淳良而不喜争辩，他们只是“菜”而已——一旦面对比自己反应慢的对手，他们怼起人来也毫不留情。

那个后来在王安石面前吵架吵不赢，气得“发疽而死”的唐介，青年时代凭恃口才便捷，怼起仁宗来也丝毫不见有所谓谦谦君子之态。譬如当初仁宗爱乌及乌打算不次提拔爱妃张氏的伯父张尧佐为节度使，遭到众臣反对，在台谏官们的聒噪面前，一时不胜其烦地说出“节度使是粗官”，内涵众臣在此等小事上喋喋不休纯属小题大做。唐介立即以太祖、太宗都曾经做过节度使的先例打脸仁宗。而当仁宗吐槽群臣有以唐玄宗专宠杨贵妃而重用杨国忠一事来类比自己宠爱张贵妃而重用张尧佐将会酿成亡国之祸的胡扯之时，唐介更是“哪壶不开提那壶”地挖苦仁宗：人家唐明皇有肃宗这个儿子收拾残局，陛下连儿子都没有，你俩确实不能比！

仁宗时代唐介正值中青年，精力未衰，临场反应敏捷，以口舌之利欺负起仁宗来可谓得心应手。显然，后来他会被王安石“喷死”，只是英雄迟暮罢了。而与变法派多是新进后生不同，反变法派阵营中的骨干，在神宗年间渐入老年，不复当年之勇，在辩论现场往往会因为反应迟钝而吃亏。事实上，无论是变法派还是反变法派，都是喜欢与人争论的主儿。

王安石的强辩，或者准确地说，王安石时代士大夫共有的强辩风气，显然不是因一人而起，也绝不可能一时而就，当是在某种时代风气之下长期积累所致。周思成坦言，发掘王安石的强辩故事，乃至评判新旧党之间争论的问题孰对孰错，都不是本书所关心的真正议题，他讨论这些问题的真正目的，是想“把强辩作为一种历史表相，探索它背后的人与制度的因素，勾勒变法时代的政治人物的个性、思想，由此呈现出熙宁政治独特的面貌。”为此周思成在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梳理了宋代政治的运行过程，并借描写神宗君臣一天的政务活动之机，给读者生动地展示了宋代政治中官僚士大夫彼此之间，士大夫与皇帝之间，是如何有着广泛接触和商议乃于争论之空间的。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从北宋中后期的“强辩”话语中折射出来的中国政治在前现代社会中偶而浮现出来的某种现代政治的曙光，也即通过集思广议的充分辩论后达成一致性国策的代议政治的表象，不过是一种眩人心目的幻象。宋代政治在变法与反变法的以强辩分输赢的过程中最终滑向了可怕的深渊，强辩的结果是自由表达变得越来越难，意见交换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我不要你的道理，我只要我的道理成了常态。而这一切，便是从“强辩”开始的。事实上，舆论场上的辩论必不可少，通常我们会认为道理越辩越明，然而“强辩”的重点，不在“辩”，而在“强”，辩论的过程，其实并不关心道理的是非，而只在乎立场是否坚定，在“抛开事实不谈，你就没有一点责任”的理所当然之下，听懂对方在讲什么，都已成为一种奢望。如若像我青年时代加入辩论队所学习的绝招那样，在言语交锋之间打懵对方辩友，让对方不能说话式的辩难，只会把水越搅越浑。

喧嚣之后，归于沉寂。一个非常讽刺而又吊诡的事实是，强辩时代非要争辩出个胜负的双方，最终都成了输家。神宗年间在高层政治中屹立不倒的，竟是那个在朝堂上一直沉默寡言的“三旨相公”王珪，不动声色地靠着“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的秘诀在宰执之位上稳坐了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