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一）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来说，这种帝国主义模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苏联控制了制定贸易、投资和金融规则的机构，以剥削其在经互会的伙伴国。苏联在卢布不可兑换的条件下控制了贸易的定价和支付体系，从而获得了中欧的经济盈余，这就如同美国通过发行不可兑换的美元剥削其资本主义伙伴国。苏联以一种对自己高度有利的方式，确立了同其卫星国的贸易条件，这正是美国对第三世界所做的，所不同的是，苏联出口能源和原材料，而美国出口粮食和高科技产品。但是，若将它们抽象地视为一种策略性的实体，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在各自诉诸的政府间手段上，似乎正互相走近。与美国一样，苏联也向其盟国挥舞军事高压之剑。

（二）在盟国欠美国的债务方面，美国对盟国并没有给予类似的待遇。美国甚至拒绝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如果世界价格下降了——也就是以商品来衡量的黄金价值上升了，英国就会无法偿还盟国间债务，它实际上等于英国欠美国的债务，正如德国无法支付其战争赔款一样。美国的政策是，将德国这个不久前的敌人作为一个为了避免其受到价格下降的影响而需要加以保护的国家，而将英国这个不久前的盟国作为一个如果世界价格出现下降就要加以蹂躏的国家。不久前的敌人要成为美国政府的受保护人；对不久前的盟国则要施加惩罚。

因为这位盟友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而德国则是其帝国霸权的最近的挑战者，这个解释由于美国已经对大英帝国虎视眈眈而证明是正确的。为了吞下这个帝国，美国首先必须破坏它。必须禁止英国取得胜利的果实；德国必须再次作为英国的敌人而出现。完全一样的政策在“二战”后还会再一次的出现。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不是因为私人金融资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是因为出现了世界性破产，而政府间金融债权在这当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债务和战争赔款纠缠在一起导致民族主义成为了一条最不会遇到抵抗的道路，而且使得泛欧洲的国际主义不可能实现。欧洲努力让自己不做挣扎地适应世界权力向美国的转移。但是，只要美国拒绝从英国那里接手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角色或者以进口的形式提供国际支付，美国作为债权国的优势地位就毫无用处可言。没有世界上的主要政府之间的合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合作，情况就根本不可能“一切正常”。按理而言自动调整的调节私人部门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机制，在相当狭窄的限度之外是无法起作用的，而政府间债务这一负担则远远地超出了这个限度。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邻近结束时，盟国集体的自我利益在一开始是开明的。除了苏联以外，没有一个盟国希望战败的轴心国受到任何形式的战争赔款的重压。因此，美国外交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国家的盟友既继续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又在德国不做战争赔偿的情况下偿付它们各自欠美国的债务。

“二战”后美国的开明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次它没有让其盟国面临没有能够为其战后债务提供融资的制度的境地。它带头组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此取代德国的战争赔款；作为一种机制，它们为盟国提供了制度化手段，维持它们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并保障国际关系中黄金的纪律。正式的机制建立了起来，允许在以比“一战”后更为健全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从美国借款。美国借贷能力的基础是其货币黄金储备的扩大。

（五）战后的欧美金融关系机制因此与“一战”后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战”后的环流是从美国私人部门经过欧洲各国的政府，再回到美国政府。“二战”后再次建立了环行的投资和贸易关系，但这一次欧洲各国的政府是直接从美国官方机构和世界银行、而不是美国私人投资者那里借入资金。这些资金用于支付美国私人部门的出口商，而不是付给美国财政部。美国政府这一方最终从私人部门那里——通过税收和出售政府债券——取得其资源。因此，资金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净流动是从美国政府流向美国出口商。此外，“二战”后的欧洲主要是为实际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为了战争赔款或盟国间债务而向美国进行支付。

（六）在世行和IMF推荐给借款国的——实际上在过去的50年里是强加给它们的——稳定项目中，这一战略得到了反映。这些项目往往都加剧了这些借款国的不稳定。对于结构性缺陷仅仅运用货币性的解决办法，对于这些问题来说是只治标而不治本的。由于凝固了这些国家既有的制度结构及其全部的不合理性和过时性，也由于仅仅从既有的贸易和投资范式内的金融稳定这一角度理解它们的需要，世行和IMF的“开发”和“稳定”项目造成了那些试图在其国家强行实施这些人为项目的政府的垮台。1958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是早期这方面的例子。1991年以后的俄罗斯只不过是一连串这样的灾难当中最近期的一个例子而已。

（七）但是，债权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恰恰是缺乏这个特点。大量的资本投入到它们的非消费部门，但并没有引起它们的消费品部门产出相应增加。相反，进口受到了刺激，而世行的贷款促成了原料出口的过度生产，这压低了它们的价格。这些效应显著削弱了这些国家以增加的出口收入履行其债务清偿义务的有效能力。

突然的工业化的另一个效应是将人口从农村吸引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但工业部门雇用人数的增长并不足以吸收农村人口的这种大量外流。无论它们是作为农民还是雇农的生活水平有多么低下，他们曾经至少能够自我维持生计。在工业的吸引下他们离开了土地，而以他们离开的速度工业又无法吸收他们，他们就不再能够自我维持生计了，因此而成为了国家资源的负担。与此同时，他们不再耕种或收割曾经生产的粮食了。这造成了对更多进口的次级需求，现在需要进口的是粮食产品，这种进口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不断离开土地而越来越大。

随着农村人口逃向市镇减少了农业产出同时又增加了对基本食品的市场需求，一个又一个国家的粮食价格暴涨。因此，突然的工业化由于削弱了发展中国家自给自足的能力、由于随之带来的通货膨胀，从而推动了价格的上涨以及进口量的增加，所以其效应是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的不稳定。

（八）当美国在1965年加速其对越南的入侵时，错误的经济理论和根本——但有政治动机，因而是故意的——缺乏远见导致这个国家没有对国内的商品需求进行限制。可出口的剩余产品因而大幅减少——而外国供应商则扩大了生产规模以填补空缺。1965年至1970年年间，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地位。这种变化是美国自己造成的，但却没有被美国政府所预见到，尽管漫长的国际贸易历史应该已经有足够清楚的揭示，即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如果进行一场重大的战争却不对国内需求和消费加以经济上的控制，那么这样的结果就不可避免会出现。美国自己在“二战”中就控制了国内需求和消费。但是，由于它试图建立起“枪炮加黄油的经济”而在越战期间拒绝直面这个现实，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到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加德纳·阿克利（Gardner Ackley）的美国政府的计划者们，都对破坏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九）这种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政策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其限定因素在于世界黄金市场抵御其不断增大的压力的能力有多大。背景因素是，美国的国内货币——即流通中的美联储纸币——其价值的25%在法律上是以黄金为支持的。随着美国国内货币供应的增加，而且随着美国黄金的流出，这些趋势的交叉点明显逼近了。法定的25%的黄金支持实际上冻结了相应数量的黄金，使得美国无法将它们用于弥补收支赤字。随着创造出的货币越来越多，即使美国的黄金持有量保持稳定，也只有越来越少的黄金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如上所述，美国财政部为有助于留下美国的黄金而采取的一个步骤，是黄金价格在肯尼迪与尼克松之间的总统竞选期间大幅上升后，在1961年年初组建了“黄金总汇”。为缓解将来的黄金投机，美国货币当局牵头让英国、共同市场6国和瑞士以其黄金储备为抵押，支持黄金的价格。这8个国家承担了黄金总汇黄金净销量的50%，或者，它们购买出售给黄金总汇的黄金之中的一半，其目的是通过在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上买卖这种金属来维持其价格的稳定。

黄金总汇在1968年3月17日遭解散时，美国的挫败感之深，可由它此前极为奋力地保存其完好无损反映出来。通过黄金总汇，美国政府向世界清楚证明了，因为值一金衡制盎司的三十五分之一，所以美元“与黄金一样地好用”。黄金总汇支持美元的价值保持在这个价格上，从而鼓励个人和各国政府坚持持有其美元；他们可以将这些美元投资于产生赢利的资产，而黄金总汇的存在使他们相信，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将这些资产兑换成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