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国命运的风向标

1949年,中国海关的第五任外籍总税务司李度宣布辞职,与一同工作的高级职员拍了最后一张合影,然后搭乘轮船返回美国。
回想这一时刻,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情节或许有些超现实。一个外国人掌控着这个国家政府中最大的财政收入机关。而且90年间,他已经是第五任掌控该职位的外国人了。这段时间里,另外,还有1.1万名外国人任职于中国海关。

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后浪出品的这本《帝国的切口:近代中国口岸的冲突与交流 : 1832—1914》,目的就是要解答这些问题。
书中,作者毕可思从1832年开始叙述中西之间交流、对峙和混乱的百年历史。这一年,运载的传单、布料和鸦片的英国船只,从珠江三角洲出发向北驶入禁止外国船只进入的中国水域,由此掀开接下来几十年中国社会巨大变化的序幕。
应该说,口岸或者说通商口岸,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对于当时的大清帝国来说也是这样。这本书就是以口岸为论述“切口”,论述清朝从1832年对外通商以后的历史发展。
口岸的最重要的管理机关就是海关,而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这样重要的职务,在1943年之前,一直由英国等外国人担任,尤其是在清政府时期。清政府统治着这个国家,但实际上又并非完全独立。1842年之后,随着清政府大幅度放宽限制,由洋人及其中国合伙人组成管理的口岸主要形成于沿海城市,并向北扩散,甚至远至滨海城市天津。这本书探讨了这些口岸的发展过程中经历的波折,对中西关系的影响,从而解释这段时期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意义和重要性。

举例来说,为什么海关总税务是这样重要的职务会由外国人担任,而且还通过双边外交协定确立下来,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本书作者探访了洋人在清朝口岸形成的种种遗迹,这些遗迹现在仍然存在于像上海、广州那些由石头和砖块砌成的建筑物里,也被记录在照片、图纸、地图、油画和水彩画里。作者全面考察了总税务司的档案、书信、文件,挖掘了这些档案背后的故事。
这些档案文件,有的保存在中国的图书馆里,以及在华工作的外籍人士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家里,由后人保管着,里面有传教士的笔记、日记、自传、通信记录、书信,这些形式多样的文件,记录着当时日常管理、相关论证信息和统计数据,这些记载,都是作者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信息来源。
当然,更重要的是有关中国海关和总税务司的档案,作者进行了详细的学术解读和故事挖掘。在海关任职的最著名的外国人无缝就是罗伯特·赫德。这也是书中重点讲述的内容。
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于1835年2月20日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亚尔马郡的波塔当,1853年从英国女王大学毕业,随后于1854年来到中国,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奇生涯。起初,赫德在香港接受见习翻译的培训,后被派往宁波和广州领事馆担任翻译,逐步熟悉了中国社会和文化。

1861年,赫德开始在上海代理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并于1863年正式接替这一职位,这一干就是近半个世纪。赫德上任后,引进西方管理经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海关的效率,使海关税收稳步增长,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908年的3200多万两,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9%提升至26%,成为清政府最稳定、最可靠的财源。
当然,赫德的身份和立场也使他备受争议。作为英国人,他自然代表着英国的利益,在维护大清利益的同时,也不乏为英国谋取利益的行为。例如,他在购置军舰时推荐购买那些对英国远东舰队不构成威胁的舰只,以及在《中英烟台条约》谈判中促使清政府接受英国扩大在华通商特权的要求。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清朝把钱袋子让外国人来掌管,或许就为以后的国运衰落埋下了伏笔。口岸不仅是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汇点,也是西方侵略的焦点。毕可思在本书中探讨了口岸城市在晚清及民国初期政治变革中的角色,包括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策源地、革命思想的传播中心、以及外交谈判的重要舞台。口岸作为一个开放和多元的“切口”,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汇聚和交锋提供了可能,同时成为了国家命运的风向标。
书名:帝国的切口
作者: [英]毕可思
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后浪
副标题: 近代中国口岸的冲突与交流 : 1832—1914
原作名: 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
译者: [新加坡]钟逸明
出版年: 2024-5
页数: 472
丛书: 汗青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