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程苏东：《华阳国志》所见西汉经学史料辑考

摘要：《华阳国志》是东晋士人常璩所撰的一部地方文献，其在西南地区社会风俗史、方言史、民族史、文学史等方面的研究价值，早已受到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①]，但在经学史研究领域中，该书的价值仍未得到关注。笔者近年来系统调查经部以外文献中所见西汉经学史料，在《华阳国志》中辑得西汉经学家及其史事数条，颇可补《史记》、《汉书》等传统史籍之不足。当然，由于《华阳国志》的产生时代上距西汉已经较远，且其书之史料来源颇为驳杂，文本自身在传播过程中也存在较多错讹脱漏的情况，因此，对于这些文献的可信度，亦需作审慎之考辨，方可有助于西汉经学史之研究。以下即以《华阳国志》所见三条西汉史料为例，略作考论。

作者简介：程苏东，1986年11月生，江苏东台人，“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23），现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副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传统文化研究》副主编，主要从事汉唐经学史、经学文献学、先秦两汉文学、早期书写文化研究，著有《从六艺到十三经——以经目演变为中心》《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

文章来源：《斯文》第二辑

延伸阅读：程苏东：《白虎通》所见“五经”说考论

一、关于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的初任人选

关于武帝建元五年（BC136）最初所立的“五经博士”究竟为谁的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学者的关注。但由于《史记》、《汉书》在这方面并无明确记载，因此至今仍无定说。从《汉书·儒林传》的记载看来，武帝虽然颁定了置五经博士的诏令，但当时似乎并未有合适的、完备的人选来充任这一职务，我们现在知道的曾任武帝时期博士的经师，其时代与建元五年最为接近的，便是在元光五年（前130）再任博士的公孙弘，其事见于《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元光五年，有诏徵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②]然《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载其迁官亦在元光五年：“博士公孙弘为左内史，四年迁”[③]，可知公孙弘再任博士的时间仅有数月而已。其他如孔安国和褚大，只能根据兒宽为博士弟子的时间而推测其就任不得晚于元狩三年（前120）[④]，再往前推便无法考识。胡平生先生认为孔安国任博士乃在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为博士官初置弟子员之时[⑤]，但也缺乏可信的证据。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华阳国志》卷三中载有一条关于武帝时期所任博士的材料，丰富了我们关于“五经博士”初任人选问题的认识：

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翁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孝武帝皆征入叔等为博士。叔明天文灾异，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扬州刺史。[⑥]

这条材料此前鲜少为学者所注目。关于文翁兴蜀学之事，首见于《汉书·循吏传》：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⑦]

《汉书》列举文翁所遣诣京师受学诸生，正以张叔为首，知叔必为其中翘楚，但关于这批蜀生后来的仕途发展，《汉书》并无具体介绍。但从“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可知，这批蜀生虽然受学皆还归蜀地，但颇有再次出蜀而从宦者。而从前引《华阳国志》的记载看来，他们得以出仕的契机，正是武帝广徵博士一事。

关于张叔其人，名宽，字叔文，《华阳国志》、《汉书》皆之为张叔，其事又旁见于《华阳国志》卷十上：

叔文播教，变《风》为《雅》。道洽化迁，我实西鲁。张宽，字叔文，成都人也。蜀承秦后，质文刻野。太守文翁遣宽诣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景帝嘉之，命天下郡国皆立文学。由翁唱其教，蜀为之始也。宽从武帝郊甘泉、泰畤，过桥，见一女子裸浴川中，乳长七尺，曰：“知我者帝后七车。”适得宽车。对曰：“天有星主祠祀，不齐洁，则作女令见。”帝感寤，以为扬州刺史。复别蛇莽之妖。世称云七车张。作《春秋章句》十五万言。[⑧]

由此可证张叔、张宽即为一人。至于其获徵博士的具体时间，《华阳国志》并无记载，但其获称“七车张”之本事，则可见于《艺文类聚》所引陈寿《益部耆旧传》：

蜀郡张宽，汉武帝时为侍中，从祀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后第七车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严，则女子见。”[⑨]

干宝《搜神记》亦载此事[⑩]，与《益部耆旧传》大抵相合。据《史记·封禅书》，汉武帝祀甘泉乃在元鼎五年（前112）[11]，而张宽此时已为侍中，则其获任博士当在此前。又据前文所考，至少在元狩三年至元鼎四年之间，褚大乃为当任博士。褚大为董仲舒弟子，其任应为《春秋》博士，如果汉武帝时期的五经博士每经仅置一人的话，则张宽的任期，显然又应在褚大之前。结合公孙弘元光五年的博士任期，武帝前期《春秋》博士的时间空缺就仅有建元五年（前136）至元光五年（前130）以及元光六年（前129）至元狩三年（前120）这两段了，而后者由于仍处于褚大担任博士时间的上限中，褚大很可能是自元光六年或稍后即继公孙弘而为《春秋》博士。而基于这样的推测，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华阳国志》中张宽“始作《春秋》章句”的记载，则张宽之获任《春秋》博士，极有可能在公孙弘之前，也就是在建元五年至元光五年之间，是“五经博士”中《春秋》学的首任博士，故有“始作”章句之事。从《华阳国志》卷三的记载来看：“孝武帝皆徵入叔等为博士”，则与张宽同获徵博士者，尚有当时与宽同入长安受学的那批博士弟子。若其说可信，则武帝初置“五经博士”时任命的首批博士，似乎正是以景帝时期蜀守文翁遣送入京从博士习“七经”的这批儒士为主，由于他们皆师承自太学博士，而其所习又为专经之学，正适合担任这一新设的专经博士之职。而且，从《后汉书•百官志》可知，武帝虽尊立“五经博士”，但其时博士之秩不过“四百石”[12]，地位并不算高，因此武帝徵请董仲舒、杨何等年高德劭的大儒时，反鲜有徵为博士之例，如董仲舒元光元年应贤良文学举，“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13]据《汉书》如淳注云：“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14]董仲舒以贤良文学举之头名获任“真二千石”之王相，则四百石博士之获任者，其资望显然应较董仲舒逊色不少。偏处蜀地、在儒学上似无特别声望的张叔等儒生集体获徵为博士，在博士官品秩较低的制度现实下，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关于张宽“始作《春秋章句》”及其师法问题

关于汉代初年《春秋》的师学渊源，《史记·儒林列传》总言之曰：“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15]而从其分述的部分看来，这里所指的《春秋》，均系《春秋》公羊学。胡毋生、董仲舒在文景时期曾先后获任博士，但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看来，他们似乎都没有关于《春秋》的章句传注。《汉书·董仲舒传》载其有“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16]，今《春秋繁露》中有《玉杯》、《竹林》等篇，似为其传于后世者。从这些篇什看来，董仲舒所论乃《春秋》之辞例、义法与读法，并就《春秋》义例讨论治道得失，属于并不依傍经文的“传记”体，并非依经说义、分章析句的“章句”体。至于胡毋生，则《汉书·艺文志》、《儒林传》皆未言其著述。《公羊春秋》虽然在汉初已有胡、董等名家，师学系统已经建立，但师法章句似仍未完备。《汉书·艺文志》所载“《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出于何人、何种师法，学者始终未能辨清。至清人姚振宗，乃据日传本《文馆词林》所收东汉李固《祀胡毋先生教》一文定《汉志》所载“《公羊章句》”为董仲舒所作：

唐本《文馆词林》（见近刻《古佚丛书》）：后汉李固《祀胡母先生教》曰：“自宣尼没，七十子亡。经义乖散，秦复火之。然胡母子都禀天淳和，沈沦大道，深演圣人之旨，始为《春秋》制造章句，是故严、颜有所祖述征微，后生得以光启，斯所谓法施于人者也。故宣尼豫表之曰：胡母生知事情，匿书自藏，不敢有声。”又曰：“太守以不材，尝学《春秋胡毋章句》，每读其书，思覩其人，不意千载，来临此邦。是乃太守之先师，又法施于人，礼宜有祀。”

按范书《李固传》：永和中固以荆州刺史徙为泰山太守，此下教祀胡母先生，其即为泰山太守时也。李学胡毋生《公羊章句》，可补范书之缺。而胡毋生，齐之泰山郡人，有《公羊章句》，亦赖以弥缝班书之略。又按《儒林传》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由是《公羊》大兴。”《艺文志》《公羊章句》三十八篇不著撰人，疑即董氏书。胡毋氏《章句》据李子坚，言当时“匿书自藏”，殆归教于齐，齐之学《春秋》者传之，至后汉犹存，为何劭公等所祖述。[17]

事实上，根据李固所言，似乎胡毋生乃“始为《春秋》制造章句”，但据《汉书·儒林传》，西汉官学所传《公羊》严、颜二学皆祖述董氏，故姚振宗认为《汉书·艺文志》所收“《公羊章句》”当出于董氏，而胡氏所撰者乃“匿书自藏”，仅在齐地流传，至东汉时更成为何休撰写《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之援据。

不过，《史记》、《汉书》皆不载董仲舒作“章句”之事，故姚振宗此说实缺乏说服力。至于《华阳国志》，则先后称“叔明天文灾异，始作《春秋章句》。”[18]、“作《春秋章句》十五万言。”[19]为我们探讨《汉书·艺文志》所载“《公羊章句》”编纂者的提供了新的思路。

据《华阳国志》所载，文翁遣张宽等十八人东诣受经的时间乃在汉文帝末年，但《汉书》则称文翁于“景帝末，为蜀郡守”[20]，恐当以《汉书》之言为信。但无论时间早晚，可以确信的是，张宽等十八人至长安后，乃是从博士受经，因此，张宽习《春秋》之师，应当就是景帝末年见任博士者。

而景帝时期获任博士而今可考知者，只有辕固、董仲舒与胡毋生三人，辕固所治乃《诗》，因此张宽《春秋》的师学来源，仅可能来自董仲舒和胡毋生。关于董、胡二人在孝景期间任博士的具体时间，程元敏先生认为“仲舒学行，多在景武之世，又著书称胡母生之德，则渠为《春秋公羊》博士当在胡老归齐里之后，亦即谓董继胡补博士缺，推宜在景皇中元顷”[21]，也就是以董仲舒为景帝后期的博士，其说大抵不误。而《汉书·五行志》又云“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22]董仲舒以“推阴阳”治《公羊春秋》，《史记·董仲舒列传》载其曾著《灾异之记》，其相关灾异说解多见于《汉书·五行志》，可知灾异学是董仲舒《春秋》学的重要知识构成，而这与《华阳国志》中“叔明天文灾异，始作《春秋》章句”的学风描述正相吻合，从《益都耆旧传》所载张宽对“有女子浴于渭水”一事的解释来看，也带有明显的灾异学色彩。考虑以上数点，笔者认为张宽在景帝末年于长安太学中所从问学之博士，正是治《公羊春秋》的董仲舒，张宽所著《春秋章句》十五万言，显然应被视作董氏《春秋》学的师法章句，而其尝任“五经博士”，又可知其所作《章句》当具有官学之身份，如此，则《汉书·艺文志》中作为官学章句见载的“《公羊章句》三十八篇”，虽然未可径定为张宽所撰，但大抵应与张宽始作之《章句》有重要的因革关系。

三、关于“《左传》不祖圣人”

在《华阳国志》中，还有一条成帝时期的蜀地材料值得注意：

《春秋穀梁传》首叙曰：成帝时，议立三传博士，巴郡胥君安独驳《左传》不祖圣人。[23]

关于胥君安其人，不见于《汉书》，清儒柳兴恩《穀梁大义述》将其列为《穀梁》家经师，似是据其行事见载于“《春秋穀梁传》首叙”而定[24]，实难以采信。我们知道，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之《春秋》学长期为公羊家所垄断，至宣帝石渠会议时始并立《穀梁春秋》，则所谓“议立三传博士”者，唯《左传》需另行立学而已。但今查《汉书》，并无任何关于成帝时期更立博士的记载，特别是刘歆在哀帝时期议立《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等古学博士时，曾在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对西汉中前期博士师法之沿革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亦未言及成帝时有“议立三传博士”之说，故此条材料所言之时间颇令人怀疑，若就其事相近者视之，则哀帝时刘歆争立《左传》一事似与此最为相似，故笔者颇疑所谓“成帝时”之辞或系时间记述上的失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华阳国志》卷十一在提及胥君安其人时，称其“以儒学典雅，称于孝成”，同样将胥君安的主要活动的时间定于汉成帝时期，则此处“成帝时”之说似乎也不是全无依据，至少可以证明在《华阳国志》这一文本中，“成帝时议立”之辞并非传刻过程中产生的讹误，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异说。

当然，这条材料最引人注目者，还是所谓的“《左传》不祖圣人”之说。这一说法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刘歆在《移太常博士书》中所言今学诸儒谓“《左氏》为不传《春秋》”的说法[25]，两者看起来非常接近，似乎刘歆所斥者正为胥君安之流。不过，细究二言，两者在立场上仍有微妙之差异，所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是从体裁的角度否认《左氏》为“经传”，认为其与《春秋》各自为书，在文本性质上可以与《吕氏春秋》《吴越春秋》《楚汉春秋》等相类；至于胥君安之“不祖圣人”说，则是强调《左传》在思想或史事叙述方面与圣人之意不合，这恰恰是基于以《左传》为“经传”的立场而做出的批评[26]。因此，无论胥君安的驳议与刘歆争立古文经事件关系如何，我们皆可了解到，在成哀之际，以《左氏》为《春秋》之“传”的观点，至少为部分儒生所认可，并非刘歆所独倡，而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序论部分称“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襃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27]将左丘明编纂《左传》的动机描述为担心七十子之徒以口说《春秋》大义，终将导致人人异说，故以文本形式书写下来，这显然也是将《左传》视作《春秋》之“传”，刘歆所言“《左传》为不传《春秋》”之说似乎并不能代表西汉儒士对于《左传》的普遍看法，而汉末儒士普遍反对刘歆立《左传》之学的原因也就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28]。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 相关成果可参刘固盛《〈华阳国志〉的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2期；刘重来《〈华阳国志〉中诗歌谚语的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才颖、罗业恺《从〈华阳国志〉看西南地区的原始崇拜》，《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549~3550页。

[③] 《汉书》卷19下《百官公卿表下》，第770页。

[④] 关于褚大，《史记·儒林列传》言“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又《史记·平准书》载：“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可知褚大尝为博士。至于其任博士的时间，据《汉书·兒宽传》载：“初梁相褚大通《五经》，为博士，时宽为弟子。”又据《汉书·兒宽传》：“（兒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时张汤为廷尉……”，可知孔安国、褚大任博士之时，正是兒宽为博士弟子之时。兒宽之为博士弟子，当在任廷尉文学卒史之前，而其任廷尉文学卒史之时的当任廷尉，则是张汤。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张汤之任廷尉，在元朔三年（前126）至元狩三年（前120）之间，如此，则兒宽之为博士弟子，当不晚于元狩三年，而褚大、孔安国之为博士，亦当不晚于元狩三年。又，据前引《史记·平准书》之言，褚大以博士循行郡国，乃在“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据《汉书·武帝纪》，汉武帝行五铢钱在元狩五年（前118），其后五年当为元鼎四年（前113），可知褚大当时犹任博士。又据《汉书·兒宽传》：“及御史大夫缺，征褚大，大自以为得御史大夫至洛阳，闻兒宽为之，褚大笑。”，其事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当在元鼎六年，可知褚大由博士迁官梁相，当在元鼎四年至元鼎六年（前111）之间。另，褚大、徐偃以博士循行郡国事，《汉书·武帝纪》系于元狩六年（前117）：“六月，诏曰：‘日者有司以币轻多奸，农伤而未众，又禁兼并之涂，故改币以约之。稽诸往古，制宜于今。废期有月，而山泽之民未谕。夫仁行而从善，义立则俗易，意奉宪者所以导之未明与？将百姓所安殊路，而挢虔吏因乘势以侵蒸庶邪？何纷然其扰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此实误。据《汉书·五行志》：“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先是，比年遣大将军卫青、霍去病攻祁连，绝大幕，穷追单于，斩首十余万级，还，大行庆赏。乃闵海内勤劳，是岁遣博士禇大等六人持节巡行天下，存赐鳏寡，假与乏困，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郡国有以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闻。”由此可知，武帝时期褚大以博士持节巡行郡国至少有两次，一次在元狩六年，乃是为平匈奴之事；另一次则在元鼎四年，乃是为禁私钱之事。《汉书·武帝纪》混同两事，其说实误。《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第3773页；卷30《平准书》，第1720页；《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第2628、2633页；卷19下《百官公卿表下》，第772、780页；卷6《武帝纪》，第179、180页；卷27中之下《五行志》，第1409页。

[⑤] 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国学研究》，第7卷，第527页。

[⑥]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⑦] 《汉书》卷89《循吏传》，第3625页。

[⑧]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0上《先贤士女总赞论二》，第534页。

[⑨]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65页。

[⑩] （晋）干宝《搜神记》卷4，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

[11] 《史记·封禅书》载：“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五帝坛环居其下……”，据同卷同年，武帝曾有诏文，言“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可知当为元鼎五年，此正与《汉书·武帝纪》所载相合。《史记》卷28《封禅书》，第1667页；《汉书》卷6《武帝纪》，第185页。

[12] 《后汉书》卷115《百官二》，第3571页。

[13] 《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523页。

[14] 《汉书》卷50《汲黯传》如淳注，第2322页。

[15] 《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第3762页。

[16] 《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525~2526页。

[17] （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二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228页。按，原书标点有误，作：“《艺文志》《公羊章句》三十八篇不著撰人，疑即董氏书、胡毋氏章句”，今改正。

[18]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七》，第141页。

[19]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0上《先贤士女总赞论二》，第534页。

[20] 《汉书》卷89《循吏传》，第3625页。

[21] 程元敏《〈汉书·艺文志、儒林传赞〉论经学博士讨核》，《“国立”编译馆馆刊》，第29卷第2期（2000），第72页。

[22] 《汉书》卷27上《五行志》，第1317页。

[23]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0下，第618页。

[24] （清）柳兴恩《穀梁大义述》卷1，《皇清经解续编》本。

[25] 《汉书》卷36《楚元王传》，第1970页。

[26] 章太炎即据此认为“《左氏》为不传《春秋》”之说并非西汉中前期的社会共识，而是在哀帝时才出现的异说：“又据《华阳国志》引《春秋穀梁传序》曰：‘成帝时议立三传博士，巴郡胥君安独驳《左传》不祖圣人。’是成帝时固以《左传》同于二《传》，驳者亦独有胥君安，而尚谓之《左传》，则‘不传《春秋》’之说非起于哀帝时而何？”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7] 《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第642页。

[28] 可参拙文《兼听则明：刘歆争立古文经事件再考论》，《国学研究》第3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