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凶》作者访谈：以迷人的真实犯罪作品探究1969年哈佛大学谋杀案
文章来源：https://www.vogue.com/article/we-keep-the-dead-close-harvard-becky-cooper-interview
作者：伊丽丝·泰勒（Elise Taylor）
时间：2020年11月10日
贝基·库珀在哈佛大学读大三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已经在校园里流传几十年的故事：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与一位教授有染，并被该教授谋杀。但警方始终无法锁定这位教授，他也因此逍遥法外，得以继续教学至今。库珀对这个故事十分着迷，继而对尚未侦破的1969年简·布里顿被害案展开了长达十年的调查。
库珀最终将调查结果写成了新书We Keep the Dead Close，此书在今天正式出版。这本书很容易被归类为“真实犯罪”这一题材，但作者在叙述简·布里顿的故事时非常谨慎，没有让这个故事耸人听闻，也没有将其强行梳理成条理清晰、确定的叙述。相反，她不厌其烦地追查每一条线索、每一个消息来源、每一种提示——即使往往得不到结论。（“要确保没有为当下的目的而重塑案件。”库珀谈到自己详尽的研究过程时这样说。）最终所呈现的这部作品，是受害者和爱她的人的真实画像，也是神秘而古老的学术界的忠实写照。
《时尚》（Vogue）杂志围绕库珀在哈佛的经历、流行文化中的真实犯罪热潮以及如何区分虚构与现实等主题，和她展开了对话。
你在哈佛的经历是怎样的？
我在哈佛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真的很幸运。我好像终于发现，自己的过去无关紧要——在我家，晚餐时点饮料都被视作多余的浪费。后来我才知道朋友们的生活有多不同。
朋友们成为研究生后，我再一次回到哈佛，才意识到结构性“失声”让大家感到多么无力。
你在哈佛时，简的故事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迷思——她的遭遇成为学术界女性所面临危险的象征，而不再是真正发生的事件。
书中引用了一句话：“有些现实需要被虚构化，才能被感知。”我继承的故事版本，也就是案件解决之前通行的版本，是简的导师因为与她有染而杀了她。
深入调查之后，我完全不认为他是凶手。因此我的问题不仅是“谁杀了简”，还有为什么这个故事在社群中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它试图传达什么？这则迷思有哪些内涵？我试着反向推演那句话：这些是虚构，那真相是什么？对我来说，真相是这样的。2018年，美国国家科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有50%的女性教职工曾经历性骚扰。在过去三十年里人类学系的退学案例中，有87%是女性。过去并没有那么遥远。
这本书主要是关于简，书写她的生活和英年早逝，但你也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其中。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
我开始的想法是尽可能不要让自己出现在书中。但出于结构方面的种种考虑，我还是应该成为书里的角色。首先，在我写作的十年间，这个案件在前八年中都没有得到侦破。
其次是简被害后的“余生”：人类学界与她相识的人和不认识她的人，如何在这个故事中注入自己的意义或道德观。需要一个能够跨越时间鸿沟的角色，才能讲述简的死对五十年后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穿越时间将故事连接起来的角色。
书的原名“We Keep the Dead Close”更多是向简身后的人们致敬，而不是她本人，这是看待真实犯罪故事的一个新鲜视角。我感觉很多小说、纪录片、网飞系列节目都聚焦如何侦破案件，而不是记录它无尽的余波。
除了简本人很让我着迷之外，我在探寻简的故事时最感兴趣的一点是，这是探索我们如何与过去联系的机会。我也正是因此定下书名“We Keep the Dead Close”，这不仅是简的一位教授说过的话，还有一种模糊性。把某种东西“留在身边”意味着什么？是隐藏、埋葬，还是珍藏？还有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最负责地做到这些？是通过重述这个故事，让人们不要忘记？但又必须确保自己没有为当下的目的而重塑案件。那么是通过拒绝重述吗？
在过去的十年间，流行文化中的真实犯罪内容呈现井喷的态势。那么写作本书时，你想避免哪些惯用技巧，又想为这个类型和叙事方式带来哪些新东西？
有些人说这本书是对真实犯罪类型文学的批评，我感觉很荣幸，但我其实并没有刻意这样做。我觉得我们对真实犯罪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娱乐——吸食他人的苦难，剥除其中的痛楚。但对于重负之下的受害者和她所在的社群来说，这却是一种切肤之痛。我只是试着写一本自己会想读的书。
你在书中详述了为调查一桩陈年旧案所投入的新闻工作量。和我讲一讲，你为这本书付出了十年，对吗？
没错。2009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当时我还在哈佛读大三。到了2014年，我才终于有机会研究这个案件，也和我们社群的人交流。那时已经非常明显，我所了解到的内容实际上需要一位调查记者来处理，而这些内容几乎是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圈子的一个公开的秘密。
随后，我有幸成为《纽约客》杂志主编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的助理，获得了很多宝贵的新闻行业经验。我学会了如何依据《信息自由法》提交请求、如何申请公共记录，也终于能够使用数据库来查找人们的联系方式。我还请教了大卫·雷姆尼克，怎么在家门口拦住人采访。
不过你说得对，这种工作并不光鲜。我在档案馆很久，就为了找到一个在五十年的口口相传中模糊了的名字……其实就是钻故纸堆。
你一边用这些老派方法研究案件，一边也深入探索了网络论坛和其中的阴谋论。你怎么看待网上的业余侦探？他们是在帮忙还是在添乱？
我感觉很复杂。我知道公众对旧案的关注能够敦促当局重新分配资源，从当下的谋杀案转向悬案侦破。但在和简所在社群成员交流的过程中，我也看见随之而来的伤害、痛苦和创伤。
简的家人和朋友读过这本书了吗？
我已经送给一些人了。我给了简的弟弟博伊德一本，也给了她的邻居唐一份，但唐还没有读，因为他想自己写点什么。我还给了简的挚友伊丽莎白一本。
他们的反应如何？
我最担心的是博伊德。整个过程中，我都清楚很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总之博伊德给我发了邮件，他一晚上就读完了这本书。
博伊德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情感的人，所以我原以为最多会收到一句“干得不错”之类的话。他差不多是这样说的，不过他之后的邮件又在不断重复这一点。我和他说：“你肯定还有疑问，问我什么都行。”接下来一阵，他就发给我好多问题：“这是哪个朋友？谁说的这句话？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成了他从前无法获取的他姐姐的信息档案。
你如何确保不会让悲剧的主角变得耸人听闻？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专注于她是谁，她的梦想是什么。让我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简死亡的事实和这场悲剧可怕的细节，而是她曾说过的话，还有她从伊朗的考古挖掘现场写回的信件。她在信中说：“结婚不要紧，不过等回家了吃个披萨也还行。”这些资料让我有机会真正像朋友一样认识她，而不仅仅是把她当作一名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