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外卖骑手七年：一位社会学者的亏欠与自我重建 | 专访孙萍
如今，依托平台算法的零工经济已经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都是不可忽视的就业人群。2020年，一篇关于外卖骑手生存困境的报道引起社会轰动，成为当年极具代表性的媒体事件。四年后，越来越多人在工作中感到和外卖员相似的境况。
这场声浪中，彼时正迅速崛起的外卖骑手的处境开始被更多人看见。同样变得可见的，还有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孙萍。她是那篇文章中的受访学者之一。2020年，她还初入高校不久，是各种意义上的大学“青椒”（青年教师）。在外卖骑手真正进入公众视野之前，她关注这个群体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但，一直没有什么回音。
“我的脑门儿上像是贴着‘外卖骑手’四个大字。”在过去几年，每当有人提起这个话题，孙萍总是忍不住先自我调侃。仿佛是在周围人投来“刻板印象”之前，她要率先抵达那片战场，站定之后，才能让自己免于被外界的种种声浪推挤到那个位置。
外卖骑手并不是她关注的唯一群体。除此之外，她还接触网约车司机、代驾员、直播平台主播等依托平台的“数字劳工”。孙萍坦言：“早在关注数字劳动这个领域之前，我就有过心理准备，一旦开始这条路，就不要去想名和利，这些都和你没关系。”
这些年，她几乎见证了数字劳动这个领域从起初学术界的边缘议题，成为如今近乎“显学”的转变，她没有太琢磨过背后的推手，也许只是“风水轮流转”吧。那篇文章之后的四年，她持续拓宽着田野的广度与深度，把既往的田野资料打散后重新组织，写成了这本系统性研究外卖骑手的作品《过渡劳动》。
是什么让一位社科学者在如今的诸多压力之下，仍敢于持久地坚持做一个选题？以及在看到整体性转型叙事之下，个体的诸般无力与挣扎后，仍然有不消散的热情和信念？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联系到了孙萍。我们从四年前的那篇文章说起，谈到这些年她对零工趋势的观察，最后回到这一研究议题之下更为深层的那个情感动因。
采写｜申璐
相比于被算法支配的外卖骑手，孙萍在《过渡劳动》中试图描绘的是由“送外卖”延宕开的当前社会劳动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过渡性”如何成为现代人劳作的基本形态？以及这种“过渡性”又如何切实影响了身处其中的每一位劳动者的生命叙事。它不仅仅是关乎“被困”与“反抗”的故事，更是关于个体生命历程与劳动的内部张力，乃至更为复杂的个体与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
四年之后的今天，“送外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处境。孙萍说，她在理论之外看到的是每个纠结于“能动性”与“被动端”的普通人，仍在这种转型中不放弃地建设着各自的具体生活。这是这些年她获得的力量的源头。
“只做努力，不做奢求。”这是孙萍给这七年的复盘。
“整个社会似乎都到了，等待一篇文章出现的时候”
“一个在某个领域制造了巨大价值的行业，为什么同样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的制造者？”
2020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的刊发，将舆论的焦点引向彼时国内正迅速崛起的外卖行业。文章开篇抛出的这个问题促使人们与看似遥远的智能技术迎头相遇，弥散在字里行间的、对困于其中的他者乃至未来自己的担忧，在彼时多数人尚未有切身感受时，却显得格外清晰而强烈。在四年后的今天回看，这种担忧正在一次次应验。
孙萍是这篇文章的受访者之一。早在文章发出的三年前，孙萍就注意到了这个群体。她对劳动形态的兴趣从读博以来，持续至今。但当2019年，《人物》杂志记者辗转联系到她时，她仍然觉得惊讶，没想到对方“怎么会关注到这个选题”，毕竟“这在当时是相当边缘的”。
孙萍记得，那是在一个午后，大概12点多，接到电话时她还有些“昏昏沉沉的”，“不记得自己具体都说了什么”。对方在表明来意后，孙萍曾建议，如果真想写清楚这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去送一送外卖。“没想到，后来她真的去了。”
2020年之前，公众对外卖骑手的认知其实相当有限。在孙萍印象中，整个社会几乎处于一种前期的“惯习培养”阶段，平台公司以价格战的方式迅速扩张，消费者就被这样一种集体性的氛围包围着。但这种包围又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在2014年价格战高峰期，早先的用户花很少的钱就能吃到一份相当不错的外卖；同时，第一批加入送外卖大军的人，也被认为是一群“敢于吃螃蟹”的人。他们被既往相对稳定的回报模式抛下，转而看中了短期的高收入。“当时骑手送一单比如10块钱，平台再补贴10块钱，一单能挣20块钱。”外卖骑手收入过万的神话也是从那时开始流传。
好景不长。2017年夏天，一条“3000元底薪即将消失”的信息在骑手间迅速传播。“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标志着这场“烧钱”价格战的尾声，越来越多配送平台开始评估投资回报比，逐步收拢市场。对于骑手而言，最直观的变化是他们从原先受平台直接管理，变为“以劳务外包”形式分配给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管理。这意味着骑手失去了与平台的劳动关系，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诸多劳动保障权益。“跑外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打零工。
与劳动关系边缘化相伴随的，是劳动平台的隐身与劳动控制的渗透。孙萍解释说，以前还有固定的工厂或者某种流水线，但如今，这些东西似乎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不可见的技术体系，它把周边区域，乃至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大型工厂，个体只是穿梭其中做一些流动性的工作。
换句话说，“流动本身成了一种工作”。参与其中的骑手无形中成了一场“无限游戏”的玩家，他们每一次出于“努力”的尝试，都在与算法的对话中埋下了之后更深度的自我控制的伏笔。这个过程中，作为劳动者的骑手被持续监控，通过计件定价。背后的算法看不见突至的暴雨、拥挤的电梯，也听不到电话另一端不耐烦的催单，更感受不到骑手压力的累积。
“骑手被当作一种可以持续生产价值的机器，而非具有个体化生活情境的人。”孙萍在书中写道。算法成了某种囚笼，而被囚其中的人甚至触碰不到能够对话、宣泄不满的对象。在更深层的社会意识中，这种感受在逐渐“破圈”。“整个社会似乎都到了等待一篇文章出现的时候。”孙萍回忆说，她起初完全没有预料到那篇文章会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但如今回想，其中的确存在某种偶然之下的必然性。
四年之后：更多工作“零工化”
四年之后的今天，“送外卖”正在成为更多人的境遇。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打零工的行列。包括外卖员在内，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代驾员、直播和电商从业人员等，这些工作都伴随着很强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
在2023年初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孙萍曾提到，截止到目前（2023年1月），中国已经有2亿人口是灵活用工人员。“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共只有9亿的劳动人口。所以，这批人已经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我们当中每4-5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是靠打零工活着。”
更为隐秘的是，除了我们公认的“零工”种类外，更多工作正在实际意义上“被零工化”。聊到打零工时，我忍不住和孙萍感慨，觉得自己正在做的工作也是某种“零工”。正如平台方按单给外卖员计价，媒体也是在按篇给新闻从业者计算稿费。孙萍笑称：“更相似的是，用工方都只购买了送一单外卖的时间以及写一篇稿件的时间，但都没有购买等单的时间和筹备一个选题的时间。”也就是说，平台方已经放弃了对“劳动力”的控制，转而想方设法控制“劳动”本身。这个过程中，用人方并不在意具体完成某项工作的人是谁，也不再强制规定劳动时间和地点，而只在意最终的那个结果。
在孙萍看来，零工经济代表着当下劳动文化的一种整体性的转型。这个转型就是在宣告一个稳定时代的彻底结束，它正以一种或鼓励或逼迫的方式，促使人们去接纳这种过渡性。这种管控的“隐身化”包装了一种普通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决定在什么样的平台工作、什么时间工作以及工作多久的假象。但劳动者被抛入的其实是一种更加竞争的、加速的、高效的劳动状态中，反而不知不觉中不断逼迫着自我发挥能动性，最终导向了某种过度消耗。直到最后，断开可能就成了个体为数不多的权利。
与此同时，个人化的劳动方式还意味着个体要比以往承担更多的社会风险。孙萍解释说，在相应机制尚不健全时，这种脱离集体化的劳动方式暗示，个体在具体的劳动情境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且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复，从而陷入一种“碎片式无助”。因为个体正在变得越来越个人化，他们就不得不更紧密地依靠组织和机构，这也是为什么零工行业往往组织化和标准化程度更深的原因。
“个体被从传统生产业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被抛在了零工经济的洪流前而不得不依赖和求助于平台的组织化生产，并随波逐流。”孙萍在书中写道。这也同时意味着，由此产生的反抗往往也充满不确定，特别容易被打碎和浇灭。这些都让孙萍不止一次重新理解着狄更斯的那个著名的论断——“可能这既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走向抗争，瞬间的主体性表达？
矛盾与反抗持久地存在。
2024年8月，杭州一名外卖骑手在午高峰送餐时，不慎将绿化带护栏踩倒，随后被保安拦下。网络上流传出骑手下跪的图片，此事再一次引发广泛讨论。在孙萍看来，保安和骑手的矛盾折射出的其实是阶层的区隔化。“物业和房产公司需要宣告自己对于城市空间的占有权和管理权，这些权利经由商业化的包装和社区治理的运行逻辑，转变为一种高档性和优越性。而这种高档性和优越性往往又需要通过对比得到确证和生产。保安承担了进出人群的管理任务，也掌握着区分人群阶层的权力。”
在这起事件后续，这张骑手下跪的图片曾在当地骑手群内部传播开来。据现场视频显示，一些骑手陆续前往事发地点，要求物业道歉。孙萍也在持续关注着事件的进展，当谈到这次集体性的维权时，孙萍称这更接近于一种“瞬间的主体性表达”。到了下一个送餐高峰，聚集的骑手大多又都重新四散，在各自的手机端准时“上线”。
孙萍认为，这些都印证了在数字化语境下，工人的反抗方式正在发生跨时代的变革。一百年前的厂房和机器等生产资料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可变、迭代、复杂而遥远的算法体系。“其中最关键的是，生产工具已经不掌握在工人手中了。以前工人的生产工具是机器，工人知道怎么操作，如果他不想干了，他可以选择砸烂这台机器。但如今，生产工具变成了算法——既无法被砸烂，也无法被夺走。”
这种连结的松散性在涉及内部维权时，往往更加暴露要害。在田野中，孙萍曾困惑，如果骑手对平台方的运营和管理不满意，是否可以联合起来发表意见，进而影响平台方政策的制定？但在实际观察中，情况并不乐观。
即便骑手反对声音很大，平台的招工和派单政策也几乎很难被影响。孙萍发现，这种平台化的用工模式本身就在削弱劳动者的声音。她提示说，任何团结纽带的形成都需要集体性的经历和记忆。但在外卖用工中，传统劳动场景下固定的工作场所、集体宿舍、集体业余活动都不复存在，奔走在大街小巷的骑手彼此互不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送外卖是一项“孤独工作”。
调研期间，北京朝阳双井站点的一名站长曾向孙萍透露，所在站点半年内所有骑手都换了一遍。“没有一个以前认识的，都走了。新进来的多，弄得我一直叫不上名字，也分不清谁是谁。”
此外，用工方式的不断细化也加深着骑手内部的隔阂。以“乐跑”的出现为例，平台方出于统筹劳动力的考虑，曾一度鼓励原先的“众包”骑手转型“乐跑”，承诺更高的单量和收入，但与此同时，选择转型的骑手需要让渡的则是压缩的客单价、更少的权利以及更加受限的劳动时间。（编者注：乐跑和众包，是外卖的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其中，乐跑对于骑手的要求会更高一些，一般对于在线时长、配送单数、准时率、投诉率等都有相应的要求。而众包对于骑手来说，则更自由一些。骑手可以自行接单，没有在线时长和配送单数的要求。乐跑更适合于全职或时间充裕的骑手，而众包则更适合于兼职骑手。）
骑手中，坚持干“众包”的生气“乐跑”的背叛，认为这是一种“狗腿子”的表现。昔日的工友转眼成了竞争对手。孙萍感慨：“这些在既往的平台劳动中都没有被充分讨论。”一定程度上，控制方式的变化的确无形中瓦解着工人内部的团结，其最终巩固的是管理者的统治地位。
从“算法囚笼”到“过渡劳动”：在控制与反抗的逻辑之外
这本书最初的名字并不是“过渡劳动”。
孙萍回忆说，2020年的那篇文章不仅让外卖员的处境被看见，也的确让她的研究变得可见。稿件发出后，陆续有出版社联系她，沟通后续的出版计划。几番沟通之后，她最终与其中一家达成出版协议，而当时这本尚在雏形中的书还被叫作“算法囚笼”。
随着研究的推进，孙萍发现不论是当时的媒体报道标题还是“算法囚笼”，都不足以完整地描绘外卖员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困守”与“被囚”并不是她所接触的那些鲜活的零工劳动者们唯一的生命故事。
采访中，当我们聊到零工经济下，平台方和管理方如何通过管控方式的变革深层次地消解工人维权的可能性时，我忍不住询问孙萍，这些分析是否会让她陷入某种“无力感”？是否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某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不会。”孙萍的回复很快，甚至带着某种无法言明的笃定。孙萍认为，如今距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控制与反抗”的分析框架已经过去了快两百年，这套框架的确有丰富的理论沉淀，但长期以来它让我们只见劳动不见生活。对于当下的零工劳动者而言，生活与劳动、生产与再生产从未如此紧密的捆绑。这其中除了控制，还有千千万万嵌入其中的、真实的数字劳工。正如这本书的导论中所提，她希望这是“一部关于劳动者的书写”，而不是“关于控制的申诉”。
从“算法囚笼”到“过渡劳动”，这背后是一种鲜明的视角转变。在田野的后期，孙萍时常纠结于劳动的“能动性”与“被动端”。这些来去匆匆的外卖骑手是过渡劳动最直观的形象，劳动的过渡性一方面模糊了他们对未来的规划，但另一方面也的的确确增加着他们对于把握当下和主动投入的积极性。
孙萍曾接触过一群特殊的“小白骑手”，他们的家属或亲人患有白血病和相关病症。这些骑手通过利用这种“过渡性”，一边照顾家人、一边维持生计，同时通过灵活转换身份来获取一定的社会资源。
此外，在男性占多数的外卖行业，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女骑手加入，零工劳动的市场化正在对家庭领域形成虹吸效应，尤其为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女性提供了争取权益平等的渠道。女骑手们也在实际跑单中探索着一种有别于以男性为主导的骑手社群的内部联结形式。“当势均力敌的技术性颠覆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斗争的方式也显而易见地由‘破坏重建’变为‘协商利用’。”
这些实践中藏着超越既往二元理论框架的可能性。而在如今这样一个谈论意义本身变得十分困难的时期，孙萍觉得她也从这些外卖骑手身上看到了一个答案：“他们在不确定中、在过渡中如何抓住机会、塑造生活的经验与勇气。” 孙萍说，这是她从田野中获得的力量。
如何在持续与现实相遇的过程中始终保有信念，这是这次采访中我们最想和孙萍交流的问题。
如何免于走入田野后的“无意义感”：只做努力，不做奢求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孙萍的对话：
新京报：这本书出来后，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读者反馈吗？
孙萍：在这本书正式出版之前，我曾把这本书给了几个外卖骑手看。他们读得很认真，还指出了几处只有外卖骑手才能看出的错误。比如，有骑手反映A点到B点的距离绝对不止20多公里，我们经常跑这段，至少超过30公里；还有说电瓶电池应该是75毫安，不是65毫安，我们经常买这种电瓶太清楚了；账户扣掉2万不是负18万，应该是负22万……诸如这些，让我十分惊讶，回头想来，似乎也只有他们能看出这些错误。
有位闪送骑手还在我的小红书账号留言，他说自己在平常送单之外很喜欢看书，但他觉得这本书原价太贵了，询问是否有人出二手书。我看到之后很感慨，就联系他想送一本。但是平台审核是不支持平台外的私人联络的，手机微信号都会被屏蔽。于是那个骑手就在路边摘鸡毛信子草，手机号一般一共11位，他就拍了11张照片。他说：“孙老师，你按顺序数一数每张照片里的信子数量，就代表着这一位上的具体数字。”
新京报：这不正是一次真实的数字抵抗？
孙萍：是啊，我当时看了就很有感触。真的就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笑）。
新京报：2020年的那篇文章让彼时千千万万的外卖员的处境得已被看见。某种程度来说，它也让你的研究被看见了。但其实你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早在2017年就开始了，最初是怎么关注到这个群体的？
孙萍：现在回头看，这个选题有很大的偶然性。博士期间，我的论文关注的是中小企业中的“码农”。他们是一群知识劳动者，但其中也存在重复性很高的剥削式的工作，虽然涉及到“编程”似乎很高大上，但实则有相当大量的工作是“copy and paste”（复制和粘贴）。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数字大厦是如何由这样一群极为普通、甚至大量是从专科毕业的人力基础设施构成的？这直接引导我后来看到外卖员这个群体。
2017年，我刚刚博士毕业回来工作，正好赶上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万马奔腾的那个时期。那时，北京的大街上有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送餐员，在飞奔疾驰，就像一道彩虹一样。但与此同时，每个人又紧盯着手机，每一步都需要和手机互动。他们的劳动和数字媒介的联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密。
起初，我先去学校附近的小餐馆，和骑手们聊天。当时百度外卖还活着的时候，我也去找过他们的底层架构师和算法数据工程师，他们一直在强调派单系统是多么准确，如何用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来应对同时触发的、成百上千万量级的派单。这是一种太典型的算法化的劳动。不夸张地说，它几乎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的视野，我当时就觉得，要沿着这个方向深挖下去。我给自己立了一个flag（定下目标），要连续关注外卖骑手10年。
新京报：听闻你的确真的去送过外卖。可否谈谈来自田野一线的感受？
孙萍：真到送外卖时，你会发现路线规划真的非常重要。尤其在当新手骑手的前三个月，会格外难熬。这种感觉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其实在很多城市都跑过外卖，对于每个地方来说，我都是那个新骑手。那种感觉就是，我哪都找不到。手头还不能超过三单，一旦超过就觉得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经常一单一单送，最多也就一次接两单，而且过程中还需要时刻看地图。那些有经验的老骑手根本不需要看地图，他们清楚地知道具体到某个小区的某栋单元楼的朝向位置，只有做到这样，才是真正能挣钱的时候。
新京报：话说回来，其实在如今这样一个加速时代，能用7年的时间持续聚焦一件事、下决心持续在一个选题上深耕10年，这并不容易，更何况“青椒”学者还面临诸多学术考核的压力。你采访了几百位骑手，去了全国的很多个城市，甚至也亲身下场去体验送外卖。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触动我的除了对这些骑手的处境刻画，还有就是你穿插其中的个体化的生命感受。我很好奇，这7年里，这个课题于你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孙萍：外卖田野这7年，也见证了我从一个学术小白逐渐成长的过程。早在关注数字劳动这个领域之前，我就有过心理准备，一旦开始这条路，名和利都与你无关。我研究的人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政府官员，更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选题，而是眼皮贴近地皮的东西。这从学术资源的分配机制来看，并不占优。但最初无法说服我的就是，一个选题并不能因为它不占优、相对边缘，就不重要。碰巧的是，这些年，这似乎变成了某种“显学”。很多人跟我反馈说，他们觉得这个选题非常重要，它反映一种划时代的变迁。
那篇文章之后，我的研究的确因此变得可见了。在和几家出版社沟通过后，最终选定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薄荷实验系列。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签约时，我和编辑顾晓清定的题目是“算法囚笼”。但这些年，外卖行业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我后来和研究小组跑了全国的19个省份，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
其实这些年间，劳动的组织化和管理化变得越来越精细。甚至超出我们的预想。前几天，我又跑去和街上的骑手聊天，结果惊讶地发现骑手类别又多了两种——畅跑和驻店跑，这是我在书里还没来得及提到的。
坦白说，直到写完这本书，我仍然有未解的问题。这群人究竟会去往哪里？或者说，在零工经济迅速推进的当下，我们终将飘向何方？
新京报：在成书前，你其实已经零散地发表过不少与外卖骑手相关的论文。这次专门写一本关于这个群体的书，有什么不同的考量？
孙萍：的确，写一本书和写一篇文章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写作过程中，我避免很多学者“为了出一本书而出一本书”的想法，把已有的论文攒一攒。说实话，在成书之前，我其实写过非常多关于这个人群的研究文章，这些加在一起的体量要比这本书还大。
但最后成书时，我基本是把过往所有的田野资料打散，重新架构，这个过程是挺艰难的。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卯着一股劲，我没有想过写这本书要干嘛，更多是想给自己一个交待，更给这么多年接受我采访的这群人一个交待。我觉得，我欠他们的太多了。
新京报：你提到了“欠”，这是你完成这本书的那个原动力吗？
孙萍：可以这么说。其实说实话，我和我所采访过的这些外卖骑手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在大学工作，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以及各种基础的保障，甚至因为研究他们有了一定的社会声誉；而他们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朝不保夕、明天可能都不知道在哪的群体。因为这本书，我可以得到外界的关注，获得媒体的采访机会，甚至有一些额外的收益，又或者在学术上被认为有一定成就，但他们得到了什么呢？这本书是我对他们所能给予的最基本的回馈。
新京报：我其实有些好奇，当你以介入者的身份参与其中时，那段时间，你也有被“困”住的感觉吗？
孙萍：我只有在跑单的时候能感受到那种绝望，但是回头来，因为我的社会身份不同，这种焦虑感是临时且短暂的。但这一提示我们从另一角度看问题，这些骑手脱离跑单就不会被困了吗？可能也不是。他不被算法困住，也会被其他事情困住。比如他手停、脚停、口停，只要不动就没有任何收入，和困在算法中相比，你觉得他会怎么选？所有来跑外卖的人，都有一个绝对至上的利益目标，就是一定是来挣钱的，而且还需要挣快钱。
新京报：正如你在前面提到，研究“劳动”是个相当沉重的领域。不过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其实隐隐读出了一种乐观，或者说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感？
孙萍：（笑）没错！研究劳动再不积极点，每天还不得以泪洗面？之前也曾有人问过我，看到这么多无力而又暂时无法改变的问题，或者说一些现实的复杂性后，会不会陷入某种“无意义感”。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这个过程中，我几乎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无意义感”。
这些年，我和很多更年轻的一代交流，发现其中有一些很微妙的情感错位。整体而言，90后和00后这一代赶上了一个急速动荡的阶段，相比之下，80后可能仍然经历过某种昂扬的氛围，只是这些年，感受才渐渐趋近了。这就使得前者作为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给自己的周边、乃至网络社会倾注了太多的“意义感”，而我似乎没有这种投入。
社会学讲“反身性”（Reflexivity），又或者说叫“距离”（Distance）。就是说，我们该如何既置身其中，又置身事外。置身其中，是为了更准确地关注，以更恰当的方式描述他们；置身事外，则是冷静地看到这个群体整体性的部分。大部分时候，我跳出的还算顺利。尽管这期间，我也会有很无奈的时候，比如有骑手打电话说自己又有某一单被扣钱了，希望我去协调；又或者深夜被骗，问我能不能帮忙找律师……我都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了。
甚至有些时候，我也会被骑手“骗”。我记得有一次，有位骑手打来电话说，店家污蔑他偷餐，导致他在平台被封号。后来我去帮他和美团理论，调监控数据，结果发现这个骑手的确是偷餐了。是的，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但这些不会改变我对这个群体整体性的看法，反而我会觉得，它丰富了我对这一群体的立体感受。
说回更贴近地面的一些东西。这些年，探索社会兜底保障机制一直是我在尝试做的事情。我曾向平台方建议，如果给所有骑手交社保仍然有些困难，那老骑手呢？干了一段时间且确有需求的人，平台能否提供相应支持？他们内部也在进行测算，评估可行性。
这两年提出的新职业伤害险也不错，它绕开了劳动关系去谈社会保障，也是很好的尝试，没有按照传统法律法规一刀切。包括其他还有些相关的考虑，比如女性劳动者晚间不要派太远的单之类的，也在修修补补。这是我希望努力的方向，至于具体能到哪一步，我不做奢求。
是的，大概就是这样。只做努力，不做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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