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沈畅：明弘治十三年钞本《说郛》的重新发现及其文献价值——兼论原本《说郛》的版本源流
摘 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十三年钞本《说郛》是原本《说郛》现存最早的钞本。该本较为完好地保存了原本《说郛》经郁文博整理后的最初面貌及编排次序，其保存的分目录对恢复陶宗仪原编面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原本《说郛》三个版本分支中第一个分支的最早版本，该本是证明其所属版本分支版本校勘价值最有力的证据。其文字上的原始性和未经后人妄加校改的特点，使它成为其所在版本分支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钞本。
关键词：《说郛》 陶宗仪 弘治十三年钞本 版本系统
作者简介：沈畅（1988- ），安徽蚌埠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目录版本校勘学、经学小学文献。
文章来源：《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1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元末明初陶宗仪所纂百卷原本《说郛》因保存大量亡佚古籍的内容，颇受学界重视。现今学界一般使用的是民国年间张宗祥校定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明钞本《说郛》，索书号为3907，抄写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早于张宗祥使用的明弘治十八年钞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但是1959年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纂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将此本仅简单著录为“明钞本”[1]，说明当时馆方尚未发现此本的抄写纪年标志。1983年，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贾敬颜油印其《圣武亲征录校本》。在该书“缀言”中，贾氏首次将此本著录为“明弘治庚申年钞”[2]。但是，这一成果实未被广泛接受，因为从1987年北京图书馆编纂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开始，此后的各种目录均沿袭1959年的旧著录。其他使用、研究《说郛》的学者除了专研《圣武亲征录》的美国学者艾骛德 （ChristopherP. Atwood）外，都未能采用贾氏的成果，更不用说充分利用此本。笔者在查阅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说郛》时，重新发现了明弘治十三年钞本的抄写纪年。通过对这一钞本进行细致的探究，确定这是原本《说郛》现存最早的钞本，在研究原本《说郛》的原貌、版本源流，以及校勘整理原本《说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一、明弘治十三年钞本的基本状况及递藏情况
此本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蓝格，左右双边，大蓝口，对蓝鱼尾。存六一卷：卷二、四至六、九至二一、二三至三二、三五至六一、六四至七十，装订成50册。第一册开始部分，有《说序》、各卷所抄书全目及缺卷卷目，均系素纸补抄。卷二首仅题“说郛卷弟二”而不题作者。卷九、二五、四二、五十、五九、六四之前各有分目录，目录内容为本卷往后数卷的子目，所存子目分别为卷九至一五、二五至三三、四二至四九、五十至五八、五九至六三、六四至六七。
卷二四末叶尾题下有“弘治庚寅依本录”一行，考察其笔迹，与同行尾题及该卷此前正文相同，可知确为本卷抄写时所记。弘治庚寅为明弘治十三年（1500），故此本抄写时间可以确定在本年前后。
此本钤有“日华”朱文方印、“常熟恬|庄杨氏|善梦堂|书画记”白文方印、“文选楼”朱文长印、“扬州阮氏|琅嬛仙|馆藏书印”朱文方印、“曾藏|张蓉|镜家”朱文方印、“希世宝”朱文长方印、“周錾齐削|汉剑魏|尉（熨）斗主人”朱文方印、“卫|疾”白文方印、“翁斌|孙印”朱文方印。
书中题跋有：
卷六末叶“天启乙丑夏六月下澣，竹懒李日华观（钤“日华”朱文方印）”；同叶“同治癸酉冬十月上旬，香荪徐铭彝览（钤“皀孙”朱文长方印）”；
卷一一末叶“吴郡赵氏珍藏”隶书；同叶“天启乙丑六月藕华初放，五日浏览十六册，因志竹懒（钤“日华”朱文方印）”；
卷一二末叶“古吴赵氏珍藏”隶书；
卷二八末“古吴赵氏珍藏子孙宝之”隶书。
另外，卷九中有一张署明时间的贴条：“此为前，非下接前三页‘使皆一人专之’云云。同治癸酉十月中旬，香孙徐彝记。”
按：“日华”朱文方印为明人李日华（1565-1635）印鉴。“文选楼”朱文长印及“扬州阮氏琅嬛仙馆藏书印”朱文方印为清人阮元（1764-1849）印鉴。“曾藏张蓉镜家”朱文方印为清人张蓉镜（1802—？）印鉴。另外，“希世宝”朱文长方印常与张蓉镜印鉴同时出现，怀疑也是张蓉镜印鉴。徐铭彝（1848-1885），浙江钱塘人，居常熟。号香孙。“翁斌孙印”白文方印的主人翁斌孙（1860-1922），是翁同书之孙。“常熟恬庄杨氏善梦堂书画记”白文方印属主不详，据杨以堉《恬庄杨氏》一书云，恬庄杨氏于清康熙九年（1670）由上海青浦迁来，则此印钤盖时间当不早于本年。至于“周錾齐削汉剑魏尉（熨）斗主人”及“卫疾”二印属主未能考实，只得暂付阙如。
“吴郡赵氏珍藏”、“古吴赵氏珍藏”、“古吴赵氏珍藏子孙宝之”三则隶书题记字体极有特点，据考为明人赵宧光（1559-1625）所书[3]。
至此，这部钞本在明末以来的传承情况大致可以勾勒出来。此本明末藏苏州赵宧光处，明天啓乙丑年（1625），转归李日华，此后经阮元、张蓉镜递藏。最晚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归寓居常熟的徐铭彝，此后归常熟翁氏，由翁斌孙一支收藏。在康熙九年（1670）以后、入藏翁斌孙家之前，曾归常熟恬庄杨氏。新中国成立后，归北京图书馆。
这部书是何时入藏北京图书馆的？1959年《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此书，标示“翁捐”，知此书为翁斌孙之子翁之熹捐赠。据冀淑英《百川归海蔚为大观》及翁开庆《辑录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翁捐”书目后记》载，1950年夏开始，翁氏在数年内先后向北京图书馆捐书两次[4][5]。冀淑英说，翁氏第一批捐赠的古籍中有明钞本《北堂书钞》[6]。翁捐《北堂书钞》索书号为3910，与这部《说郛》中间仅隔两部书。根据北京图书馆索书号以入藏时间分批按四部排次的规则，这部《说郛》当为翁之熹第一次捐赠时入藏。郑振铎《一年来“文物工作”纲要》（1950年9月18日）称“翁之熹捐赠的明清抄校本书籍等尤为国之重宝”[7]，可知具体捐赠时间为1950年夏至同年9月间。
二、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在原本《说郛》版本系统中的地位
1.明弘治十三年钞本是现存最早的钞本
现今所知原本《说郛》钞本共有17部。其中瑞安市文物馆藏孙诒让玉海楼旧藏明钞本及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明嘉靖沈瀚旧藏明钞本因故未能寓目，但据《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对玉海楼旧藏本的著录及饶宗颐对沈瀚旧藏本的著录，这两部明钞本均无明确的抄写时间标记。除去以上两部，笔者对其余15部均做过细致的目验调查。根据笔者查证，能基本确定抄写时间的明钞本只有4部。除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外，上海图书馆藏傅增湘旧藏明钞本（以下简称“百衲本”）由四种不同格纸钞本配补而成[8]。该本卷六二末有原写“弘治十八年三月录毕”一行，因此，使用与该卷相同格纸抄写的卷三一至六七、七一至九五这一部分抄于明弘治十八年。百衲本的卷一至二五所用格纸版心有“丛书堂”字样，为明人吴宽（1435-1504）丛书堂所用钞纸，故知为吴宽家钞本，抄写时间下限为1504年，即明弘治十六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另一部明钞本，索书号为2408，其所用格纸版心下镌“世学楼”三字，各卷钤有“会稽钮|氏世学|楼啚籍”朱文方印。世学楼为明人钮纬（？—1602？）的藏书楼，故知此本为钮纬家钞本。徐渭《钮太学墓志铭》言，世学楼的营造时间在钮纬自山东佥事任上辞官之后[9]。故此本为明隆庆万历年间钞本。
由于丛书堂钞本的抄写时间难以精确到具体年份，因此，明弘治十三年钞本是原本《说郛》现存最早的钞本。明末刻重辑本《说郛》卷首有郁文博序，末署“弘治九年”[10]，明弘治十三年钞本的抄写时间上距郁文博校订完成时间仅有4年，故而此本是极为难得的早期钞本。
此本与明弘治十八年钞本虽同为明弘治年间所抄，但此本的保存状况比明弘治十八年钞本为佳。首先，明弘治十八年钞本虽然存有卷三一至六七、七一至九五，但却是书估对全书进行割裂重组之后的面貌，实际存卷只有卷三一、三四至四六、四八至六七、七二至八五、九一至九三，共五一卷。该钞本上满是割裂重组的痕迹，已非抄写时的原貌[11]。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则毫无割裂挖改的痕迹，较为完好地保存了明弘治年间抄写时的原序，是探求郁文博校订《说郛》原始面貌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其次，原本《说郛》上存有源自陶宗仪原稿的分目录，是陶宗仪原稿分册的标识，但割裂重组明弘治十八年钞本的书估为消除痕迹，将卷五十前的卷五十至五八分目录撤去，并在卷五五前添加按照割裂重组后卷次编写的卷五五至六三分目录。这不仅对原始的分目录造成破坏，同时也对研究原本《说郛》的原序造成误导[12]。明弘治十三年钞本上的6段分目录均与其后正文相连，可以确定是弘治年间原抄，是研究恢复原本《说郛》分目录原貌不可替代的证据。
2.从原本《说郛》的版本系统构建看明弘治十三年钞本的价值
由于钞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副本，决定了残缺过甚的钞本在版本系统各分支间的异文对比中，参考价值严重不足。因此，只有利用存卷较完整的钞本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版本分支异文链，也只有借助同源较完整的钞本才能彰显钞本残卷的版本价值与地位。
在笔者所调查的15部钞本中，卷数超过五十卷的共有6部，分别是：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存六一卷；明弘治十八年钞本，存五一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涵芬楼旧藏明钞本，存九七卷；国家图书馆（台北）藏陶湘旧藏明蓝格钞本，存一百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滹南书舍钞本，存五二卷；明世学楼钞本，存九一卷。这其中既包括现知所有具有明确纪年的明弘治年间钞本，也包括存卷超过九十卷的3个钞本。我们就利用这6个钞本进行对校，以彰显原本《说郛》的版本源流[13]。
由于《说郛》卷帙浩繁，此处无法罗列所有异文，笔者只能选取部分内容进行罗列。现取卷四《封氏闻见录》、卷十六《渔阳公石谱》、卷二七《高斋漫录》、卷四五《平陈记》、卷五十《识遗》、卷六六《酒谱》《竹谱》、卷六九《翰墨志》、卷八一《学斋占毕》以及卷九七《神僧传》作为异文对比对象，选取重要异文列表如下（原有异体字及误字均保留。脱文用加粗“無”；原文为小字者，外加（）；空格用“◎”；阙种用“/”；大段脱文摘句引起讫，中略，各本以加粗“有”、“無”、“大字”、“小字”表示）：
从上表来看，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同世学楼钞本存在大量共同异文；构成百衲本的明丛书堂钞本、明弘农杨氏钞本、明弘治十八年钞本、明黑格钞本同台北藏本、滹南书舍钞本存在大量共同异文：这两个钞本群之间存在明显的版本分流，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版本分支。涵芬楼旧藏钞本的情况较为独特，从开始至卷六六《酒谱》为止，涵芬楼旧藏钞本展现出一种特殊的版本面貌，它既同时存在分别属于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分支或明弘治十八年钞本分支的两种异文，而且这两种异文呈现交叉混杂分布，毫无规律，同时，它又存在大量与上述两个分支迥异的异文，因此，卷六六《酒谱》以前的涵芬楼旧藏钞本单独属于介乎上述两个分支之间的中间分支。但是，从《竹谱》开始，涵芬楼旧藏钞本上再没有出现与明弘治十八年钞本分支相同的异文，独有异文不但数量大幅下降，且几乎全是明显的讹字，故而这一部分明显与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及世学楼钞本一系。上表所选《酒谱》与《竹谱》在卷六六中是相连的，因此，涵芬楼旧藏钞本在《酒谱》与《竹谱》之间发生断裂，换言之，涵芬楼旧藏钞本的祖本是由两个分属不同分支的钞本配补而成。
由此，我们发现原本《说郛》共有三个版本分支，即早在郁文博校定之后10年内就已形成的两个截然对立的分支：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分支与明弘治十八年钞本分支，以及一个主要存在于涵芬楼旧藏钞本前六六卷的中间分支。
通过对比分析这三个版本分支，我们发现，明弘治十三年钞本所处的版本分支具有其他版本分支所不具备的优点。这在版本异文上有充分的反映。现略举数例以说明问题：
卷二《杂志》标题下，明弘治十三年钞本、世学楼本有“又名嘉佑雜志”，百衲本、台北藏本、涵芬楼本无。
卷四《仇池笔记》“梅聖俞作日食詩”“梅聖俞”百衲本误“梅俞”，台北藏本误“梅俞聖”，滹南書舍钞本误“梅愈聖”，涵芬楼本缺此卷，同分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黑格钞本（A00487）同台北藏本。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及世学楼本不误。
卷四五《平陈记》“舉朝亦有此稱”下，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及世学楼本有“識者以為省主上將見省之地”一句，百衲本、台北藏本、涵芬楼本均无。
卷五二《困学斋杂录》“乃上書于臺，臺言白之，惜哉”，百衲本、台北藏本、滹南书舍钞本、涵芬楼本同，明弘治十三年钞本、世学楼本作“乃上書于臺=言於省下其事於江東宣慰司考驗得实乃釋傑等時錢勝張友仁皆已死省吏令尚無恙是又不可曉也”。
卷五六《安雅堂酒令》“再思高麗三十六”条“滿座皆笑之”后空一行，百衲本、台北藏本、滹南书舍钞本、涵芬楼本同，明弘治十三年钞本、世学楼本后有“自唱高麗曲二舞歌飲一柸滿坐皆咲”。
卷六九《翰墨志》“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百衲本、台北藏本脱，明弘治十三年钞本、世学楼本及已属本分支之涵芬楼本不脱。
以上几条例子，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分支均优于其他两个分支。而且大部分是其他分支有严重脱文，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分支却完整无缺。由于明弘治十三年钞本的钞写时间十分明确，仅比郁文博校定完成的时间晚4年，故而可以肯定明弘治十三年钞本确实保存了郁文博校定原本《说郛》极早期的面貌。明弘治十三年钞本的存在，证明其所在分支的这些优点，尤其是比其他分支多出的文字确实是郁文博校定本的早期面貌，并非明弘治以后再次校补的结果。同时，虽然明弘治十三年钞本缺失后三十卷，前七十卷与涵芬楼旧藏钞本卷六六以后部分及世学楼钞本的对比结果所体现的规律与共性，对卷七一以后世学楼钞本及涵芬楼旧藏钞本价值的凸显有十分重要的佐证作用。因此，明弘治十三年钞本的存在，十分有力地证明了其所在分支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三、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在所属分支内的地位
在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分支中，最为重要的钞本就是明弘治十三年钞本与世学楼钞本。但是，并不能因世学楼钞本存卷几近完整就认为它可以代替缺失后三十卷的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因为世学楼钞本本身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首先，世学楼钞本的抄写质量参差不齐，不少卷次讹误较多。经与其他钞本对校，不少讹误为世学楼钞本独有。现举卷六六《酒谱》为例：
“昔儀狄始作酒醪”“醪”世学楼本误“謬”，他本均不误。
“子孫奔晉”“奔”世学楼本误“奪”，他本均不误。
“酒始於康”“於”世学楼本误“作”，他本均不误。
“人之夭壽繫焉”“繫”世学楼本误“擊”，他本均不误。
“天雖自混元之判則有之”“之”世学楼本误“此”，他本均不误。
“釀之米曲酉繹而成”“米曲”世学楼本倒，他本均不误。
“能否皆強相踧持也”“皆強”世学楼本倒，他本均不误。
“不覺盛暑”“盛”世学楼本误“威”，他本均不误。
“多隨其性”“性”世学楼本误“情”，他本均不误。
“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祖彬李景儉之徒”“季”世学楼本误“既”“彬”世学楼本误“形”。此二处他本均不误。
以上十例，世学楼钞本均出现独有的错误。明弘治十三年钞本的存在，证明这些错误并非来自其分支分蘗之时，而很有可能是世学楼钞本抄写时新增的讹误。如果没有明弘治十三年钞本的佐证，世学楼钞本上的这些讹误肯定会影响研究者对这一分支质量的判断。
其次，除了独有讹误，世学楼钞本还有另一种独有异文。现举卷二《朝野佥载》为例：
1.“愚懦”，“懦”各本同，世学楼本作“怯”。
2.“向南正猭”，“猭”各本同，世学楼本作“竄”。
3.“磑轢蒜齏”，“轢”各本同，世学楼本作“礫”。
4.“此妾坐銀盤”，“盤”各本同，世学楼本作“盆”。
5.“令便與我賣卻”，“我”各本同，世学楼本作“吾”。
6.“其壻問之”，“壻”各本同，世学楼本作“婿”。
7.“年二十餘”，“餘”各本同，世学楼本作“歲”。
8.“了無障礙”，“礙”各本同，世学楼本作“碍”。
9.“天網鬱龍興之兆”，“網”各本同，世学楼本作“羅”。
10.“餘小神并尽”，“尽”各本同，世学楼本作“盡”。
以上十例，其他各本均无异文，说明世学楼钞本上的这类异文并非源自早期版本。细审这十条异文，第1、2、3、6、8、10条世学楼钞本均是用一种相近字眼替代他本共用的字眼，这是在世学楼钞本某个祖本甚至就是世学楼钞本本身抄写时，抄手依据用字习惯进行不严谨改动的结果，因为如果说以“盡”改“尽”是正化俗字，以“碍”改“礙”却正相反，这只能归之于抄手的择字习惯。第4、5、7、9条则明显是有意改动。世学楼钞本上这些抄手所作的改动，使得它背离了原本《说郛》的集体面貌，大大降低其版本价值。
世学楼钞本的这两项缺陷，均未发生在明弘治十三年钞本上，这决定了世学楼钞本无法替代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因此，在使用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分支时，应当以明弘治十三年钞本为主，以世学楼钞本为辅，在前者不存的卷七一以后部分，再参用涵芬楼旧藏本，这样才能充分发掘明弘治十三年钞本分支的价值。
四、结 语
明弘治十三年钞本作为原本《说郛》现存最早的钞本，具有其他钞本所不具备的价值。首先，在明弘治十八年钞本的原貌被后人严重破坏之后，它是证明郁文博校定原本《说郛》卷次面貌及陶宗仪原稿分册面貌最有力的证据。其次，它是证明其所在版本分支版本校勘价值不得多得的证据，对确定其所在版本分支的地位具有决定性作用。90余年前，张宗祥在校定原本《说郛》时，由于未能见到这一钞本，致使其校定本出现了不少遗憾与问题，因此，今后整理使用原本《说郛》时，一定要充分参考利用这一现存最早的钞本。
按：文中异体字、繁体字均系据版本照录，具有版本考证作用，请予以保留。
注释：
[1]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卷五，中华书局，1959年，叶37a。
[2]贾敬颜《圣武亲征录校本·缀言》，油印本，1983年，页3。另，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黄鸣老师代为查阅该书，特此致谢。
[3]这一问题，经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告知，特此致谢。
[4]冀淑英《冀淑英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页356，页363-364。
[5]转引自曹培根《常熟翁氏文化世家》，广陵书社，2009年，页19。
[6]《冀淑英文集》，页363-364。
[7]郑振铎《郑振铎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页70-71。
[8]此本卷一至二五为明吴宽丛书堂黑格钞本，卷二六至三十、九六至一百为明弘农杨氏蓝格钞本，卷三一至六七、七一至九五为明弘治十八年黑格钞本，卷六八至七十为另一明黑格钞本。
[9] [明]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1135。
[10][明]郁文博《较正说郛序》，《说郛三种》第三册影印明末刻清初汇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页6。
[11]沈畅《再论临海市博物馆藏旧钞分类本<说郛>之性质》，《历史文献研究》（第40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页226-228。
[12]沈畅《论明钞本<说郛>中的分目录及作者题名——兼论分目录与书册制度的关系》，《书目季刊》第五十一卷第四期，2018年3月，页86-87。
[13]明弘治十三年钞本与丛书堂钞本作为百衲本的组成部分互不重叠，故而此处将组成百衲本的四个钞本作为一个整体入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