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林国华：《灵知沉沦的编年史：马克·里拉<搁浅的心灵>评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林国华在这本书的《莱米·布拉格的启示》这个部分中，称“灵知传统是古代最大的异端，甚至被基督教教父视为所有异端的源头，它尤其攻击了古代城邦和中世纪神权帝国共用的、占支配地位的托勒密体系所构造的那个美轮美奂的天球秩序。后者被灵知传统视为幻相和感觉的诱惑，却是基督教正统神义论与希腊自然秩序观念的基础与前提，在近代早期，由于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人发起的天文革命而彻底坍塌”，因此林国华说，“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天文革命的天才延续并确证了古代灵知异端的洞察和野心，二者结成了有趣的联盟，‘革’掉了中古基督教（天启律法）与古希腊（自然理性）在尘世结成的律法秩序联盟的‘命’。这场反宇宙、反律法的异端革命跨越千年，最终在近代引发诸多连锁‘反应’”。（第009页）
在《灵知传统》这个部分中，林国华提到在进入世界意义上的现代以来，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以来，“灵知”以长期被欧洲正统基督教压抑的“负教”思想的形式冒出水面，借着现代性的到来，打击由古希腊理性传统（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来的，注重理性、逻辑、分析和辩证法的传统）、希伯来律法传统（主要是正统基督教根据旧约中的摩西五经所遵循的各种教会纪律）、基督教福音传统（主要是基督教根据新约中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的传道书所确立的上帝的恩典和救赎的这一套信念和价值观）为骨干组建起来的欧洲的“正典秩序”，这个“正典秩序”有意根本性的共识，在于“与尘世和解、占有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以稳定的秩序，为此目标，三大传统发展并共享了一系列复杂的子教义，比如它们都一致认定这个世界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美的、符合理性的；它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确认它是好的，而且它得到了上帝的契约和祝福；它是上帝实施拯救的发生地，拯救不仅关乎灵魂，也关乎身体和尘世，所以，世界最终要被神圣化，等等。总之，所有这些教义可以粗糙地概括为一句话：这个尘世是宜居的，世界为人而造，人为世界而造。这种关于世界图景的形而上学教义继而又鼓励了种种道德和政治理想，比如人是政治的动物、朝向尘世生活的德性培养、对律法和正义的热心、爱上帝（他是世界和人的创造主）、爱邻人、爱自己（禁止自杀）、作为圣事的婚姻与繁衍以及朝向文明民族的启蒙，等等”。（第015-016页）
林国华指出：“灵知”的本义是“通过神秘知识谋取灵性的拯救。”“灵知”是精英化的，不是大众化的。（第019页）林国华提到，“从某种意义上说，灵知学说可以被视为柏拉图学说的神秘化，这解释了新柏拉图主义在古代晚期大规模入驻灵知传统的根本缘由。这种状况在灵知传统的犹太分支（喀巴拉）中得到更清晰的表现”。（第020页）
在《再论灵知传统（兼论近代天文革命）》这个部分中，林国华提到了“灵知派”的认知，不同于基督教认为完美的上帝遵照他的意愿创造了宇宙和人，灵知派认为，在造物的神和他的创造物之上，还有另外一个神，这个处在造物神上面的神才是一切积极价值（圣光）来源的真正的神，但这个真正的神不曾创造过世界和人，他对世界和人是淡漠的，世界和人是出自最高神下面的造物主的创造，这个造物主还有很多同伴，都属于最高神下面的低等级的神，对居于他们之上的圣光秩序充满忌妒，他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为的是用低级的物质肉身封禁从上层世界沦落下来的圣光（灵魂），他们创造的宇宙是一座巨星监狱，饰以美轮美奂的宜居装修和法则，辅以雄辩的道德和政治教化，以此为诱惑，阻止圣光向上逃逸，他们是世界的暴君和掌权者，世界成为圣光的磨难地、十字架苦路的短暂驿站，痛苦和恐惧是世界的原材料，邪恶的造物主用它们笼罩着一切，人对这个世界是不适应的，是陌生的，有一种异乡的感受，有一种局外人的感受，人像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去的。灵知派围绕着的问题，被林国华列了出来：我们过去是谁？我们现在变成了什么？我们过去在哪里？我们现在被抛向哪里？我们正奔向什么目标？我们凭借什么被拯救？什么是繁衍？什么是再重生？（第028-029页）
在《再论马西昂（爱与正义的分裂）》这个部分中，林国华介绍了马西昂的思想理论，指出马西昂的思想起点来自于写下《罗马书》《加拉太书》的保罗。马西昂认为，旧约中的耶和华就是低等且邪恶的造物主，是他用低等的物质材料造出了低等的人，并且用严酷的律法来统治这些人，因此人的本质也并不是高级的，不像灵知派认为的那样，来自于比低等造物主高级的圣光的领域。人本身就很低级，灵魂中也没有圣光存在。但是，马西昂也认为，在低等级的神及其创造出来的这个宇宙之外，还存在这另外一个更高等级的神圣秩序，这个马西昂和灵知派的认识是同样的。但马西昂和灵知派不同的是，这个高等级的良善完美的神，他是耶稣基督的父亲，但对人来说，他是一个完全陌生和异己的神，人是邪恶的，自身完全没有善和高等级的种子或材料，因此这个高等级的神和人类没有共同的秩序可言，分属不同的宇宙。马西昂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应该是史上最悲观的理解之一，也是因为如此悲观，马西昂只得肯定了律法对于人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律法的存在，是最无可奈何的悲观处境下，能想到的最不坏的制度了，在这一点上与柏拉图《法律篇》流露出来的意思相似，这是民主法治之所以在西方诞生的一个宗教根源。（第037-040页）但马西昂也并非全然悲观于人类无可救药，无法获得任何意义上的拯救，他认为那个高等级的神会出手，出手拯救把人类从低级的世界就出来，然后放到另一个比这个世界高级一些世界中去，相当于给人类作迁移。马西昂说，神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纯粹的爱和恩典，因为这个和我们完全陌生也毫无瓜葛的上帝是一个有着善良和爱的上帝，因此他会从那个低等级的上帝所制造的宇宙中拯救我们，去往新的宇宙中安居。（第041页）马西昂这里继承了保罗在《罗马书》的传达，恩典是上帝白白给出的，不因为什么，就因为上帝本身良善。保罗这个论点的提出，针对的是犹太律法中，认为人要做事做功，上帝才会恩典你，保罗则认为，因信称义，你只要信上帝会救赎，那么上帝就会救赎你，与你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无关。保罗还认为，这个用“律法”和“正义”统治世界的“耶和华”因为是低级和劣质的上帝，他要你遵从的，你默默不遵从便是，尽量减少和这个不完美世界的接触，也就是躺平，在《罗马书》中则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林国华说，这个躺平与不合作的态度，就是以赛亚·柏林“消极自由”形而上的源头。与"消极自由”构成对子的“积极自由”则是努力去“效法这个世界”，认为这个世界的秩序是可以追随的，是和人的本质的需求同构的，是有奔头的。（第044-046页）因此在马西昂看来，奉行旧约上帝的犹太民族，其实是“贪恋这个世界”的“属魂”党的民族，而不是“属灵”的民族。犹太民族被这个世界的动物性和物质欲望围困，因此犹太教的立法者不得不以严酷的律法约束这些沉沦的物质化动物化了的人，耶和华也是无能和低劣的，因为旧约中大量记载了耶和华因为人类的事而动怒、反悔、忌妒、贪恋、杀戮的行为，马西昂认为这些都是低等无能的写照，继承了保罗对犹太教律法的反感和敌视。因此马西昂和保罗一样，都算是“反犹”的思想家。因此，马西昂成了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中介物。（第048-050页）
在《关于“消极自由”的插话》这个部分中，林国华指出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思想渊源是从盘踞在欧洲正典身体里的负典那里来的，也就是在写《罗马书》的保罗以及保罗的认同者、被后来视为基督教异端的马西昂不认可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代表全知全能全善、不认可人类所居的这个世界是值得奋斗、值得投身自己的事业和修为的看法端出来以后，家园的破碎，流离失所的现状，虚无的产生，成了人们“消极自由”思想产生的基础。这种马西昂式的对于此生此世的虚无感幻灭感和失落感，成为18-19世纪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一种底色，是一种披着浪漫主义面纱的灵知的复仇。18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对现状不满，是想回到古希腊，回到异教的古典时代，或者回到中世纪神秘主义学说的体验中去，而伯林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乡愁病始终和犹太人在做巴比伦的囚徒时候感到的崩塌有关，也就是说，作为犹太人，已经漂泊了上千年，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敌意和冷漠，这是伯林“消极自由”的犹太根源，林国华说，伯林的理念无论是“消极自由”还是“多元主义”，背后都是对这个世界的冷漠。（第053页）但林国华还认为，犹太人对这个世界冷漠，但内心也一直在渴望着弥撒亚王国，并且秘密地做着弥赛亚王国建立的准备工作，准备着在将来建立一个犹太民族的“祭司的国”，在“高度律法化的统治下做‘圣洁的民’，犹太人的冷漠不是对世界本身的冷漠，而是对‘祭司国’以外那部分世界的冷漠，对‘祭司国’界限以内的那部分世界，犹太人则充满热心甚至挚爱，发达的律法规章传统说明了这一切”。（第053-054页）林国华这段话解释了西方世界许多人有犹太人集团阴谋统治世界，对世界不友好的说法，是因为犹太人本身对他们群体以外的人和事都漠不关心，非常冷漠，他们不爱人类，只爱自己的民族、宗教、律法，幻想着弥赛亚国的未来建立，自己作为上帝的唯一选民，与别人和这个沉沦的世界区隔。（参见第054页）因此，这种“负典”的教义就在于，我们是这个地球的“难民”，要防止难民过度卷入这个世界。（第054页）
林国华说，“负典”阵线的这个“难民”定位，与“天文学革命”后所产生的“宇宙难民”或“宇宙边缘”的认知，形成了一股合流，导出了近代“自由主义”理论。“自由主义”讲的就是“消极自由”，“自由主义”是更大规模的“难民理论”，它强调了人在世界的消极和暂居的地位。因此林国华认为，自由主义“有着深远的犹太-基督教、马西昂-灵知派神学以及近代天文革命所结成的消极负典路线的支持，它挑战了——准确而言是替代了由希腊传统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肯定性元素结成的正典路线”。（第055页）林国华说，在托勒密“地心说”的时代，天文和人文步调一致，互相支持，一旦哥白尼、布鲁诺等破了地心说，天文层面的中心、和谐、完美等秩序已然不再，反观人文，正典还试图维系着正典文化的说辞，因此形成天文是革命，而人文则称为反动的局面，要让天文也跟着人文一起革命，必须把人类的宇宙难民身份提出来，以此适应天文发现地球在边缘而不在中心的这么一个处境，必须要反对地球，反对地球内的天下秩序，必须破除对地球践行“积极自由”的幻想，持“消极自由”的态度，努力把认知和灵魂飞出这里，去往外部。（第056-058页）
在《马克·里拉的学术进路：灵知沉沦的编年史》这个部分中，林国华指出，马克·里拉写的《鲁莽的心灵：政治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刻画了一个个灵知者受到尘世污染，堕落为暴君代言人或帮凶的履历，连同米沃什《被俘的心灵》《搁浅的心灵》等，“刻画了灵性秩序与尘世秩序迎面相撞的灾难现场”，因此马克·里拉的工作相当于编修了一部现代灵知沉沦册编年史。（第064页）林国华介绍了马克·里拉《搁浅的心灵：论政治反动》这本书的框架，指出“源自内亚沙漠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组成的‘亚伯拉罕天启秩序’与古地中海‘欧洲秩序’之间复杂的缠斗与恩怨是这本小书的主题。我这里说的‘欧洲秩序’指的是古典时代的欧洲秩序，即以古希腊自然理性开启的、以哲学智慧和自然律法规制的多神论、泛神论以及世俗人文主义取向的古典城邦文明秩序，它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的罗马秩序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第065页）希腊古典精神及其倡导构建的秩序，称得上是欧洲文明的“原教旨”，是最纯粹的欧洲正典，（第066-067页）但是到了“希腊化时期”，欧洲古典秩序开始解体，“来自东方沙漠的亚伯拉罕天启元素分解为两个维度进入欧洲，其中的律法主义维度与欧洲古典传统结盟，形成新的欧洲正典秩序，另一个反律法、反宇宙分支则以异端负典形态与欧洲正典持续构成紧张。正是通过亚伯拉罕天启传统中的负典维度，古代灵知传统潜入希腊正典的身体，不仅‘寄生’其中，而且按照灵知派恢宏无比的宇宙结构学图景将之予以重新定位和激进的再解释。事实上，灵知传统针对希腊、埃及、波斯以及后起伊斯兰教等传统也采用了完全相同的策略，这无异于一场跨地域、跨文明的大规模思想整风运动。在犹太-基督教领域，圣保罗则居于负典阵营的领袖地位，而将其予以激进的灵知化再定位就是马西昂”。（第067页）在林国华看来，陶伯斯和巴迪欧的工作相当于对欧洲正典进行反动，而罗森茨威格、沃格林、列奥·施特劳斯则是“对负典反动的再反动”，林国华把前者称为“负典二人组”，把后者称为“正典三人组”。（第068页）
在《积极的负典（陶伯斯、巴迪欧）》这个部分中，陶伯斯和巴迪欧作为出身负典但又积极想改变世界的人物代表，都尊崇保罗的部分理念，比如陶伯斯认为，保罗并不是犹太教的叛徒，而是狂热的犹太教徒，保罗的想法是把独属于犹太教的弥撒亚的救赎扩展到全世界去，让犹太民族以外的人也能享受上帝的恩典，得到上帝的救赎，在未来弥赛亚降临后组建的千年王国中，也能跻身国民的位置。保罗的这个想法与马西昂是恰恰相反的，马西昂只认犹太民族本身，不认犹太民族和犹太教之外的全部世界，马西昂倡导消极避世，沉入自己的冥思世界，向内拓展与良善的上帝而不是耶低劣的耶和华相遇。（第073页）但是陶伯斯想法与马西昂主义者相反，陶伯斯认为一味地向内修炼遇到的上帝只会沉默，相反，应该积极沉浸到世界中去，去与正典秩序搏斗，这样才能遇到真正的上帝。（第076页）巴迪欧也是反对马西昂主义把犹太人和犹太教徒搞特殊化，认为保罗-马西昂的负典谱系也就是两个上帝——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旧约中耶和华许给犹太人的律法是其残暴统治的工具条约——是对的，但是巴迪欧同样不满马西昂搞犹太人特殊化，认为应该把负典精神，朝向世界普及，即另有一个善良的陌生的上帝虽然与我们无关，本可以不搭理我们，但凭借着他的无限至善，还是会白白地给予我们恩典，救我们出这个耶和华创造的牢笼，让我们得救（迁移到别出去），这种真正的上帝的恩典是应该是针对所有人的，不独属灵知开悟的犹太人和犹太教徒。林国华指出，巴迪欧是保罗左翼，而马西昂是保罗右翼，也就是说，巴迪欧朝着普世主义、爱全人类的思想方向发展了保罗的思想，而马西昂则是朝着种族主义、宗教独特性主义朝着狭义的方向发展保罗的思想。（第093页）因此巴迪欧是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是强烈反对“犹太锡安长老会”的，巴迪欧警惕犹太人要抛弃全世界、毁灭全世界、唯独让掌握着灵知的犹太精英独善其身的这种阴谋，不想让他们得逞，巴迪欧希望的是，让全世界都变得和掌握灵知的犹太精英那样，大家一起携起手来，一起接受真正的至善的上帝的白白的恩典，在最后一起获得拯救，巴迪欧认为，他从保罗那里发现了真正的犹太人的使命，“对一项世界历史的普世拯救使命的担负”。（第094页）
在《封闭的正典（赫尔曼·柯恩、罗森茨威格）》这个部分中，林国华指出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的不同，基督教徒肯定这个世界，信封耶稣的做法，就是在时间之中，在历史之中，去通过自己对上帝的信仰，通过忠实于基督教教义和律法的实行，把福音传递到世界的美国角落，感化外邦人信教，以此荣耀上帝，等待最后的救赎。而犹太教徒则在这个时间进程中，犹太教徒不需要像基督教徒那样努力做这些传教或者荣耀上帝的工作，因为他们认为，早在基督教徒信奉上帝之前，犹太人早就见过了上帝并且与上帝立了约，最终的拯救和恩典是一定会实施的，因此接下来的日子里，犹太人就是等待就行了，不用再在时间中做任何向着上帝恩典和救赎方面的努力，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遵照着犹太人自己的宗教日历，象征性地做着一些事，等待着未来的弥赛亚机及其最终结果就是了，这个与努力生活努力传教中的基督徒是根本的区别，所以犹太人自己并不执着于向外传教。（第120页）林国华提到，罗森茨威格眼中犹太人把自己和世界区分开来或者说区隔开来的理念和做法，在犹太人以外的人特别是基督徒看来，“造成了一种神圣资源被犹太民族垄断独占的不良印象，因此，除了对异类的无知、厌恶和敌视之外，隐藏在外邦‘反犹’情绪中的还有忌妒、羞愧、受迫害癖和由于原始共有权被剥夺而产生的自然义愤”。（第137页）
在《无情的正典守护者（沃格林）》这个部分中，通过对沃格林思路的阐释，林国华指出：“希腊自然宇宙论与亚伯拉罕天启宗教的冲撞是欧洲正典与亚洲负典之间的终极对决，前者主张世界永恒轮转的自然法则，后者却相信这个星球出自天外某种力量的创造，最终也将被造物主毁灭。这场对决就是欧洲思想史中所有反动与激进故事的总纲。”（第158页）也就是说，古希腊的正典秩序，不管是荷马的诸神还是那些古希腊神话，都是处在后来由托勒密总结出来的天球内部的事情，这个天球遵循诸神的意思，完美且持续的运作着，指导或影响着人间的种种建制，而来自亚伯拉罕宗教的负典，则看到了外面的力量存在，认为这个天球的包裹非常不完美， 意欲把这个天球秩序打破，并坚信这个天球也最终会被毁灭。
在这本书的《附录：关于希腊悲剧、灵知暴君、霍布斯与自由主义等议题的对话》这个部分中，林国华指出霍布斯的“利维坦”的深刻意涵，还是源于古希腊正典秩序和希腊化时期亚伯拉罕宗教不断彰显出来的负典秩序的角力，在古希腊和罗马共和的语境下，暴君需要被公民去除，因为古希腊的秩序提倡做有德性的公民，以此符合理性的秩序，而到了受到负典影响的霍布斯这里，暴君成为“现代主权者”也即“利维坦”，这个利维坦对大众施行的统治是暂时性的，因为“利维坦”终将死去，霍布斯建构出来的“利维坦”国家其实是一个“神权政体”，神才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人不是，人只是短暂的代理，人是这个地球的难民，人活着只要求维持最基本的“自然权利”，而不应再去追求古希腊人所信奉并且追求的公民的德性。（第217-218页）林国华还提到，柏拉图所有的作品都是在教化暴君而不是公民，“柏拉图对塑造公民没有兴趣，也从不抱任何期待，这是非常强烈的灵知派气质，和亚里士多德完全不同”。（第218页）在这个部分中，林国华提到：“ 不介入、不贪恋、不拯救，这是灵知派的精髓所在，也是自由主义（霍布斯、洛克以及一定程度的卢梭）的精髓所在。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学说也触及到了自由主义这一精髓。伯林的最大优势就是他的犹太身份，这种丧失了政治共同体归属的难民身份使他本能地对古代进攻性的‘公民’理想（即‘积极自由’）和国家理想（即持有道德目的论的政治组织）保持警惕，这是‘第二圣殿’之后犹太‘亡国民族’的本能，算是天赋异能吧，这使他的思考无限接近古代‘积极自由’传统最大的挑战者和否决者——灵知派。灵知派是‘消极自由’的最纯粹的表达，它是古代‘积极正典’的反题，二者的张力构成西方文明的伸展空间和成长骨架”。（第223页）林国华在这个部分中还提到：“这个教派（指灵知主义教派）的所有精要学说（反律法、反世界、反人类）都源自其在此世政治上的大溃败，这正是‘消极自由’背后的真相。霍布斯斩断古代灵魂中蒸腾着的‘血气’部分，平息人们对进攻性德性的爱欲和对世界的贪恋，借助‘暴死’的恐惧，强迫人类学习安静的习俗，把他们安顿在和平的秩序中，可谓最纯正的灵知派理论。与不介入、不贪恋、不拯救的灵知原教旨相比，马克思的问题是对这一教义的颠倒和背叛，他的主张恰恰是要‘介入’‘贪恋’与‘拯救’，所以沃格林说他是‘堕落的灵知’。这就是灵知派体系中那个掌权者、世界的看守，他受到世界幻相的诱惑，从行星轨道上沉沦下来，披上尘世的‘衣袍’，沾染了世界的元素，沉溺于尘世的生活，但同时仍然保有对自身固有神性身份的隐约记忆。这常常用来解释暴君心神不安的原因。神圣身份的失落也是暴君嫉恨哲人的原因，因为后者隐隐感受到了天外的神性世界，并模仿那种神性，甚至声称拥有那种神性，这激起暴君的本能警醒和嫉恨”。（第224-225页）还提到，“灵知只是个体（顶多是一个精英小团体）的灵魂救渡术，不是政治拯救的法门，大规模集体式拯救已经偏离了灵知派的本意，变成灵知派的一个堕落版本了，即灵知主义。这带有强烈的犹太性，即强烈的民族性和土地性。”（第225-226页）此外，林国华还提到，“自自然律法秩序占据优势地位的希腊文明中，暴君是一个异类，一个反自然、反宇宙的物种，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带有某种灵知元素。灵知派的壮大是在希腊化时期，也就是古代城邦秩序溃败解体时期。灵知派构建了复杂高超的天文神话和神学，并且以此为判准，针对古代城邦文明废墟实施‘整风’，万物重新排序，可谓之‘星际秩序’。这个秩序具有神学、天文学和政治学的含义，我认为它是理解暴君（作为一种人类原型）的根本背景。只有在这个秩序背景下，才能把握到暴君（作为一种极度晦涩的神圣力量）对古典自然世界和城邦秩序发起挑战的含义。也正是通过这种极端破坏性的挑战，自然秩序美轮美奂的幻相才能被揭露出来予以摧毁，一个更高的、更真实的秩序才能得到呈现”。（第226-227页）林国华还提到：“灵知派（瓦伦廷派）把万物分成三重等级：属物的、属魂的、属灵的。据教派中的高人判定，犹太人是居于中间位置的，即属魂民族、‘属魂的’这个希腊字根提示了灵魂的自然生命力，即血气，另一个希腊字更准确地表达了灵魂的这种动物性的关键质素。——灵魂秩序并不具备纯粹的超越品质，它其实有着动物性的、肮脏的底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些古代哲人讲的德性磨练其实都是对灵魂中的这种动物性势力的驯服、清洗和利用。这也决定了‘属魂秩序’必然以律法为核心，这正是犹太民族的状况（属血气、属律法）。耶稣和保罗（以及保罗最伟大的传人马西昂）毫不犹豫地指控犹太人是'属血气’的，必须以‘律法’节制之。因而就成了‘属律法的’，崇拜血缘和土地是其必然结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犹太律法正统之外一直存在着神秘主语暗流，且具有异常活泼的生命力，亡国之后更是如此，和灵知派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样，在伊斯兰教方面，在其更加严苛的教法秩序之外也存在着一些灵知化的神秘小教派，尤其是什叶派，其中的伊斯玛仪派甚至被认为是灵知派的伊斯兰分支，这都对逊尼派主流律法秩序构成有力挑战）”。（第228页）林国华谈到“自由主义”，说：“自由主义则在正统（爱世界）和灵知异端（恨世界）之间开辟出了第三条蹊径：以不颠覆世界为底线，最大程度地贯彻灵知生活原则（即宇宙难民、陌生人、世界的异化、暂住、避难所、自我保存、自然权利等等）。换言之，既不反世界，也不爱世界，就是你前面说的缺少血气、无欲无爱，把人生和世界看作一场暂居和避难，在最低限度的律法秩序中，和平安静地度过世界末日来临之前这段短暂时光。这是以霍布斯为领袖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精髓和魅力，也是对自由主义的终极辩护（如果你想为它辩护的话）”。（第229-2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