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读书笔记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读书笔记
大问题：1. 淮北乱象从何产生2. 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革命的在地化问题，为什么在悍匪横行的淮北也能出现组织化的革命者？）
回答：1. 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凋敝，导致社会生态恶化，人们采取不同的生存策略，分化成不同群体。他们之间的区别除了生存策略的区别，还有组织上的区别。
2. 更深入的考察已经排除了该地区历史上的农民叛乱和现代革命成功之间具有简单的、正面的关系的可能。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是裴宜理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198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还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准备阶段，裴宜理就一直在试图采用与当时流行观点不同的视角、方法去探素中国革命的起源问题。通过对台北的一系列有关文献、档案的梳理，她开始对传统叛乱背后的动力以及他们与现代革命之间的关系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1979年，她又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作为最早进人内地的美国中国学者之一，前往皖北的涡阳、毫县等捻军发源地进行实地考察。本书的学术价值至今仍然受到西方学界的肯定。
本书着眼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以这一地区既孤立、又有机联系的三大事件一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一为研究对象。全书分七章：第一章“导论”，为全书写作缘起、立场与谋篇布局的铺垫；第二章运用环境学、生态学方法，阐释淮北的地理环境；第三章从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人类学等视角入手，对准北农民的生存策略展开分析；第四章探讨了捻党是如何从掠夺者走向叛乱（捻军）之路的；第五章探讨了兼具防卫者与叛乱者色彩的红枪会；第六章是关于复杂的淮北共产主义革命的解析；第七章为全书结论。
下面对本书最重要的一些观点加以简单介绍。
社会结构对集体暴力的模式产生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作者认为，不是所有的贫农都是掠夺型暴徒，正如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防御型民兵一样。采取群体生存策略的成员身份以及经常使用的意识形态理由取决于更有组织性的集体（参看第5页，英文版，下同)。黄宗智称：裴著的重要特点是注重从社会经济结构演变和历史事件的结合来探讨中国的农民运动，一方面是在农民运动的历史事件中去探讨社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在结构的变动之中去寻找民众运动的来源和推动力（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目前已经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裴著采用社会生态学和环境学的视角与方法，分析了特定区域地理生态环境与农民叛乱的关系。在淮河流域，从陈胜起义到元末红巾军起义，到明清两代连绵不断的社会动乱，把叛乱和抵抗的传统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地方性农民暴力可以很好地解释成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为了生活和生存而开展竞争活动的延伸。当然，这一环境既是自然特征，也是人类行动的产物（第11页）。人力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使准北形成了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系统(第16页)。同样，自然的和政治的因素为准北造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生态系统，特别有利于盗匪活动的蔓延。除了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之外，农民中世代相沿的习俗也大大强化了争勇斗狠、乐于为盗的心理（第64页）。
在第二章，作者通过对准北地区捻军与红枪会运动的考察，归纳了这一地区两种集体暴力（或日生存策略）的行动模式：第一种可以称为“掠夺性策略”，就是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仇杀：作为对抗这种劫掠而来的反应，产生了“防御性策略”，即面对强盗式的抢劫而采取的保护个人财产的行动，包括庄稼看护、家丁、民兵和堡垒式圩寨的构筑。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作者认为，两者关系的疏离，是社会动乱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缺乏政府保护使得抵御盗贼的自我防护手段成为必须一样，匪患蔓延是因为国家控制能力的不断削弱。史事件的结合来探讨中国的农民运动，一方面是在农民运动的历史事件中去探讨社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在结构的变动之中去寻找民众运动的来源和推动力（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目前已经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裴著采用社会生态学和环境学的视角与方法，分析了特定区域地理生态环境与农民叛乱的关系。在淮河流域，从陈胜起义到元末红巾军起义，到明清两代连绵不断的社会动乱，把叛乱和抵抗的传统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地方性农民暴力可以很好地解释成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为了生活和生存而开展竞争活动的延伸。当然，这一环境既是自然特征，也是人类行动的产物（第11页）。人力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使准北形成了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系统(第16页)。同样，自然的和政治的因素为准北造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生态系统，特别有利于盗匪活动的蔓延。除了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之外，农民中世代相沿的习俗也大大强化了争勇斗狠、乐于为盗的心理（第64页）。
在第二章，作者通过对准北地区捻军与红枪会运动的考察，归纳了这一地区两种集体暴力（或日生存策略）的行动模式：第一种可以称为“掠夺性策略”，就是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仇杀：作为对抗这种劫掠而来反应，产生了“防御性策略”，即面对强盗式的抢劫而采取的保护个人财产的行动，包括庄稼看护、家丁、民兵和堡垒式圩寨的构筑。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作者认为，两者关系的疏离，是社会动乱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缺乏政府保护使得抵御盗贼的自我防护手段成为必须一样，匪患蔓延是因为国家控制能力的不断削弱。
因为国家政权的削弱与地方暴力的蔓延，造成准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兵匪不分、民匪不分，“土匪”和“百姓”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作为防御土匪的团练民团，其本身也从事公开的掠夺活动。在准北农村，正是这一组织的存在才为上述两种生存策略创造了组织上的新机会。
作者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土匪组织的分类问题。她认为有三种类型的土匪集团：临时性匪帮、半永久性匪帮和土匪军队，它们在规模、构成、活动区域和持久性等方面互有区别。后来，研究民国土匪的专家贝思飞、蔡少卿等人都曾受到这一分类的影响。
作者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造反组织，尤其是秘密结社与匪股的血缘制、虚拟血缘制理论，她认为，一般匪股最基本的徒众往往与首领有血缘关系，亲属关系是匪股中最常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并无亲属关系的匪帮成员经常采取歃血盟誓的方式相联接，彼此以虚构的亲属名义相称呼（第69页）。现今国内研究秘密社会的学者，包括我本人，也都认可了秘密教门纵向的师徒父子关系、秘密会党横向的兄弟关系这一基本结构。
因为国家政权的削弱与地方暴力的蔓延，造成准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兵匪不分、民匪不分，“土匪”和“百姓”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作为防御土匪的团练民团，其本身也从事公开的掠夺活动。在准北农村，正是这一组织的存在才为上述两种生存策略创造了组织上的新机会。
作者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土匪组织的分类问题。她认为有三种类型的土匪集团：临时性匪帮、半永久性匪帮和土匪军队，它们在规模、构成、活动区域和持久性等方面互有区别。后来，研究民国土匪的专家贝思飞、蔡少卿等人都曾受到这一分类的影响。
作者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造反组织，尤其是秘密结社与匪股的血缘制、虚拟血缘制理论，她认为，一般匪股最基本的徒众往往与首领有血缘关系，亲属关系是匪股中最常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并无亲属关系的匪帮成员经常采取歃血盟誓的方式相联接，彼此以虚构的亲属名义相称呼（第69页）。现今国内研究秘密社会的学者，包括我本人，也都认可了秘密教门纵向的师徒父子关系、秘密会党横向的兄弟关系这一基本结构。
作者指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淮北地区发展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共产党干部初人淮北，就遇到了在集体暴力方面训练有素的农民。这里盗匪流行，会门众多，大规模叛乱的发生令人记忆犹新。土匪和会门分子同样是聚集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老手。他们受到以前历代农民叛乱者历尽艰辛所取得的经验的影响。然而，很明显，这种令人难忘的农民反抗斗争经历的潜在动机是实际的，也是狭隘的、具体的。所以，这场革命各个阶段的特点值得注意。
早先，红枪会对于青年知识分子试图把他们改组为“现代的”农民协会是反对的。共产党“打倒地主”的口号在80%有土地的农民中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打倒劣绅”的口号则疏远了由地方精英领导的红枪会（第217页）。北方的红枪会本身就是在地主豪绅阶级领导之下的，因为掌握权力的北方军阀既压迫穷人又压迫富人，所以北方群众不分贫富，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军阀统治。共产党分离红枪会的会首与会众以控制它的计划未能实现，不得不转而利用更具有掠夺性质的光蛋会组织。
后来，抗日战争为新局面的开展提供了契机。发展稳定的根据地取代建立农民协会成了中共议事日程上的头等大事，那些曾经构成中共开展土地革命障碍的自卫团体，现在变成了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下开展抗日自卫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尽管希望最终取代地方力量，但同时又不得不先行吸纳这些力量。吸纳会门成员加入组织促进了共产党力量的扩大，但同时也带来了党的纯洁性的严重问题。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当中共开始由农村地区向准北的城市扩张的时候，会门问题变得越来越麻烦。共产党决定对所有这些“封建组织”采取强硬的立场，最终，互助合作、诚租减息等运动发挥了极大作用，共产党终于控制了整个准北城乡的局面。
在如何理解农民革命——即农民为什么造反与如何造反这个问题上，作者通过对准北地区的个案研究说明，对于传统农民叛乱的研究，应该在某些重要方面区别于过去分析农民革命的方法，更具体地说，作者试图揭示地方环境在引发和形成农村动乱的重要性。她发现，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地区，叛乱才不断地反复爆发。为了解释这种反复现象，人们有必要仔细地研究这种现象发生发展所依赖的地方环境。对于地方冲突根源于阶级差别的传统观点，作者认为，这些冲突的发生常常是超越阶级界限的。一个掠夺性团伙的形成，由宗族成员构成的可能性并不比由贫苦农民构成的可能性要小。有时，阶级和宗族有可能强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在阶级和宗族发生冲突的时候，亲属关系通常是构成一些组织的主要基础（第252页）。
·关于传统农民叛乱与现代革命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准北地区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有叛逆性的地区之一，更深人的考察已经排除了该地区历史上的农民叛乱和现代革命成功之间具有简单的、正面的关系的可能。这一结论并不是要否认中国农民叛乱的遗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之间有某种联系。…而且，毫无疑问，中国农村叛乱的历史事实极大地鼓舞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发动农民的决心（第257页）。
大问题：1. 淮北乱象从何产生2. 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革命的在地化问题，为什么在悍匪横行的淮北也能出现组织化的革命者？）回答：1. 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凋敝，导致社会生态恶化，人们采取不同的生存策略，分化成不同群体。他们之间的区别除了生存策略的区别，还有组织上的区别。2. 更深入的考察已经排除了该地区历史上的农民叛乱和现代革命成功之间具有简单的、正面的关系的可能。《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是裴宜理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198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还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准备阶段，裴宜理就一直在试图采用与当时流行观点不同的视角、方法去探素中国革命的起源问题。通过对台北的一系列有关文献、档案的梳理，她开始对传统叛乱背后的动力以及他们与现代革命之间的关系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1979年，她又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作为最早进人内地的美国中国学者之一，前往皖北的涡阳、毫县等捻军发源地进行实地考察。本书的学术价值至今仍然受到西方学界的肯定。本书着眼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以这一地区既孤立、又有机联系的三大事件一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一为研究对象。全书分七章：第一章“导论”，为全书写作缘起、立场与谋篇布局的铺垫；第二章运用环境学、生态学方法，阐释淮北的地理环境；第三章从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人类学等视角入手，对准北农民的生存策略展开分析；第四章探讨了捻党是如何从掠夺者走向叛乱（捻军）之路的；第五章探讨了兼具防卫者与叛乱者色彩的红枪会；第六章是关于复杂的淮北共产主义革命的解析；第七章为全书结论。下面对本书最重要的一些观点加以简单介绍。社会结构对集体暴力的模式产生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作者认为，不是所有的贫农都是掠夺型暴徒，正如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防御型民兵一样。采取群体生存策略的成员身份以及经常使用的意识形态理由取决于更有组织性的集体（参看第5页，英文版，下同)。黄宗智称：裴著的重要特点是注重从社会经济结构演变和历史事件的结合来探讨中国的农民运动，一方面是在农民运动的历史事件中去探讨社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在结构的变动之中去寻找民众运动的来源和推动力（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目前已经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裴著采用社会生态学和环境学的视角与方法，分析了特定区域地理生态环境与农民叛乱的关系。在淮河流域，从陈胜起义到元末红巾军起义，到明清两代连绵不断的社会动乱，把叛乱和抵抗的传统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地方性农民暴力可以很好地解释成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为了生活和生存而开展竞争活动的延伸。当然，这一环境既是自然特征，也是人类行动的产物（第11页）。人力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使准北形成了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系统(第16页)。同样，自然的和政治的因素为准北造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生态系统，特别有利于盗匪活动的蔓延。除了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之外，农民中世代相沿的习俗也大大强化了争勇斗狠、乐于为盗的心理（第64页）。在第二章，作者通过对准北地区捻军与红枪会运动的考察，归纳了这一地区两种集体暴力（或日生存策略）的行动模式：第一种可以称为“掠夺性策略”，就是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仇杀：作为对抗这种劫掠而来的反应，产生了“防御性策略”，即面对强盗式的抢劫而采取的保护个人财产的行动，包括庄稼看护、家丁、民兵和堡垒式圩寨的构筑。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作者认为，两者关系的疏离，是社会动乱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缺乏政府保护使得抵御盗贼的自我防护手段成为必须一样，匪患蔓延是因为国家控制能力的不断削弱。史事件的结合来探讨中国的农民运动，一方面是在农民运动的历史事件中去探讨社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在结构的变动之中去寻找民众运动的来源和推动力（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目前已经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裴著采用社会生态学和环境学的视角与方法，分析了特定区域地理生态环境与农民叛乱的关系。在淮河流域，从陈胜起义到元末红巾军起义，到明清两代连绵不断的社会动乱，把叛乱和抵抗的传统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地方性农民暴力可以很好地解释成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为了生活和生存而开展竞争活动的延伸。当然，这一环境既是自然特征，也是人类行动的产物（第11页）。人力和自然因素的双重作用使准北形成了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系统(第16页)。同样，自然的和政治的因素为准北造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生态系统，特别有利于盗匪活动的蔓延。除了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之外，农民中世代相沿的习俗也大大强化了争勇斗狠、乐于为盗的心理（第64页）。在第二章，作者通过对准北地区捻军与红枪会运动的考察，归纳了这一地区两种集体暴力（或日生存策略）的行动模式：第一种可以称为“掠夺性策略”，就是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仇杀：作为对抗这种劫掠而来反应，产生了“防御性策略”，即面对强盗式的抢劫而采取的保护个人财产的行动，包括庄稼看护、家丁、民兵和堡垒式圩寨的构筑。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作者认为，两者关系的疏离，是社会动乱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如缺乏政府保护使得抵御盗贼的自我防护手段成为必须一样，匪患蔓延是因为国家控制能力的不断削弱。因为国家政权的削弱与地方暴力的蔓延，造成准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兵匪不分、民匪不分，“土匪”和“百姓”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作为防御土匪的团练民团，其本身也从事公开的掠夺活动。在准北农村，正是这一组织的存在才为上述两种生存策略创造了组织上的新机会。作者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土匪组织的分类问题。她认为有三种类型的土匪集团：临时性匪帮、半永久性匪帮和土匪军队，它们在规模、构成、活动区域和持久性等方面互有区别。后来，研究民国土匪的专家贝思飞、蔡少卿等人都曾受到这一分类的影响。作者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造反组织，尤其是秘密结社与匪股的血缘制、虚拟血缘制理论，她认为，一般匪股最基本的徒众往往与首领有血缘关系，亲属关系是匪股中最常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并无亲属关系的匪帮成员经常采取歃血盟誓的方式相联接，彼此以虚构的亲属名义相称呼（第69页）。现今国内研究秘密社会的学者，包括我本人，也都认可了秘密教门纵向的师徒父子关系、秘密会党横向的兄弟关系这一基本结构。因为国家政权的削弱与地方暴力的蔓延，造成准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兵匪不分、民匪不分，“土匪”和“百姓”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作为防御土匪的团练民团，其本身也从事公开的掠夺活动。在准北农村，正是这一组织的存在才为上述两种生存策略创造了组织上的新机会。作者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土匪组织的分类问题。她认为有三种类型的土匪集团：临时性匪帮、半永久性匪帮和土匪军队，它们在规模、构成、活动区域和持久性等方面互有区别。后来，研究民国土匪的专家贝思飞、蔡少卿等人都曾受到这一分类的影响。作者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造反组织，尤其是秘密结社与匪股的血缘制、虚拟血缘制理论，她认为，一般匪股最基本的徒众往往与首领有血缘关系，亲属关系是匪股中最常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并无亲属关系的匪帮成员经常采取歃血盟誓的方式相联接，彼此以虚构的亲属名义相称呼（第69页）。现今国内研究秘密社会的学者，包括我本人，也都认可了秘密教门纵向的师徒父子关系、秘密会党横向的兄弟关系这一基本结构。作者指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淮北地区发展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共产党干部初人淮北，就遇到了在集体暴力方面训练有素的农民。这里盗匪流行，会门众多，大规模叛乱的发生令人记忆犹新。土匪和会门分子同样是聚集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老手。他们受到以前历代农民叛乱者历尽艰辛所取得的经验的影响。然而，很明显，这种令人难忘的农民反抗斗争经历的潜在动机是实际的，也是狭隘的、具体的。所以，这场革命各个阶段的特点值得注意。早先，红枪会对于青年知识分子试图把他们改组为“现代的”农民协会是反对的。共产党“打倒地主”的口号在80%有土地的农民中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打倒劣绅”的口号则疏远了由地方精英领导的红枪会（第217页）。北方的红枪会本身就是在地主豪绅阶级领导之下的，因为掌握权力的北方军阀既压迫穷人又压迫富人，所以北方群众不分贫富，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军阀统治。共产党分离红枪会的会首与会众以控制它的计划未能实现，不得不转而利用更具有掠夺性质的光蛋会组织。后来，抗日战争为新局面的开展提供了契机。发展稳定的根据地取代建立农民协会成了中共议事日程上的头等大事，那些曾经构成中共开展土地革命障碍的自卫团体，现在变成了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下开展抗日自卫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尽管希望最终取代地方力量，但同时又不得不先行吸纳这些力量。吸纳会门成员加入组织促进了共产党力量的扩大，但同时也带来了党的纯洁性的严重问题。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当中共开始由农村地区向准北的城市扩张的时候，会门问题变得越来越麻烦。共产党决定对所有这些“封建组织”采取强硬的立场，最终，互助合作、诚租减息等运动发挥了极大作用，共产党终于控制了整个准北城乡的局面。在如何理解农民革命——即农民为什么造反与如何造反这个问题上，作者通过对准北地区的个案研究说明，对于传统农民叛乱的研究，应该在某些重要方面区别于过去分析农民革命的方法，更具体地说，作者试图揭示地方环境在引发和形成农村动乱的重要性。她发现，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地区，叛乱才不断地反复爆发。为了解释这种反复现象，人们有必要仔细地研究这种现象发生发展所依赖的地方环境。对于地方冲突根源于阶级差别的传统观点，作者认为，这些冲突的发生常常是超越阶级界限的。一个掠夺性团伙的形成，由宗族成员构成的可能性并不比由贫苦农民构成的可能性要小。有时，阶级和宗族有可能强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在阶级和宗族发生冲突的时候，亲属关系通常是构成一些组织的主要基础（第252页）。·关于传统农民叛乱与现代革命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准北地区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有叛逆性的地区之一，更深人的考察已经排除了该地区历史上的农民叛乱和现代革命成功之间具有简单的、正面的关系的可能。这一结论并不是要否认中国农民叛乱的遗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之间有某种联系。…而且，毫无疑问，中国农村叛乱的历史事实极大地鼓舞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发动农民的决心（第2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