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闻一多西南联大授课录》，讲述：闻一多，记录：郑临川，整理：徐希平，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在这本书的《永恒的怀念（代序）》中，郑临川写道，1940年，闻一多在欢迎老舍来西南联大讲学的会议上，反对当时在重庆写旧体诗成风的现象，说旧体诗是“死文学”，对今天求生存的抗日战争不但无用，而且有害。（第3页）
在这本书的《论史诗》这个部分中，闻一多认为，史诗出现于对历史过往有兴趣的民族，同时，人们也喜欢对在过往历史中添油加醋，给里面增加进不少神话传奇的内容，半真半假，史诗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照此说来，中华民族历史上也应该有史诗。（第19-20页）
另外，闻一多还将古希腊的诗歌形式划分为“歌”“史诗”“剧诗”这三大类。认为歌起源于远古先民要表达内心情绪和情感时候发出的具有一定音乐性也就是抑扬顿挫及长短相间的语言或语言元素。（第20-21页）而诗，在后来特别是汉代的解释中往往与“志”相训。闻一多指出“志”就是记忆、记录、怀抱的意思。最初的“志”是记忆的意思，后来因为记忆太多，要记录下来，“志”就多了“记录”的意思，再晚一点，“志”发展成为“志向”“怀抱”“情操”的意思。（第23-24页）古代的诗讲究用韵，讲究“整齐句法”和“连环句法”的运用，都是为了便于记忆，先秦的许多文章也有这样的特点，闻一多认为，这就标志着在先秦时代，“诗”就相当于晚近年代的“韵语歌诀”，属于在一段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较为有价值的经验，类似于谚语或格言，让人们记住，便于分享和普及，因此闻一多认为诗从这个对经验进行总结的起源上来讲，是实用的、功利的，诗给后世作为经验传授和借鉴的一种精粹的文本，在功用上与“史书”近似，而先秦时代的“歌”，则是纯粹表现创作者或发出者的个人情绪、情感。所以闻一多认为，今天的“诗”，反倒更加类似古代的“歌”，即表现创作者的个人情感，而不是总结过往经验，给共同体拿来做格言或者借鉴，并意图传给后世的文字。（第24-25页）闻一多说：“古代的诗，实际上只是一些记录生活经验和各种知识的韵语。散文诗的价值，亦见于此。所以最古的诗多半是散行体，有的也不一定有韵”，还举了《诗经·七月》的例子，说它只是一部用散行体写的“时宪书”，也就是历法书，“内容很平淡并无多少诗意”。（第25页）闻一多根据“志”的第二个含义为“记载”为前提，“古代一切记载既然都称为志，而韵文的产生又在散文之前，有这两个条件，便可自然地得出结论：古代的一切记载必然是韵语无疑。所以说志就是诗，古代的所有记载无一不是诗的”。（第25页）
闻一多对于“诗”与“歌”的区别的这段话，目的是说明，在中国古代也需要总结经验过往，对知识进行总结，对历史进行记录，并且这种记录和总结是用一种便于记忆和传播的韵语来做的，因此，中国古代也应该有这种记载历史和知识，总结共同体经验的诗作也即古希腊意义上的“史诗”的。因为就内容而言，我国先秦时代的诗“必为史事”，而先秦时代的“歌”才与今天意义上的“诗”类似，即抒发个人情怀。（第26页）先秦时代，“诗”可以等同于“记载、记录”意义上的“志”，而“志”又等同于“史”，所以“诗”又被等同于“史”了，是用了韵文形式的“史”。因此古代的那些“史官”其实也是“诗人”。（第27页），而古代的“史”字，也有“富于文采”的意思，闻一多认为，今天我们看不到从先秦流传下来的富于文采的史书，或称“史诗”，是因为失传了的缘故。（第28页）
最后，闻一多指出：“古代的歌是抒情的，且不押韵，古代的诗是非诗的内容，而外形极为严格。后来经过长期的变化，诗兼并了歌的内容，歌也采取了诗的外形，这一转变就关涉到修辞问题。歌是以音乐的性质感人，无须用文字做解释，而人的头脑进步，分析能力加强，在歌唱之外就需要加以文字的说明；在歌中本无锻炼文字的必要，而诗却注重文字的锤炼，于是后来几经演化便合而为一了。因为诗有锻炼文字的方法，却少有作为表现手段的机会；而歌则有抒情的特性，如加上字句的修饰就会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第28页）
闻一多还指出，最古老的史书是记言的，后来才变成主要是记事。“最初写史乃用来记言，偶或记一点发言的背景，到后世才反宾为主而着重记事。最古史书当推《尚书》，再古为卜辞，所记都是神话和天子之言，故古代每以巫史并称”。（第29页）
因而闻一多推断，中国远古应该也有“史诗”，只是失传了，这个失传的“史诗”所具备的特点是，“中国古代史诗的内容必是神怪化的，或叫作艺术的撒谎，是为趣味而写作，是传奇的，而外形则是诗的”。（第29页）
闻一多接下来根据古史资料，分析了一番蕴含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及史书上的材料，以证明“史诗”的片段存在，他认为在夏商周时期的中国，存在着东西两股政治势力和文化势力对统治权的角逐，后来的儒家文化是东方势力的代表，道家文化则是西方势力的代表，而在禅让制中，舜和禹分属不同的文化或政治阵营，舜属于东方阵营，而禹来自西方阵营。闻一多认为的舜和禹之间的这段历史应该是这样的：“禹夺了舜位，益又夺禹位，启又从益手中把帝位再夺回来，它表现了东西两系文化在上古时期的起伏斗争。”（第36页）（舜和益可能是同姓，也就是同属一个政治或文化派系，禹和启是父子，同属一个政治文化派系）启上位以后荒淫无道，去了一个名为“玄”的妻子，后来启的儿子也喜欢这个“玄”，就把“玄”带到了“玄”的娘家，联合外戚起兵造父亲的反，就在父子大战时，有穷氏部族（也就是后羿所在的部族，属于和舜、益一样的东方政治文化势力）中间杀出渔翁得利，把“玄”抢到手，启不知下落，夏朝灭亡（到了少康才恢复夏朝，让夏朝中兴），后羿取得了核心权力之后，又被部下寒浞杀了，寒浞把“玄”从后羿手里夺走，并且也杀了后羿的儿子，到了禹的后代少康这里，少康联合勾结后羿的儿媳妇，撺掇后羿儿媳妇女歧为后羿和后羿的儿子报仇雪恨，用美人计诱惑寒浞的儿子浇，结果少康进屋误杀了女歧，但浇在逃跑中被少康的狗咬死。闻一多认为，自舜传位禹而开启的夏朝的历史，各种势力斗争起伏，是非常像史诗的材料，而这个波澜起伏的斗争故事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必定是当时有人用韵文记载下来的，所以才能往后世传播，因此我国古代必然也有过史诗。（第37-38页）至于为什么失传，闻一多认为，夏亡之后，商代起来，因为商代是东文方文化政治派系，继承的是舜的势力，而与西方政治文化势力的代表禹相对，而孔子也是东方政治文化势力也就是虞舜和殷商的后代，所以刻意把这段有关夏朝的“史诗”删削篡改抛弃了。（第38页）
林子懿按：周代被认为也是西方文化势力的代表，周代怎么也把史诗弄丢了？而且孔子生活在周代，还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是认可夏商周三代文化传承接续，不断迈进的，而不是仇恨哪个，抬高哪个，而是倡导回复三代贤治，并未流露对西方文化或者夏周文化的鄙视，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孔子到底是从周还是从殷？周和殷我们知道在文化和习俗上是严重对立的，殷商各种祭祀跟怪力乱神，而来自西方政治文化势力的周则务实讲礼仪，这又如何解释？
在《论九辩》中，闻一多称《九辩》为现代化的第一篇史诗，称《九辩》内容较为复杂有一定组织，有一个母题存在。《离骚》只是写个人的忧郁，反复叹息，而到了《九辩》，诗人能够跳出个人情绪的局限，来站在自我外面理性、冷静地分析自我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自我之所以会产生痛苦的原因。（第95页）所以闻一多认为《离骚》和《九辩》一定不出自一人手笔，《九辩》出现更晚，更为进步。而《九章》处在《离骚》与《九辩》的过渡阶段。闻一多倾向《九辩》是宋玉的作品，但也不认为屈原和宋玉是师生关系，只是认为两者的不同大过了相同，闻一多认为，屈原是不服软的火爆性格，有情绪直接抒发，而宋玉相对冷静理性克制。《离骚》里的抒情，用词较为简单，比较直白单维，而《九辩》里的抒情，则丰富细腻很多。闻一多认为《离骚》是古代文学的煞尾，而《九辩》是近代文学的起点。（第100页）
闻一多在这本书的《屈原论》这个部分中，指出屈原早年有法家思想，抬高君主权力，削弱贵族，于是招致出国贵族忌恨，把他撵走。屈原以清廉高洁自处，又有服侍君王的法家思想，再遭到贵族势力弹劾，最终变成了隐士，但自己又不甘心做隐士，无法在消极自由中独处偏安，修炼自己，于是借助诗歌驰骋想象，不忘早年政治理想，最终抱负无法施展，在忧愤中死去。闻一多说：“屈原本是具有法家思想的热烈的政治改革家，失败后突然降为庄周和慎到的思想境界，这两者之间距离太远，不能调和，遂以一死了之，所以说他是那个历史转变时期的悲剧”。（第109-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