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选择
美国已经习惯了做世界头号强国。实际上，自 1894 年经济总量首次超越英国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美国人认为他们应该永保第一大经济强国的地位。
如果哪位美国政治家胆敢表示美国应准备好做世界第二，他将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政治上讲，绝对禁止谈论美国成为世界第二。
不愿成为“第二”是美国对中国发起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原因。然而，美国在与中国展开这场较量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失误，它并未事先制定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且全面的对华长期战略。
美国政府必须尽快做出一个重大选择：是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为重，还是以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为重？这一选择将产生的重要结果是，如果将人民放在首位，美国就应该减少军事开支。许多富有见解的美国人实际上已经表达过对美国军事开支过多的看法。
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大约是中国的 20 倍。美国拥有的海上军舰吨位是中国的两倍，其中包括 11 艘核动力航空母舰，而中国只有两艘航空母舰（还远不如美国的先进）。
美国拥有 2000 多架现代化战斗机，中国却只有大约 600 架。美国有大约 800 个海外基地组成的庞大军事网络，中国却只有 3 个海外基地。中国的国防预算尚不及美国的 1/3
这些巨额的军事开支毫无意义，它伤害了美国人民而非使其获益。
有一件事确凿无疑。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持续一二十年。早在 2018 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发起了第一轮进攻，但竞争将会比他的执政时间延续更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虽然仅拥有世界 4%的人口，但美国的 GDP（国内生产总值）却接近全球 GDP 总量的 50%。即便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 GDP 规模也从未追赶上美国，只达到美国 GDP 规模鼎盛时期的 40%。
在所有的重大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理性和冷静的一方总会比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情绪驱使的一方更具优势。
鲜有美国人意识到，自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以来，世界的许多关键领域已经发生了变化。1950 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 GDP 占全球 GDP 总量的 27.3%，中国 GDP 只占 4.5%。
到 2018 年，美国 GDP 占全球 GDP 总量的 15%，低于中国的 18.6%。
在文明发展变化的舞台上，世界正在恢复不同人类文明之间的历史平衡。两百多年来，西方文明大大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改写了历史。事实上，从公元元年到 1820 年，中国和印度一直是经济实力最强的文明国家。因此，过去的近两百年是反常的。
人类文明和其他生物一样，是有生命周期的。中华文明经历了多次跌宕起伏，现在它强势振兴也不足为奇。
美国缺乏应对中国问题的全面长期战略，那么谁应该对此负责？
在主导世界一百多年后，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四十多年里，没有哪位美国领导人向美国人民提出过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是否需要对国内和国际政策做出战略性的结构调整，以应对一个不同的世界。作为美国政治的密切观察者，我震惊于几乎没有领导人建议美国从根本上重新启动战略思维，并思考是否需要根本性地改变方向。
事实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美国却是个例外。
从公元元年到 1820 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直是中国和印度。仅仅是在过去的两百年中，欧洲和美国才超越了它们。以两千年的世界历史（即“全局”）为背景，过去两百年间，西方（包括美国）的主导是一个极反常的现象。因此，如果看到中国和印度崛起以结束这种反常现象，也是非常自然的。
当世界其他国家在改变航向时，美国依然一直利用自动驾驶仪在直线前进。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将这种失败与另一相似的历史失败进行比较，即 19 世纪时中国清朝的官员没能意识到西方的崛起迫使中国必须改变路线。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改变。结果，中国遭遇了一百多年的苦难。
纵观历史，大国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自认为无懈可击，尤其是当它们处于权力巅峰时。
这种战略调整的失败也可以解释美国社会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在过去 30 年里，美国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
虽然底层 50%的人的平均收入停滞不前，但顶层 1%的人的平均收入却出现了飙升。
在 2001 年鼓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美国领导人应该为随之将对美国经济和社会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做好充分准备。遗憾的是，没有领导人建议这么做。美国工人独自应对这场结构性冲击。许多欧洲国家花费其 GDP 的 1%~3%对工人进行再培训，美国的这项花费仅为 0.24%。
美国工人未被照顾好，这必然会引起民粹主义反弹，最终选出了特朗普这位总统。当世界发生重大变化时，如果不及时做出战略调整，那么不良后果往往会被引发。
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背后的假设：既不准备重塑美国，也不直面危险的美国幻想，而是在一条单边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简言之，美国将继续“自动驾驶”。如果美国继续这样做，它将给中国送去一份地缘政治礼物，并允许中国最终赢得这场美国未事先制定深思熟虑的、全面的长期战略就贸然加入的地缘政治竞赛。
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中国与美国从根本上就是不同的，中国不愿意第一时间诉诸武力。还有一点中国与美国有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中国不认为自己肩负着弘扬中华文明并推动全人类效仿的普世使命。美国却从根本上认为自己代表一种普世价值，并真诚地相信，如果其他人都吸收并践行美国的价值观，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
台湾一直是中国的领土，直至中国在 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后，它才被迫割让给日本。
可能的情况是，当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长时，它并不会表现得像一个咄咄逼人的、好战的军事大国。
美国海军拥有 13 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即便美国将其中一个甚至三个战斗群封存起来，其国家安全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这将节省大量的资金。
对美国来说，削减国防开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购买武器的决策流程已经锁定。
为什么不能削减国防开支呢？因为国防开支并不是由一个全面合理的国家战略决定的——该战略会评估美国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需要哪些武器系统。相反，美国的武器系统采购是国防承包商进行一系列复杂游说的结果。国防承包商聪明地将国防制造工厂部署到美国所有关键的国会选区。因此，那些希望在选区保住工作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决定了为美国军方生产哪些武器系统。
如果这种不合理且浪费的国防开支继续下去，将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在永远不会用来对抗中国的武器系统上花的钱越多，对中国就越有利。简言之，美国的军费开支是送给中国的地缘政治礼物。如果美国的国防支出是理性决策流程的结果，那么现在就应该出现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包括明智地削减甚至简单地冻结国防支出。但这不会发生。目前，美国已
陷入了自身无法摆脱的非理性决策流程中。
相形之下，中国不会受到任何国防游说集团的束缚。中国会做出理性的长期防御决策来保证国家安全。
中国把重点放在一个较弱军事力量在非对称战争中会采用的战略上。中国把预算花在先进的陆基导弹上，这可能会使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完全丧失作战能力。建造一艘航空母舰可能要花费 130 亿美元。
中国的东风-26 弹道导弹，有能力击沉一艘航空母舰，而它只需要花费几十万美元。
实际上，这种非对称战争战略是美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强加给中国决策者的。陆伯彬记录了 1996 年台湾海峡危机的爆发过程：“在（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后的 10 个月里，美国和中国就美对台政策重新开启了艰难的谈判。1996 年 3 月，谈判达到高潮，当时，中国通过军事演习和针对台湾地区附近的导弹试验展示了惊人的军力，美国部署了两个同样惊人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作为回应。”
比尔·克林顿总统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抵达台湾海峡口，威胁着要穿越海峡。中国人猛然发现，他们在面对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时毫无抵抗力。对中国来说，只有一种合理的回应：发展军事能力，确保美国不可能再次制造这种威胁。今天，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决定派遣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之前都会三思。
美国军方使用“反介入和区域封锁”一词把中国的战略描述为具有进攻性的。美军相当于承认了中国战略的有效性。
中国高度的国防理性体现在不增加核武器储备的决定上。美国有 6450 枚核弹，而中国仅有 280 枚。然而，如果 280 枚核弹足以阻止美国（或俄罗斯）对中国发动核打击，那么为什么还要花更多的钱呢？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最大的恐惧是混乱。中国经历过许多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的时期，包括从 1842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屈辱世纪，因此，当中国人民需要在强大的中央控制和混乱的政治竞争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本能地倾向于选择强大的中央控制。
这种悠久的历史和政治文化或许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对国家主席任期修改的决定。这一决定可能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中国面临着陷入混乱的真正危险。有两个重大的挑战出现了，它们可能会削弱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中央控制。第一个挑战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政治派系。第二个挑战是腐败的爆发。1978 年邓小平实行“四个现代化”政策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释放和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和个人财富积累。利用这些巨额财富去影响公共政策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诱惑。如果这种派系主义和腐败的双重威胁没能被有效地消除，那么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会失去其合法性和政治控制。在面临重大政治挑战和中国更漫长历史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重申强有力的中央控制以保持中国团结是很自然的。
当习近平主席执政后，他知道中国共产党必须重启和再加强，中国必须改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强大和更有控制力，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几乎不可能说服任何西方读者相信，在当前的国家和全球背景下，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强有力的治理，也许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好处。
马克斯·韦伯在一篇著名文章中，他写道：“真实的情况不是‘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而是恰好相反。任何不能理解这一点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稚童。”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强大中央控制，至少产生了三种“全球公共产品”，世界的确正在从中受益。如果马克斯·韦伯还在世，他会惊讶地看到，西方居然没有强有力的声音来观察和记录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如何从中国共产党稳定和理性的统治中获益的。
中国共产党提供的第一种全球公共产品是控制住一条强大的民族主义“巨龙”——它显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有很多原因。大多数中国人都清楚，在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屈辱中，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践踏和羞辱。今天中国的复兴鼓舞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2001 年，当塔利班在巴米扬摧毁保存了 14 个世纪之久的珍贵古佛像时，许多西方人感到震惊。那些震惊的西方人，对塔利班的此番行径怒火中烧，但他们却没有记住或提到 1860 年英法联军在北京圆明园的行径就像塔利班一样。
如果中国突然转型为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主导政治格局的将不会是像美国民主党领导人约翰·肯尼迪或贝拉克·奥巴马那般平静和安抚人心的声音，而会是像唐纳德·特朗普或西奥多·罗斯福那样愤怒的民族主义者的声音。
如果中国突然变为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中国将会出现一个西奥多·罗斯福式的领导人，奉行干涉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不是习近平主席这样奉行克制和不干涉原则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之所以有能力抑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徘徊的强大的民族主义“巨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出一个治理中国的有效政治模式。
中国共产党不是由步履蹒跚的年老官员管理的，相反，它变成了一个精英治理体系，只选择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晋升到最高级别。中国共产党并不完美，没有哪个人类机构是完美的。它犯过错误，比如在 21 世纪前十年里没能有效治理腐败。然而，事实上，与世界上的同行们相比，中国的统治阶层做出的善政（在改善公民福祉方面）比今天任何其他政府都要多。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地遭受西方媒体的诋毁，所以在西方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已经为中国提供了整个历史上的最佳治理。
因此，强大且有能力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确保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理性又稳定的角色，而不是破坏地区和全球秩序的愤怒的民族主义者，来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正在提供的第二种全球公共产品，就是做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以应对紧迫的全球挑战。全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气候变化。目前，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当然，如果考虑存量，美国仍是气候变化的头号“贡献者”。
如果中国政府是由“西方式民主选举”产生的，那么它就会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效仿特朗普的做法：退出协定，消除所有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相反，这个“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可以从长计议，考量什么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基于此，中国决定维护《巴黎协定》。中国因环境问题而饱受批评。许多批评很有道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环境问题却几乎被忽略了。然而，当中国意识到环境遭到破坏时，中国共产党有权力和权威去改变。因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目标的国家。
中国提供的第三种全球公共产品是成为一种“维持现状”的力量，而非“革命”的力量。
中国可能是所有大国中干涉他国事务最少的国家，这与其规模和影响力不甚相称。
中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唯一没有参加过任何境外战争的国家。
在新加坡，100 万美元可以买 4 套公共住房（每套 1000 平方英尺）；在中国香港，同样的钱只能买到 250 平方英尺，面积是新加坡的 1/16。香港的许多工人阶级都生活在“兔子洞”里。
1997 年，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在十年内实现住房自有率达到 70%的目标……（并）承诺政府将把住房供应量增加到每年至少 8.5 万套，并把公租房轮候时间缩短至三年”。董建华想把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中国香港。遗憾的是，由于这项住房计划可能会降低香港几位房地产大亨拥有的土地和房地产的价格，大亨们便动用他们的影响力，推动否决了董建华的住房计划。这些大亨欺骗了政府，让政府相信他们是最清楚如何保持香港稳定的人。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虚假的承诺。
在过去 30 年里，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 50%的人口平均收入下降的发达国家。同一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得到了史上最大的提高。
在 1979—2019 年的 40 年里，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曾有过的。
中国共产党迄今的记录表明，它的治理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尤其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帮助中国底层 50%的人口摆脱贫困的执政党。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在饥荒年月里，数百万人会死亡，比如 1876—1879 年中国北方大饥荒（死亡 1300 万人），1907 年的中国大饥荒（死亡 2500 万人），以及震惊世人的 1959—1961 年的中国大饥荒。有着长远眼光的未来历史学家，将会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叹。
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民没有组织政党、在自由媒体上发表言论和投票选举领导人的自由，进而认为中国人民一定受到了压迫。然而，中国人不拿自己的状况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较。相反，他们拿现在拥有的与过去的经历相比较。他们能看到的是，他们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1980 年，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时，中国人根本无法选择住在哪里、穿什么、在哪里学习或从事什么工作。当时也没有中国游客出国旅行。但今天，中国人可以选择住在哪里、穿什么、在哪里学习（包括去海外），以及从事什么工作。不仅如此，每年还有 1.34 亿中国人选择出国旅游，包括去北美和欧洲的国家，以及去日本和韩国等亚洲邻国。更令人惊讶的是，这 1.34 亿中国人也自由地选择了从度假地回到中国。
如果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黑暗和压迫的“中式劳改营”，那么 1.34 亿中国游客将不会选择回国。他们会寻求难民身份。因此，中国人正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个人自由获得最大进步的时期，但却被西方人想象成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黑暗的时期，这真是充满矛盾。关于中国，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的一个明确而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人民信任他们的政府。独立的国际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 21 世纪，一个明智的中国政府知道，它必须平衡好三个部分冲突的目标，以确保构建起一个健康的中国社会。这三个目标就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
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为了提高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使中国崛起。
经济增长是中国的一个关键目标。
然而，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中国现在选择的自由市场体系中，可能会对政治造成影响。美国人都清楚，金钱是主导政治的力量
当资本主义催生出能够挑战现有政治权威的新中产阶级时，封建文化才被最有效地摧毁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数量正在激增。
西方政治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会促使他们寻求更多的政治参与。如果政府无视他们的要求，便可能导致一场革命在街头爆发，然后政府可能会被推翻。既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为什么他们不反抗共产党“专制的非民主统治”呢？
他们大多数人接受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之间达成的一种“隐性社会契约”：只要中国政府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改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中国人民就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如果认为广大中国人民清醒又理性——他们确实如此，那么他们希望看到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就再自然不过了，因为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活改善比历朝历代都要大得多。
中国政府不能仅仅依靠镇压来保持政治稳定，还有一个功能性的原因。说到底，只有当人们感到有足够的自由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时，一个社会才会繁荣。
如果中国的政权不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呼声，它就无法持续存在。理论上，中国政府可以利用一切强大的镇压手段以实现永远掌权。然而，一个仅仅依靠镇压来维持政权的中国政府，将永远无法达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
中国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具有弹性，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政府之一。每个社会都有一个智商金字塔。在许多社会，由于腐败或封建思想的残余，统治阶层并非是择优选拔出来的。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出类拔萃，是因为它是纪律最严明的政府，会挑选最优秀的人才加入政府队伍。
在中国，人们不仅对中央政府抱有很高的信任度，而且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还高于对地方政府的。
西方误解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原因是，西方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主义”一词而非“中国”二字上。中国人虽然并未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但他们目前的制度确实反映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和智慧。中国政府并未向中国人民施加重担。中国共产党也不会积极干涉公民的日常生活。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享有的个人自由比在历代政府下都更多。谁更僵化呢？是明确调整了政府和经济体制的中国人，还是认为最高法院应该将 1776 年的宪法视作不可改变的教条的美国宪政主义者？
美国为什么要在中国宣扬民主呢？许多美国人认为，民主天生就比专制好，因为它为个人提供了自由，这种自由反过来又会帮助个人茁壮成长，充分发挥他们的天赋，从而使一个社会变得更加繁荣和强大。这个信念有很多优点。因此，如果中国也这么做，理论上中国将成为一个生产力水平更高的社会，经济增长将更快。的确，如果这一政治实验获得成功，中国公民的平均生产力能提升至美国公民的一半，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甚至有望达到四倍。
可是，让中国的经济规模变为美国的两倍或四倍，真的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吗？当前，美国安全机构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因此，如果民主是这样一个增长引擎，那么在中国推进民主显然会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鉴于美国的安全机构中充满有思想和智慧的人，他们也许会认为，美国应该立即停止向中国输出民主，以免制造出一个更大的对手。
然而，美国安全机构却继续推动向中国输出民主。为什么呢？因为在实践中，促进民主会产生与理论上相反的效果。它会破坏和削弱社会，而非加强社会。
葡萄牙和西班牙，还有一些东欧国家发生过成功的民主革命。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都拥有发达的社会，拥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和成熟的公民文化。同等重要的是，它们的邻国都是强大的、完善的民主国家，可供学习。它们还可以加入欧盟，获得机构建设方面的有力支持。总之，要成功地过渡到稳定和繁荣的民主统治，必须具备若干关键因素。
在其他大多数国家，由于缺失这些关键因素，向民主过渡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南斯拉夫土崩瓦解，大约 10 万人在冲突中丧生。同样，在苏联解体时，作为主要组成国家的俄罗斯，也因经济崩溃和生灵涂炭而蒙受巨大损失。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则经历了国内冲突。
在近期的历史背景下，许多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当美国在中国推进民主时，它并非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强大。美国试图使中国变得更加不和、分裂，遭受混乱的困扰。如果这是中国的命运，那么在未来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里，美国将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无可匹敌。
这样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目标似乎牵强附会。然而，如果一个大国认为自己的领先地位受到挑战，这将是极为合理的举措。中国领导人毫不怀疑，这才是在中国推动民主的那些美国人的真实目的。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任何削弱、破坏和分裂中国的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不会得逞。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统治精英有着高度的共识。悠久的中国历史教给中国人民重要的一课：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软弱时，这个国家就会分崩离析。
许多西方人坚信，最佳的政治体制就是民主。然而，西方哲学的奠基人柏拉图曾警告我们，正如爱德华·卢斯提醒的那样：“民主是暴民的统治——字面上由‘demos’（暴民）和‘kratos’（统治）组成。”安德鲁·沙利文认为，特朗普的当选证明了柏拉图的预言。这也是为什么柏拉图说，最佳的统治形式是由一位哲学王来统治。
习近平主席极有可能为中国提供一种哲学王的仁慈领导方式。他早年吃过很多苦，他努力在党内晋升。他认真研究过这个世界，他的公开讲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很有分寸，他不会疯狂地发推特。在当今世界，很少有领导人像他那般胜任。如果他能在今后一二十年里使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并实现经济增长，他很有可能作为这样一位领袖而青史留名：他最终会将中国从几个世纪的贫困中解放出来，使中国成为一个能够匹敌西方最好经济体的现代化发达经济体。他曾因取消任期限制而备受批评，但这可能是中国拥有的最大的福气之一，这可能是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获胜的一个关键因素。
习近平主席的主要挑战将是，在他离任后确保中国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历史告诉我们，这并非易事。除非习近平主席开始组建一支强大的潜在继任者队伍，并加强在他退休后实现顺利接班的制度框架，否则他所有的政绩都可能被湮灭。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不会是短期的，这将是一场马拉松。为了确保中国赢得这场马拉松，习近平主席必须将合理的继任机制落实到位。如果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机会将会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否则，美国可能会赢。
过去，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发言权来决定美国社会的基本方向。如今，他们不再有这样的发言权了。美国国会的决定不是由选民而是由资助者说了算的。最终，美国在运行中越来越不民主。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发言权，而美国正相反，它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在这里，少数富人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
如果美国人民被剥夺了投票权，他们就会造反。然而，他们的选票实际上已经被富人劫持了，大多数美国人却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从社会底层 10%上升到社会顶层 10%的可能性极低，而且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发达国家都要低。
1980—2015 年，中国上层 10%人口的累计总增长率为 1232%，美国为 124%；但美国上层 10%人口的总增长率是底层 50%人口的 41 倍，相比之下，中国的仅为 3 倍多。
美国国会没有能力投票支持枪支管制，因为任何投票支持枪支管制的国会议员都将发现，在下一次选举中，他们的对手将收到支持枪支使用的游说团体的大量资助。
同样，绝大多数美国人赞成对年收入极高的人增税。
然而，国会议员几乎不可能投票支持征收更多的财富税，否则他们将成为特殊利益游说集团的目标。更隐蔽的是，大多数普通美国人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比超级富豪们缴纳了更多的税，因为超级富豪能够通过无伤大雅的税收规定来有效降低他们的适用税率。
精英统治的反面是贵族统治。在一个任人唯贤的社会里，如果你的人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那么你的命运将取决于你在生活中的表现；在一个贵族社会里，你的命运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被决定了。美国的制度有效地创造出一个新的富有的贵族阶层，然而，许多美国人看不到这一点。
美国政体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它面对的是一种通过正常的政治程序就能轻松治愈的微恙，还是一种需要大规模手术和痛苦治疗（会给一些关键的美国政治赞助人造成痛苦）才能改善的致命状况？截至目前，美国人虽然日益受到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困扰，但并不普遍希望去给政治体制动大规模手术，也没有哪位重要的美国政治人物提倡这么做。然而，这可能正是这个体制所需要的。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许需要进行重大改革。
如果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是一个健康灵活的民主国家和一个僵化死板的共产党执政国家之间的竞争，那么美国可能会胜出。然而，如果这场竞争是在僵化的富豪政治体制和灵活的精英政治体制之间进行的，那么中国可能会赢。
如果中国促进非洲的发展，将有助于增进欧洲的长期安全。当然，美国可以与中国并驾齐驱地促进非洲发展。但美国提供的资金少得惊人。中国已经承诺花费 1 万多亿美元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投资。美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
美国的名义人均收入是 62641 美元，是中国的 9771 美元的六倍多。
美国虽然更富有，但人民的福祉，尤其是底层 50%人民的福祉，在近几十年里不断恶化。有一个事实不容辩驳：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浪费了近 5 万亿美元。
如果这 4.8 万亿美元被分配给美国底层 50%的人民，那么每个公民将拿到大约 2.9 万美元。如果把这个数字与 2/3 的美国家庭连 500 美元的紧急现金都筹措不来放到一起，就能清楚地看到，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如果美国停止无谓的国外战争，利用这些资源来改善人民的福祉，那么美国人民的生活会好得多。
附录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杰出的美国人把美国描述为“自由帝国”“山巅闪光之城”“地球上最后的、最好的希望”“自由世界的领袖”“不可或缺的国家”。这些经久不衰的比喻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觉得必须因循惯例赞颂美国的伟大
“美国例外论”的大部分说法都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值得全世界钦佩。它们还暗示，美国注定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种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这种对美国全球角色沾沾自喜的描述的错误在于，它基本上是个神话。
美国的虚伪表现在拥有核武器、遵守国际法律、倾向于谴责他人行为而忽略自身缺点等诸多议题上。讽刺的是，如果美国人不那么确信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也不那么急于宣扬它们，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更奏效。
美国的主导地位正在走下坡路。在过去一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是温室气体的主要制造者，是造成全球环境恶化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