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读后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下文简称《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初版距今已有四十余年，虽然已为旧作，但在余英时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似乎有独特的标志性意义：七十年代后，余先生受业师钱宾四先生的教导开始着手具体的思想史个案研究，该书为其中代表之一；同时，英时先生研治学术颇具特色的“内在理路”说亦在此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应用。初版十年后，得益于《章学诚遗书》的整理付梓，余先生又撰《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一文作为原书内篇的补正，并附以《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及《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两篇宏论集中阐释“内在理路说”下的明清学术发展大势，将《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再版；这一方面体现出英时先生对明清思想史一以贯之的兴趣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出其对氏著的重视程度。由此，阅读《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虽只能窥探余英时先生治学路径的某些侧面，[①]却不失为学习、探究其学术观点的门径之一。

余先生氏著的意图非常明显，即作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检讨”[②]，因此全书内篇八章，除引言与后论外均以戴震、章学诚及其相互联系为主轴展开。但值得注意的是，余先生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除了戴、章二人的具体研究外，亦欲“借此展示儒家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③]；换句话说，即通过对戴东原和章实斋学术思想的考证从而分析“儒家何以从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证学”这一核心命题。除此之外，与英时先生的其他著作类似，《论戴震与章学诚》的研究同时带有某种经世的倾向，正如其在引言中提到的，有清一代所谓道问学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而现代儒学要做的首先是“诱发儒学固有的认知传统，使他能自我成长”[④]，可见氏著的现实目的仍然落脚在发挥儒学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合理作用之上。

剖析余英时先生的撰写意图可知，这部书所要完成的是一个典型的“以小见大”的课题，而其面临的第一个危险便是戴震、章学诚的“代表性”的问题。在清中期，东原之社会声望自然不必多言，而实斋显然难以与前者相提并论，戴公也未尝将其放在眼里，用章先生的话说便是“戴氏生平未尝许可于仆”。在这一点上，余英时先生认为这种学术地位的落差主要是由于乾嘉学人严格地持考证为衡量学术的准绳产生的，于是其巧妙地置换了学术成就的评价范畴，认为“从思想史的观点来看，东原与实斋是清代中叶儒学的理论代言人”[⑤]。为了说明这一点，余先生引入了实用主义者詹姆士的“刺猬与狐狸说”——简而言之，刺猬型学者的生活、行为、观念都贯穿在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之中，狐狸型的学者则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其行为、观念大体是离心而非向心，对各种经验和外在形象采取一种严肃的就事论事的态度。英时先生认为，乾嘉的考据学家如钱大昕等人大抵为群狐，章学诚则因其独特的史学倾向显然为刺猬型的学者，而东原虽因兼具狐狸的本领而曾被认为是群狐之首，但最终没有丧失其刺猬的立场，两者均有明显的学术自觉；由此逻辑可推知，戴、章二人与乾嘉时期诸学者有别，确实代表着清中叶儒学发展的某种新动向。运用“刺猬-狐狸”这一对对子，余英时先生的分析、推理过程堪称典范，实际上这样的分析范畴同样可适用于富于转折性的思想家群体身上。但美中不足的是，这样的标签似乎仍然有其局限性：其一，刺猬型学者与狐狸型学者区别的模糊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取消了，比如《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将钱大昕立为因考据而考据的狐狸型学者的代表，但倘若翻开《潜沿堂集》便颇能发现竹汀先生探求义理的一二心得；其二，刺猬型学者的个体复杂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标签化了，因而也被简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戴东原、章实斋两位刺猬型学者之间关系的探究便在全书中显得尤为重要；在余英时先生的笔下，这样的一组关系无疑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余先生着眼于戴、章思想之分立，集中表现在经学与史学之对立；另一方面，两者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而言又有对义理的共同追求，所以章学诚颇反感时人对东原的误解，不愿将戴震归于考证学派一面。《论戴震与章学诚》剖析戴、章关系一段以历史人物之心为心，推己及人，正是余英时先生史识之表现所在；虽然已有论者提出这一分析仍然有偏颇之处，章学诚的史学论在与戴震思想相区别的同时亦是对戴震思想的一种延续与发展，是将戴震的“理”的思想与其自身方志学与史学理论融为一炉探究出的一套独特的“道”论。[⑥]余先生在书中所谈的戴、章关系的另外一层或许不那么引人注意，即“实斋著作中所保留的许多东原平时的口语是从侧面去了解东原的一把钥匙”[⑦]，实际上《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论戴震部分的一些关键性的线索正是由章学诚的记载带出来的，这无疑有其洞见，但另一方面又令人生疑——独具眼光与义理观点的章氏笔下的戴震是否亦有其独特的建构成分。[⑧]

而如何研究戴、章并窥探清代儒学的新变化呢？余英时先生此书不得不提的一种研究方法便是其“内在理路说”。从《论戴震与章学诚》可分析得之，这一种方法是对以往研究清儒学风转变的批判中得出的，余先生认为无论是章太炎的“满清压迫说”或侯外庐的“市民阶级兴起说”都明显地是从政治、经济等外在事态研究思想史，并且流于牵强的描述，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虽然好像是从思想史发展的本身来着眼的，但事实上仍然是外缘论的一种延伸，因为追溯到最后反动的契机仍然是满族人的征服激起了学者们对理学浮夸学风的反思[⑨]，这种批判无疑是鞭辟入里的；在这个意义上，英时先生试图通过儒学内在问题出发重新整理清代思想史，因而“明清之际一切外在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变动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所投射的影响，本书全未涉及”[⑩]，这不免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儒学传统在明清之际的转变即是由儒学自身的内在特性所决定的。这种显而意见的偏颇使得以往论者对余著的批判大多在此，[⑪]以至于余先生不得不在“再版序言”中指出其历史因果问题的多元论立场；应当指出的是内在理路说固然有其洞见，但更为妥当的是寻求在外缘影响与内在理路之间的调和，亦即探求社会因子激发思想反映的合理路径以及承认思想意图的多元性，这在余英时先生此后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已经有所探索。《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的另一个内在理路在于对戴、章二人的心理分析，这种分析方法虽有其客观性，但也有局限性，如余先生将实斋对浙东学术进行夸张的行为归结于其内心之孤愤，欲为自己寻一有力学术源流为依托以对抗东原，抛开实斋是否对浙东史学有所夸大不讲，对于戴、章两人对立情形的论断未免有些武断了。

如上文所指出的，余英时先生此书有明确的经世关怀，是欲以探究儒学中的“现代”因子在某种程度上为推动中华文化圈的现代化铺路；因此，余先生虽然反对侯外庐、梁启超、胡适等人将中国思想的情况与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相比附，但其行文中始终存在着西方的影子，最突出的莫过于该书将“道问学”与西方“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的混同。英时先生学通中西的优长增强了《论戴震与章学诚》的解释力，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又陷入了韦伯式的“理想型”陷阱，又将自己的论述羁绊住了。

总的来讲，余英时先生此书颇具“范式”意义：一方面这一研究具有创新性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又给思想史领域的相关学术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非常值得细品的。只可惜时间有限，学力不足，尚有许多未仔细琢磨的地方，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①] 本文所依据的文本为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②]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第5页。

[③]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第2页。

[④] 类似的论述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引言”，第8—10页。

[⑤]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4—5页。

[⑥] 参见郑吉雄：《论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因缘——“理”与“道”的新诠》，《文史哲》2011年第3期。

[⑦]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5页。

[⑧] 同样或许值得重新考虑的是研究戴震常引的《戴东原先生年谱》，其著者段玉裁晚年颇有推崇理学的表示，并自责生平喜言训诂考证，舍本逐末（参见《论戴震与章学诚》第354页），这样的倾向变化是否也影响了其对业师的记叙？当然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年谱》的成书时间，尚待考。

[⑨] 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355—356页，同时参见该书的自序。

[⑩]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自序”，第2页。

[⑪] 此类批评甚多，较具代表性的为葛兆光先生，他在氏著《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第105—106页）中认为这是余英时先生强调“思想的思想史”而非“历史的思想史”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