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与理解：从访谈看阿伦特

1975年12月4日晚，70岁的阿伦特与朋友们在公寓举办宴会时心脏病突发，当场去世。这是一场突然的死亡，这似乎正印证她自己在《理解与政治》中近乎预言的书写：“世间一切均在变化，正如我们的人生，在现实面前，我们最深的恐惧和最好的希望，都无法帮助我们在无常世界中准备周全。”也似乎对应了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所写的“（过去）留给我们的遗产没有任何遗嘱”。世界是如此的无常，断裂也是如此平常，对抗他们的是思想，是行动。我们必须思想，也必须行动。

如果我们想用一个词来概括阿伦特的人生信条和学术观点，那么政治行动论无疑最为合适。无论是脍炙人口的极权主义还是平庸之恶，背后蕴含的都是反思，知晓后的实践策略，这种实践总是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开端。现代之前留给我们的一切事物并没有留下遗嘱，我们需要在现代开创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力更生”地为自己创造出规范。但在积极承担这种责任，付诸于政治行动之前，我们必须先要去理解，去知晓，才能让我们融入并聚集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而非服从于生存与福利本身的存在。我们必须忍受过去与未来的紧张关系，因为带有时间性的理解永远是一个过程，不断构建在这个世界的家，而反对极权主义的过程必须有理解相伴随。

理解这个词汇无疑具有鲜明的现象学特征，也具有强烈的存在主义的特征，但阿伦特毕竟将自己定义为非哲学，因此理解就有了更为强烈的实践特征。理解是尽力的通达，尽力的共情，以及对真理之光的不断追寻。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古希腊的沉思生活(《心灵生活》)，以及与知晓一沉思并行的行动(《积极生活》)，作为人类原初能力的，创造开端的能力是人类抵制与摆脱危机的核心，这就是政治行动论的基础。在阿伦特眼中，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创造开端的能力，正是有了这种能力，人才可以在历史上不断走出各种困境，一旦人放弃了这种能力，从专制到极权，就会前赴后继的出现。理解自己，理解世界，最终尽量去触及一个真理之光的轮廓，然后去勇敢的进入实践。而对于人类的理解而言，交流无疑是最好的方式，书信与访谈，论战与争论，这是我们走向外在最好的方式。如果说信件往往是个体性的私人自白，那么访谈就是面向世界的公开表达。当两种形式聚集于这本小书，我们对于阿伦特的人生与观念就有了更为清晰的结合，不管有没有读过阿伦特的诸多原著，在这里都能实践一种当代生活。

当麦克弗森在交流中延续了他对霍布斯政治的理解——即自然状态和其后的利维坦都是一种保障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模式——认为霍布斯传统和联邦主义的传统有一个共同点，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阿伦特表达了明确的反对。因为社会和政治（也许还有”统治“这个概念）之间实际上有着鲜明的区别。这里是理解阿伦特政治观，甚至理解阿伦特对马克思权力观反对的重要锚点，也是理解她对于”理解“—思考的重要性。在早期研究中，通过对于极权主义的思考，阿伦特发现了和托克维尔在新生美国一样的问题：现代世界中的很多人迫切地希望放弃他们的公民自由与责任，从独立行动与判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对现代人来说，逃离公民，逃离政治，只需要享受某种保障，过好茶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代替了其他一切追求。人们乐于接受“统治者”的收买，放弃了基于理解之上的小共同体生活，以及随后的行动。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是一种动物性的生活，人堕落为了动物，而是说人接受了一种统治，不再去和更多的事物产生关联。这种状况的本质就是社会/家对于公共/政治领域的侵入，无论中西，历史上总是把家和政治联系在一起，齐家即治国，强调一种权威式的管理带来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将政治一定程度上化约为最大的生存问题，这才让公民平等转化为等级制的统治。这种统治绝非真正的政治，因为它摧毁了公民间的平等，即权利和参与的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阿伦特在交谈中清晰地展现出她继承韦伯“国家—社会二分”的观点，当非政治的私人主义完成了社会领域的普遍增长，公民逐渐沦为单纯从国家那里接受福利与权限的客户，麦克弗森所谓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理解，实际上就是极权主义真正的起源。这一理解还可以在这场对谈中她与摩根索等人谈论马克思“错误”权力观的部分得到展现，马克思关于剥削和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定位被认为是精当的，但对未来发展的形势判断则凸显了对于权力本身的天真。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本身取缔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将人对人的统治转化为人对物的统治。实际上，权力并非仅仅是存在于生存问题和物质再生产的领域，还在于权力本身。很多人追求权力就是为了权力本身，是为了更多复杂的欲望和目的而存在，毕竟支配的感觉往往超脱于财富和资源之外。马克思和自由主义类似的追求实际上都是对权力的误解，或者说一种过于简单的还原。

在对话的中间，阿伦特同时讨论了她的政治行动论与古典和美国宪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上述政治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中，她就已经彰显了现代人必须去承担的政治面向，即雅典的面向。曾经这一面向被无条件的置于上帝之下，但如今的祛魅时代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去承担自身的责任，甚至去与群体一起“无中生有”的完成现代的创造。在历史长河中，她找到了两个范例，即雅典的广场和美国革命。前者即“agora”，直译为市场，雅典公民的聚集并不只是依靠公民大会，而是在日常的生活的各个市场中。在持不同看法的民众之间真诚而热情地进行意见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了最为完善的公共空间，也就构成了行动。而在五月花号以及美国宪政历史开端的费城会议中，作为独立个体的公民带着不同的视角去关注同一个“事物”，并通过辩论与商讨勾勒出特定事物或问题的多维面貌，联邦论与反联邦论者可以将各自的精神融合进一部共同的宪法中。也许我们会认为阿伦特对历史的解释过于乌托邦（阿伦特对于历史材料的应用长期存在争议，这一点在对艾希曼的庭审记录分析中达到了顶峰），但积极的行动主义，不仅仅为了生存的行动，一直是她为对抗极权主义开出的时代药方。与其说她在“复兴“，不如说她希望在纳粹之后的未来，做一个新的开端。政治不是决断（施米特），我们所接受的也不应该是决断，但决断的诱惑从柏拉图开始，就已经绵延不绝，只有聚集，只有通过聚集讨论公益的共同体，才能在当代与之对抗。

访谈是一场流动的盛宴，书信也是世界的交互，阿伦特的所有遗嘱，不仅在她对现代的论证中，也在她与世界亲自的交锋中。她会为丈夫的疾病苦恼，她会为遇到的人（比如“码头工人“埃里克·霍弗）感动，她会为自己的养老发愁，在这些材料中，”积极生活“也就成了一种”知晓“的过程，知晓生活，思考每个不同的共同体，这也是阿伦特强调自己不是哲学家或政治哲学家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