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闭关锁国标签下的大清，历史上竟有如此自由开放的政策？打破你的刻板印象，撕掉静态的标签 读书推荐《朝贡，海禁，互市》

本书为东亚交流史，明清经济史专家岩井茂树先生的作品。他在早些年基于大量明清史料数据，提出过“原额主义”的财政税收概念。本书主要涵盖作者对于明清时代中国对外的经济交流制度与实际情形进行的分析考据，在朝贡—海禁体系与互市体系之间的变化发展上的细致剖析。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跳出了以往许多学者对朝贡体系静态化认识的窠臼，将整个朝贡体制与互市体制的变迁与其概念的多义性进行了动态分析。

体制变迁方面，作者通过对明清会典，历史人物所作书籍的对比考究，提炼出了朝贡体系在明清两代的地位变迁，即朝贡在明代是一种一元化的，汉人儒教政治观中的天下秩序与礼制制度，配合海禁政策，形成了对民间贸易的垄断；而在清代，朝贡体系只是一种被继承下来的，方便对东南亚原有朝贡各国进行政治控制的手段。清朝不再以所谓的儒教天子身份来扩展朝贡势力范围，而是开放商品贸易交流，在官方与民间都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活动。同时这样的商贸也伴随着军事情报传递等政治目的，清帝也曾派遣过许多密探刺探他国情报，不过这点作者并未展开讨论。有关内亚帝国的情报网布置，资讯流通问题，台湾史语所的孔令伟博士在其很多论文中都有着重分析。诚然，我们也不能单一片面地看待明清朝贡问题，在明代仍有隆庆开关等相对积极的海洋政治措施，因在官僚严加控制垄断的贸易环境下，仍然有着大量民众对于自由贸易的追求和抗争；清代也有为了打击郑成功势力而进行的较为严格的海禁政策，不过这时的海禁政策早已不复明朝那么森严。明清海洋政策的转型始终随着君主的权力意志和具体国情变化，这点不能忽视，更不能借此为历史打上静止，孤立的标签。

对于互市的概念的辨析，作者引用史料记载与实际政策，历史情境记述对照，为我们勾勒了互市体制的形成与其作为能指的多义性。在明人郑若曾的记载下，“互市”是作为朝贡体制下的附属品不断发展起来的。其实际实施起于广东地区人民在朝贡往来时的走私问题，朝廷礼部，户部和地方进行大量博弈，最终以抽分与“客纲”的设置确立了新的交易秩序，为后来互市体制的诞生和发展打下基础。而岩井氏的眼光并未局限在帝国东南一隅，而是以世界史的视角，将整个欧亚大陆商贸交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互市”的形成。在对清代崛起的过程中,满洲人对蒙古，汉地的贸易网络交流，对俄罗斯的关口贸易也透漏着这种陆地型“互市”在内亚草原上的强大力量，可惜作者没有对这方面进行更深一步的讨论。而随着人民对商贸需求的发增长，1722年，雍正皇帝叫停了康熙晚年的海禁政策，让所海洋上的“互市”，即民间百姓在征收税款和牙行管理下可进行的对外自由市场贸易活动继续开展下去，为帝国的经济带来繁荣。在《嘉庆会典》中，“互市”也正式作为一个制度化的名词出现了。

在个案分析的选取上，作者主要以日本和欧洲各国对华外交活动作为例子。

作者选取了日本江户时代长崎地区与华贸易交流的实例，以“正德新令”风波的分析研讨，考察两国在贸易与对外政策上的博弈，最终以“沉默外交”作为对外态度，可见经济利益在实际外交处理过程中的突出价值。但通过经济角度在两个前现代政体上的切入剖析，可能也会忽略掉一些文化思想层面的冲突和具体人员交流过程中的偶然性问题。在对欧洲外交方面，岩井氏也注意到了以朝贡秩序对待对方官方使节内涵的自我防卫意识。有关与清代对欧洲各国交流发展的详细分析，沈艾悌的《翻译的危险》，王宏志的《龙与狮的对话》，欧阳泰的《最后的使团》等都是新近出版的专著，在清代外交问题上可供大家参考。朝贡，海禁，互市本是不同方向上的政策体制，而岩井茂树对它们进行了整合和分析，进行了结构化探讨。当我们在历史中面对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时，往往会遭遇许多叠加在一起的政策和体制因素。这时，将不同视域下的问题因子拆分，逐个剖析，再还原到历史情境之中，便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历史学上的困难，岩井氏的这本著作，便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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