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杜泽逊：影印乾隆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序

《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是中国古籍的主干，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正经、正史的校勘整理、传抄雕印，从来都是文化上的大事。至于历代藏书家，也多以正经、正史的古本、精本为收藏方向和确立藏书地位的标志。著名的校勘学家，则以批校正经、正史为高难度、高层次的学术工作。正经、正史的批校本及其过录本对于藏书家来说，也较其他批校本身价为高。清代中叶以降，由于社会转型、印刷技术进步，图书出版的商业化有了长足发展。正经、正史过去由官府刻印，近代逐步过渡到由大出版社或公司出版发行，但正经、正史在出版物中仍占较高的位置。

《十三经注疏》包括十三部儒家经典的经文、古注、疏文、释文（又称“音义”）。十三部经书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部经书和四项内容俱全无缺的刻本，只有清乾隆武英殿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一种。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其中的《十三经注疏》就是据武英殿本校写的。

《十三经注疏》中最早形成的是“五经正义”，唐代孔颖达奉敕撰，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正义”即“疏”，因为是皇上敕撰的，所以叫“正义”。唐代人撰修的还有贾公彦《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春秋公羊疏》、杨士勋《春秋谷梁疏》。北宋邢昺又奉敕撰集《论语正义》《孝经正义》《尔雅正义》。加上题宋孙奭撰的《孟子正义》，就形成了十三经的疏。

这些疏形成时并不全录经文、古注。只在每节疏文开头标明经文或古注的起讫。例如《尚书正义》卷二《尧典》经文：“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孔颖达在为这段经文作疏时，只标“曰若至上下，正义曰”，下面即为疏文。宋人觉得没有经文、注文，直接看疏文，不太方便。

因而在南宋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先后编刻了《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疏》《毛诗正义》《礼记正义》，绍兴府刊刻了《春秋左传正义》，另有《论语注疏解经》《孟子注疏解经》，行款版式同。这批刻本半叶八行，世称“越州八行本”。其特点是经文、古注、疏文三项内容俱全，称为“经注疏合刻本”。这之前仅有疏文的本子则称“单疏本”。

也在南宋前期，又有将经注本与陆德明《经典释文》合编刊行的本子，“释文”散附于经注各条之下，传世的宋王朋甫刻《尚书》，宋余仁仲万卷堂刻《礼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春秋谷梁传》等都很有名。另有一套“纂图互注”本，也是经、注、释文合刻，外加“重言重意互注”等内容而已。这类本子称为“经注释文合刻本”。两个系列的“合刻本”合流，就出现了经文、古注、疏文、释文四者俱全的合刻本。传世的“经注疏释文合刻本”以南宋福建刘叔刚一经堂刻《附释音毛诗注疏》《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最有名，半叶十行，世称“宋十行本”。

另有南宋福建魏县尉宅刻《附释音尚书注疏》，半叶九行，与十行本体例、刊刻年代相近。到了元代，仍在福建建阳书坊，出现了十行本诸经注疏的刻本，其中《左传》《毛诗》是翻刘叔刚本，其余各种也可能是翻宋十行本，也可能是沿着刘叔刚、魏县尉宅的路子编刻而成。这一组十行本到明正德年间经过大规模修版，刷印成一套《十三经注疏》，称为“元刊明修十行本”。其中缺少《仪礼注疏》，代之以宋人杨复《仪礼图》。《尔雅注疏》为九行本，也不配套。

《周易》的《释文》整体附于经注疏合刻本之后。而《论语》《孝经》《尔雅》没有附入《释文》，《孟子》也没有附入《音义》。嘉靖间李元阳在福建重刻《十三经注疏》，底本为“元刊明修十行本”，改为半叶九行。其中《仪礼注疏》用的是世称明代陈凤梧编刻的经注疏释文合刻本，其余基本沿用元刊明修十行本。这样《十三经注疏》总算凑全了，版式也统一了。其实李元阳本是历史上第一个一次性整套刊刻的《十三经注疏》，世称“闽本”。

万历间北京国子监又据李元阳本重刻《十三经注疏》，称“北监本”或“监本”。万历北监本是第一个《十三经注疏》的严格意义上的“官板”。其后明崇祯年间常熟毛氏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即据北监本重刊，世称“毛本”或“汲古阁本”。毛本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明末至清代乾嘉间的通行本，流传较广，日本山井鼎、清代浦镗、卢文弨、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都以毛本为底本。乾隆间，武英殿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则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二个“官板”，其底本也是明万历北监本。不过当时似乎没找到万历初印本，而采用了明崇祯修板印刷的本子。

嘉庆中，阮元任江西巡抚，在南昌主持刊刻了一套《十三经注疏》，世称“阮本”或“南昌府学本”或“江西本”。阮本的底本主要是元刊明修十行本，其中《仪礼注疏》则用宋严州刊经注本和宋刊单疏本合编而成，不含《释文》。而明代陈凤梧、应檟、李元阳、北监、毛氏汲古阁各家刊本《仪礼注疏》则是经、注、疏、释文四者皆全的本子。阮元认为元刊明修十行本是宋刊元明递修本，所以称自己重刻的本子为《重栞宋本十三经注疏》。阮元在重刻时对十行本的俗字作了规范化，改正了一些错误，并把先前主持撰写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修订附于各卷之后。嘉庆以来，学术界认为阮本最佳，因此成为毛本之后又一个通行的版本。

那么，武英殿本究竟有什么特色呢？我想可以初步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武英殿本是历史上唯一的经、注、疏、释文四者俱全的《十三经注疏》刻本。从宋代以来，不断出现诸经的“经注疏合刻本”“经注释文合刻本”“经注疏释文合刻本”，而以经、注、疏、释文四项内容俱全的合刻本为大方向。我们可以把这种合刻工作认定为十三经古学系统的“集解”。由于经书流传过程中，经注本、单疏本、释文本各有底本，不出一源，存在异文，因而合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注本、单疏本、释文本异文的迁就改动，破坏了古本面貌，受到清代学者的批评。但这样的合刻工作几乎遍布经史子集四部及佛道二藏，是古书流传中的通行做法。我们已经不可能为之复原了。对于《十三经注疏》这样一个庞大的存在，我们理性地衡量一下，客观地评价一下，应当毫无悬念的视之为国之瑰宝。从事中国传统学问的人，有谁能够不用《十三经注疏》呢？所以，合刻经注疏释文，应当视为古文献整理史上的一大贡献。这样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到什么时候才算到达目的地呢？明确地说到乾隆武英殿刊《十三经注疏》，这项工作才到了目的地。武英殿本把《周易》释文散入正文，加入了《论语》《孝经》《尔雅》三书的释文，补入了孙奭的《孟子音义》，使得十三经都具备了经、注、疏、释文四项内容。

第二，武英殿本校勘认真，改正了以往不少错误，是错误较少的一个版本。举例而言《周礼注疏》卷二十八《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一节下疏文“掌其戒令赏罚”下，阮元本有小字注：“原本实缺七格”。就是说阮元刻本的底本十行本此处原缺七个字。李元阳本老老实实刻为“□□□军□□□”。北监本、毛本则不再留空，直接把上下文接上，造成七字脱文。阮元的做法与李元阳同，标明了此处有缺文，却无法补上。而武英殿本，则据《周礼•地官•州长》注考知这七个字是：“则是于军因为师”，从而补足了脱文。后来发现，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此七字正同，证明了殿本校补的正确。阮元没有校武英殿本，因此也就无从知道这七个字是什么（参考日本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

第三，武英殿本第一次为《十三经注疏》全文施加断句。历史上经书的版本有加句读的，但疏文则从未有断句的，有之从殿本始。由于殿本流传不广，甚至有的当代古籍整理工作者也不了解殿本的这一贡献，认为历史上没有为疏文断句的。因此也就谈不上利用武英殿本的这一学术成果了。

第四，武英殿本各卷末附有“考证”，在十三经注疏刊刻史上应当是首开其例。殿本的“考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文字校勘，二是内容诠释。其中文字校勘就是后来的“校勘记”。张之洞曾指出善本书的辨识办法：“初学购书，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记，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輶轩语•语学》）显然，武英殿本符合张之洞的这一“善本”标准。清代的精刻精校本，往往附有校勘记（或曰“考异”，或曰“札记”），这种风气与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的“考证”应当有密切关系。

第五，武英殿本刊刻精工，为清内府刻本的代表之一。殿本用十分规范的宋体字刊刻上版，笔划粗细适中，墨色均匀，印本清朗。明北监本笔划太细，容易漫漶，在这一点上，殿本较明监本为高明。以上五点应当是殿本的重大优点，这就决定了殿本属于善本。

当然，殿本也有可议之处。殿本在校勘过程中做了一些体例上的调整。比如把《释文》作了分段集中，疏文也做了分段集中合并，删去了从单疏本沿用下来的每段疏文开头的起讫语（即上文所举“曰若至上下，正义曰”这类标识语）。爲了行文明白，有的疏文开头还另拟了一句新的提示语。《毛诗正义》中的郑玄《诗谱》，本来散于孔颖达疏中，殿本统一移到卷首，形成独立的郑玄《毛诗谱》。在古籍整理领域一般不赞成这类改变古书原貌的做法，因此是值得商榷的。

如上所言，乾隆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有多方面的优点，为他本所不及。长期以来，这部善本流传不广，是古籍界的遗憾。天津图书馆收藏的殿本为白纸初印，完好无缺，堪称国宝。

今齐鲁书社影印行世，在文化史和学术史上都是值得称道的盛举。因述所见，以谂读者。

癸巳冬十月十四日序，戊戌冬十月十九日重订于校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