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二战”背后隐秘的医学史，揭秘战时征血、输血机制带来的一场科学革命

1939 年7 月，英国公民第一次响应全国范围内的献血呼吁。战争迫在眉睫，卫生部希望覆盖全国的输血服务能有助于缓解空袭导致的流血损失。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布里斯托尔，数万人响应报刊、街边海报和广播中的广告，去往当地医院接受耳垂或指尖穿刺。

征募中心里，护士从每名志愿者的血样中抽出几滴，滴入玻璃试管，用生理盐水稀释，再将其交与受过专业训练的血清分析员，他们负责鉴定献血者的“血型”——这一步骤对确保献血者和受血者血型相容至关重要。在护士和血清分析员处理血液的同时，文员将献血者的姓名、地址和整体健康状况填入表格和索引卡片。几天后，每名志愿者会收到邮政系统寄送的献血卡，卡片的不同颜色对应不同血型，有了它，志愿者就对响应献血要求做好了准备。

输血一事并非创新，在一些国家，地方范围的小规模输血机构已运作了将近20 年，然而这是英国政府首次直接向其民众呼吁献血。人们对刚刚拉开序幕的战时动员热情极高，到7 月底，应急输血服务已将十万人登记在册。持有献血卡成了英国民众为战争事业做贡献的新方式。

在英国人民聚力献血支持国防的同时，科学家也视这次大规模采血为机会，寻求遗传学上的进展。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一群遗传学家已经在开展一个项目，期望以血型为突破口，将人类遗传学转变为一门依托数学、精确严密的科学。

面对7 月拥来的大量志愿者，输血服务的策划者求助于高尔顿血清学实验室，急需他们对血型鉴定提供援手；统计与遗传学家R. A. 费希尔视此为拓展自身研究规模的绝佳机会。他的同事，也是血清学家的乔治·泰勒和实验室的其他成员开始着手培训数百名年轻女性，教她们掌握分辨血型的技术。

与此同时，费希尔和他的秘书芭芭拉·辛普森转录了成千上万张献血卡上的血型鉴定结果，将临床信息转化为遗传多样性数据。伦敦的献血者并不知道科学家正在将他们的血液变为研究遗传学多样性的宝贵资源，然而事实是，他们就这样参与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早期大规模人类基因调查。

这些庞大的数据让一些研究机构注意到血液中携带着众多亟待认知的遗传信息。短短几十年间，人类遗传学就此在遍布全球的血液研究影响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新，逐渐成为认知人类身份与健康的重要学科领域，血液揭示出的科学的人类世代与种族关系也逐渐走进大众视野，而血型的分布也成为驳斥种族优越论的证据，人类遗传学的各项研究成果就此喷涌而出，深刻影响了战后人类的思想观念乃至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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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激荡年代下振奋人心的科学史，展现丰富广阔的社会景观。20年代中叶，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契机，英国科学界的血液学研究突飞猛进，也揭开了研究一个国家、一个种族和世界人口遗传信息的序幕。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数十万份血液信息被登记在册，随时等候征调；血液学与新的人类遗传学建立起成熟的学科架构，带动国际交流与合作；传媒业的兴起以及国际机构的建立让知识从学术界进入广阔的大众视野，向世界传递平等、包容与科学。

一个科学领域的进步引发全社会众多领域的变革。输血技术的进步、血液学的研究突破，让输血从危险的外科手术变为常规即可检测又能高效挽救生命的必需：血型用于司法鉴定中解决了众多案件；报纸、电影等媒介一度将稀有血型作为热点议题；BBC推出专题谈话节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作科普手册；在大规模采血基础上建立并迭代的完善建档制度；封存的数万血样时至今日依然有无限的再利用潜力。

获《伊西斯》《柳叶刀－血液学》《选择》等国际权威期刊、杂志推荐，荣获2022年美国科学史学会颁发的苏珊娜·J. 莱文森奖。“2024首都科普好书”入榜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