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曾亦、申占稳：论龚自珍的《春秋》学
摘要：龚自珍长于诗文、政论，然其学术根柢则在《春秋》，实属晚清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著述多不存于世，今据其所见文字而论其《春秋》学，或可见其思想之大概，并重点考察了其“《春秋》决狱”的思想。由此可见，其学术不仅上承汉以来公羊学者的经世传统，而且，对于晚清今文学的转向，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关键词：龚自珍；经学；《春秋》；公羊；今文；古文
文章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一期
龚自珍之学术出于乾嘉考据之学，其晚年《己亥杂诗》自谓“斯文吾述段金沙”，盖言其学出于外祖段氏也。据《年谱》，自珍之外祖段玉裁，乃乾嘉汉学之代表人物。父丽正，段氏入室弟子，“能传其学”，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自珍自幼受家学之濡染，12岁从外祖习《说文解字》，14岁究心古今官制，16岁读《四库全书提要》，17岁治金石古文，21岁以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遂为校雔掌故之学。嘉庆十七年（1812），其父外放徽州知府，自珍随侍南行，得见段氏。段氏虽爱自珍之词，然犹戒其自爱，欲勉以经史也。次年，又专致一札，勉其“锐意读古书”，“博闻强记，多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然自珍终不为名臣，亦不为名儒，“但开风气不为师”，且颇有名士之习也。
自珍学术尚另有一渊源，即为常州今文学。嘉庆二十四年（1819），自珍年二十八，应恩科会试，不第，留居京师，始从刘逢禄习《公羊春秋》。不过，自珍此前对《公羊》已颇有所知矣。嘉庆二十、二十一年间，自珍撰《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其中即言及《公羊》三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并且，嘉庆二十三年，庄绶甲应聘教授于龚氏家馆，为言其祖庄存与事行之美。正因如此，自珍初识逢禄，遂从问学矣。
自珍初见逢禄，即有诗自抒其对逢禄崇敬之情。诗云：
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道光十九年，自珍又有诗追忆逢禄，云：
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
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毗陵。
可见自珍对逢禄服膺之深也。
自珍问学于逢禄之时，又与宋翔凤相识。三年后，自珍尝有《投宋于庭》一诗，诗云：“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晚年《己亥杂诗》亦有诗记其与翔凤之交往，“玉立长身宋广文，长洲重到忽思君。遥怜屈贾英灵地，朴学奇才张一军”，自注云：“奉怀宋于庭文作。于庭投老得楚南一令。‘奇才朴学’，二十年前目君语，今无以易也。”又见自珍对翔凤之倾慕也。故程秉钊曰：“先生之学，在于由东京之训诂，以求西汉之微言。”观自珍对刘、宋之态度，可知其早年虽习染于段氏之学，然其大端则在常州今文学也。
自珍卒后，魏源应其子龚橙所请，编成《定庵文录》十二卷。其“叙”云：
（自珍）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厓郭，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犹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
于此可见自珍学术之大概也。然其学术之根本，实在《春秋》也。道光十三年（1833），撰《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西汉君臣称春秋之义考》各一卷，并佚。十八年，撰《春秋决事比》六卷。此书引经传百二十事，盖承董仲舒《春秋决狱》及刘逢禄《春秋赏罚格》《议礼决狱》而作，大旨欲“以《春秋》之律救正当世之律”，然已佚，仅存自序一篇。又有《春秋决事比答问》五篇，乃自珍就《春秋比事比》相关篇目所拟之问答。此外，自珍尚有贯通今学要义的经史杂著，如《五经大义终始论》及《答问》《泰誓答问》《六经正名论》及《答问》等。
1、六经正名
道光十三年（1833），自珍撰《六经正名》及《答问》五篇。自珍对“六经”范围重新进行了界定，不过，其立场似乎更多倾向古文家的观点。
两汉以降，随着博士学之兴盛，以及随之而来的今古相争，儒家经典的范围不断扩展，而旧有的“六经”或“六艺”渐成一笼统之称呼，不再指孔子时代的六种经典，而是指两汉师法、家法笼罩下的经典诠释著作。自珍认为，“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其后对六经的解释，则有传、记、群书之别，然皆非经也。然而，后世所谓“六经”之名，却常常将经、传、记、群书、子混合起来，遂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之说。因此，自珍主张把将“以传为经”者（如《公羊》《穀梁》与《左氏》三传）、“以记为经”者（如大、小戴《礼记》）、“以群书为经”者（如《周官》《论语》《孝经》）、“以子为经”者（如《孟子》）剔除出去，从而恢复“六经”之本来面目。
如此，“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重新建立“六经”之原始面貌，以及与其它书籍之关系：
（一）《尚书》：配以《周书》十八篇、《穆天子传》六篇、《书序》百篇、三代宗彝之铭十九篇、《秦阴》一篇、桑钦《水经》一篇。
（二）《春秋》：配以《左氏春秋》《春秋公羊传》《郑语》一篇、《史记》。
（三）《礼古经》：配以《大戴记》《小戴记》《周髀算经》《九章算经》《考工记》《弟子职》《汉官旧仪》。
（四）《诗》：配以屈原赋二十五篇、汉《房中歌》《郊祀歌》《铙歌》。
（五）小学：配以许慎《说文》。
关于自珍对“六经”之正名，颇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不以《穀梁》配《春秋》。自珍云：“夫穀梁氏不受《春秋》制作大义，不得为《春秋》配也。”这种态度与逢禄大不同。盖整个晚清今文学皆强调《公》《穀》之“道一风同”，而着力攻击《左氏》也。
其二，强调“六经”正名乃回到孔子以前之“六经”，颇有泯灭两汉以降今古之争的意味。
其三，以孔子不作“六经”，至谓孔子不作《春秋》，“孔子所谓《春秋》，周室所百二十国宝书是也”，此说无疑颠覆了今文家尊孔子的立场，反而倾向于古文家的说法。无怪乎皮鹿门讥自珍“犹惑于刘歆、杜预之说，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之义也”，盖自珍治经，不纯用今学家言，而时杂以古学义也。
然清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定《六经正名》及《答问》撰于道光十三年，似与自珍此时学术倾向不甚相合。
自珍否定孔子作六经，甚至有“六经皆史”之说。其曰：
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者也；小学也者，外史达之四方，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
自唐、宋以来，学者多视《春秋》为经，而《左氏》则为史也，至于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更执此说。今自珍不独视《春秋》为史，至于夷六经尽为史，如此，则六经非出于孔子矣。自珍为六经正名，其关键正在于此。故自珍曰：
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合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
此说否定孔子作六经，与后来廖平、康有为对待六经之态度大不同。自珍因而肯定孔子之功在“述”不在“作”，即“存史”也。其曰：
夫功罪之际，存亡之会也，绝续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后周，不先周也，存亡续绝，俾枢纽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统，史统替夷，孔统修也。史无孔，虽美何待？孔无史，虽圣曷庸？
可见，孔子之功在“存史”，而非“作经”也。至于《春秋》，其中固有微言大义，然自珍以为，不出于孔子，而出于史官也。其尝有诗曰：
欲从太史窥《春秋》，勿向有字句处求。抱微言者太史氏，大义显显则予休。
诸如此说，皆非清代今文学主流，大致本于章学诚之说也。
自珍又以周末诸子，亦出于史，不过“周史之小宗”也。其曰：
孔子殁，七十子不见用，衰世著书之徒，蠭出泉流，汉氏校录，撮为诸子，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称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称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聃实为柱下史。若道家，若农家，若杂家，若阴阳家，若兵，若术数，若方技，其言皆称神农、黄帝。神农、黄帝之书，又周史所职藏，所谓三皇、五帝之书者是也。……故曰：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
则六经、诸子俱出于史，不过大宗、小宗之别耳，是以后世之尊儒，不过因儒家长于六经，存亡而继绝，为中国文明之嫡派大宗故也。诚若此说，中国轴心时代之学术与思想，实尽出于上古文明之阙遗，非若南海所谓“茫昧无稽”也。
2、“宾师”与三科之旨
道光三年（1823），自珍撰成《五经大义终始论》及《答问》九篇。刘逢禄、宋翔凤始以《公羊》义释《论语》，至龚自珍，则据以遍释五经，且尤重“张三世”之说。盖就何休“三科九旨”而言，以“通三统”最为重要，至刘逢禄，虽有突出“张三世”之倾向，然大略言之，犹三科并重也。若自珍释五经，乃专明三世之旨，其“自改革”主张，实据此旨发挥而来。
自珍以《公羊》三世说释《尚书·洪范》。案，《洪范》九畴乃古天子治世之大法，其三曰“八政”，即指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八事。然自珍以八政配三世，又以八政各有三世。《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一》云：
问：三世之法谁法也？答：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愿问八政配三世？曰：食、货者，据乱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
此以八政配三世也。《答问二》云：
问：八政事事各有三世，愿问祀之三世。答：在《礼运》，始言土鼓蒉桴，中言宗庙祝嘏之事，卒言太一，祀三世不同名矣。《礼运》者，孔子本感蜡祭而言，故胪祭也详。若夫征之《诗》，后稷舂揄肇祀，据乱者也；公刘筵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颂》有《般》，有《我将》，《般》主封禅，《我将》言宗祀，太平也。
《答问三》云：
愿问司寇之三世。答：周法，刑新邦用轻典，据乱故。《春秋》于所见世，法为太平矣。世子有进药于君、君死者，书曰“弑其君”，盖施教也久，用心也精，责忠孝也密。假如在所传闻世，人伦未明，刑不若是重。在所闻世，人伦甫明，刑亦不若是重。
此举八政中祀、司寇二事，其中亦有三世之不同也。《答问五》云：
问：《洛诰》属何世？答：有升平，有太平。曰：“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是八政司徒、司寇、司空之事。曰：“肇称殷礼，咸秩无文。”是八政之祀事，皆言升平也。曰：“我惟无斁其康事。”当是时，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成太平之业，故求明农去位。若仅致升平，公岂宜去位之年哉？《公刘》之首章曰：“匪居匪康。”据乱故也。《洛诰》曰：“无斁其康事。”太平故也。
此又谓《尚书·洛诰》有三世之义也。《答问四》云：
问：《公刘》之诗于三世何属也？答：有据乱，有升平。始国于豳，“乃积乃仓”，当《洪范》之食；“俾筵俾几”，当《洪范》之祀。五章、六章，是司徒、司空之事。“其军三单”，是司寇之事。司徒、司寇、司空，皆治升平之事。古人统兵于刑，班固尚知之，固也志刑不志兵。
此又据三世以释《诗》也。
自珍又将《春秋》三世说与《礼运》结合起来。《答问八》云：
问：《礼运》之文，以上古为据乱而作，以中古为升平，若《春秋》之当兴王，首尾才二百四十年，何以具三世？答：通古今可以为三世，《春秋》首尾，亦为三世。大桡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岁亦用之，一章一蔀亦用之。
盖《春秋》三世本施于二百四十二年间而已，而自珍乃推以纵观人类之全部历史。其后，康有为据《礼运》之小康、大同以张三世之说，始则出于自珍也。
又，《答问九》云：
问：孰为纯太平之书？答：《礼古经》之于节文也详，尤详于宾。夫宾、师，八政之最后者也。《士礼》十七篇，纯太平之言也。
盖《尚书》《礼运》《诗》等，皆具《春秋》三世之义，若《仪礼》，则纯为太平之制也。
自珍又由《洪范》之宾、师以明《春秋》太平之说。案，郑玄注云：“宾，礼宾客，无不敬。师，简师所任必良，士卒必练。”孔颖达疏云：“宾，教民以礼待宾客，相往来也。师，立师防寇贼，以安保民也。”又云：“民不往来，则无相亲之好，故宾为七也。寇贼为害，则民不安居，故师为八也。”又云：“宾掌诸侯朝觐之官，《周礼》大行人是也。师掌军旅之官，若司马也。”可见，宾乃教民相往来，师则掌军旅而防寇贼，皆有司之事也。
《五经大义终始论》云：
圣者至高严，曷为习揖让之容，虚宾师之馆，北面清酒，推天下之福禄与偕，使吾世世雄子孙，必变化恭敬温文，以大宠之？岂惧其武勇之足以夺吾祭哉？诚欲以一天下之语言也。……古者明天子之在位也，必遍知天下良士之数；既知其数，又知其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所在。……谨又求之《洪范》八政，七曰宾，八曰师。宾师得而彝伦序也。何以曰序也？古之宾师，必有山川之容；有其容矣，又有其润；有其润矣，又有其材。王者之与宾师处，闻牛马之音，犹听金玉也；亲尘土之臭，犹茹椒兰也。
观自珍之说，盖以贤人、名士为宾师，而为王者政教之所依也。
又，隐三年，春，王二月。何注云：“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盖二王后俱祖圣人也，王者恭而有礼，客之而不朝，乃宾之也；行其礼乐，以备后王取法，则师之矣。其义一也。据此，自珍说宾、师之义，殆从“通三统”说转出也。
易姓更王，其所先务为急者，则在通三统也。自珍讥“嬴、刘之主骄于三代”，则不独暴秦不能宾师先朝遗献，至炎刘亦然。自珍又谓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事”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一》。案，定六年，夏，季孙斯、仲孙何忌如晋。何注云：“《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欲见王者治定，无所复为讥，唯有二名，故讥之，此《春秋》之制也。”徐疏云：“云《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者，实不太平，但作太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太平也。”据注、疏所言，文与实相对，定、哀之间，实非太平，但在书法上作太平文而已。然自珍所谓“文”，则非指书法文字也，盖有取于《论语·八佾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文者，文献也，即“识其大掌故，主其记载”之史材，犹自珍所谓宾师也。故“文致太平”者，思王者亲宾师以进乎太平也。观自珍之论学议政，常出乎古义之外，虽颇具识见，然不免章太炎“稍知书”之讥耳。，此说与何休颇不同，盖以孔子《春秋》期宾师也。故自珍云：
求之《春秋》，则是存三统、内夷狄、讥二名之世欤？三统已存，四夷已进，讥仅二名，大瑞将致，则和乐可兴，而太平之祭作也。
自珍所言“存三统”，乃太平之事，谓王者能宾师先圣遗献也。此说以存三统、内夷狄为太平世之象，实混三科为一，与何休旧说颇不同矣。
又，《古史钩沉论四》云：
王者，正朔用三代，乐备六代，礼备四代，书体载籍备百代，夫是以宾宾。宾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遗也。夫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兴王圣智矣，其开国同姓魁杰寿考，易尽也。宾也者，异姓之圣智魁杰寿考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从，宫库之藏不问，世及之恩不预，同姓之狱不鞫，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难御悔，而不死私仇。是故进中礼，退中道，长子孙中儒，学中史。王者于是芳香其情以下之，玲珑其诰令以求之，虚位以位之。……商法盟先异姓，周法盟先同姓；质家尊贤先异姓，文家亲亲先同姓。古者开国之年，异姓未附，据乱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则不暇，在宾则当避疑忌。是故箕子朝授武王书，而夕投袂于东海之外。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宾且进而与人主之骨肉齿。然而祖宗之兵谋，有不尽欲宾知者矣；燕私之禄，有不尽欲与宾共者矣；宿卫之武勇，有不欲受宾之节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宾之论议者矣。四者，三代之异姓所深自审也。……孔子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吾从周。”从周，宾法也。又曰：“出则事公卿。”事公卿，宾分也。孟轲论卿，贵戚之卿异异姓之卿，夫异姓之卿，固宾籍也，故谏而不行则去。
此段假经义以论时事，义颇隐晦。盖自珍以“宾”为异姓之圣智魁杰寿考者，则当有清之世，汉人虽于满洲为异姓，然人材实尽萃聚于斯，自珍乃有“不拘一格降人材”之倡，虽有感于满洲对异姓之疑忌，然犹以箕子自售，期为时王所宾师耶？
自珍又云：
史之材，识其大掌故，主其记载，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贽，下不鄙夷其贵游，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以荣其国家，以华其祖宗，以教训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宾之所处也。何也？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乐器而降者矣，有抱国之图籍而降者矣，无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故夫宾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是故人主不敢骄。……三代之季，或能宾宾而尊显之，或不能宾宾而穷而晦而行遁。职此之由，杞不能征夏，宋不能征殷，孔子于杞、宋思献。……孔子述六经，则本之史。史也，献也，逸民也，皆于周为宾也，异名而同实者也。
故宾虽异姓，然实古之遗献也，“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则又以师自处，非仕乎本朝，然非人主所得骄焉。至于孔子，本殷人之后，故于周则为宾，其作《春秋》，盖以“异姓之闻人”而修史职也。
自珍又因以发太平大一统之义，讥“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盖自珍以满汉大同为太平世之象，王者固当宾师贤士，贤士亦当思进用。其后，康南海倡言维新，抑或有取于自珍“宾师”之论欤？是则章太炎“媚虏”之讥，亦不得谓为厚诬之辞也。
钱穆持论稍中正，亦曰：
湘乡曾氏削平大难，欲以忠诚倡一世，而晚境忧讥畏谄，惴惴不可终日。异姓之宾，虽掬忠诚以献其主，其主疑忌弗敢受也。故湘乡之倡忠诚，亦及身而歇，无救于一姓之必覆。自是而《公羊》之学附会于变法，而有南海康氏。然亦空以其徒膏斧钺，身则奔亡海外，仅全腰领，犹且昌言保皇，识出定庵“宾宾”下远甚。而定庵治《春秋》，知有变法，乃不知有夷夏。
钱氏盖讥晚清今文家黯于夷夏之防，徒张“满汉大同”之说，汲汲于臣事异姓之主耳，较自珍“宾宾”之说，又等而下之矣。
3、《春秋》与律法
道光十八年（1838），自珍撰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凡十一篇，引经传凡一百二十事，以“申刘礼部之谊”。原书已佚，其目次如下：《君道篇》第一，引经传十三事；《君守篇》第二，引经传十事；《臣守篇》第三，引经传十事；《不应重律篇》第四，引经传十四事；《不应轻律篇》第五，引经传十四事；《不定律篇》第六，引经传十一事，附答问十事；《不屑教律篇》第七，引经传四事，附答问三事；《律目篇》第八，引经传十一事，附答问十事；《律细目篇》第九，引经传十四事，附答问九事；《人伦之变篇》第十，引经传十九事，附答问八事；《自序篇》第十一。可谓鸿篇巨制也，惜乎不存，今仅有《答问》五篇。
关于此书之作，自珍云：
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王，及别月日，区名字氏，纯用公羊氏；求事实，间采左氏；求杂论断，间采穀梁氏，下采汉师。（《春秋决事比》自序）
可见，自珍此书不纯用《公羊》义，至有不慊于刘逢禄者。
此书之形式，颇有追述董仲舒《春秋决狱》与何休《汉议》之意，即引证清现行律中诸条文，而一一溯源于《春秋》之义，故自珍《自序》亦谓“独喜效董氏例，张后世事以设问之”。自董仲舒以下，学者颇以《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又为万世之刑书也。故自珍云：
刑书者，乃所以为礼义也。出乎礼，入乎刑，不可以中立。抑又闻之，《春秋》之治狱也，趋作法也，罪主人也，南面听百王也，万世之刑书也。（《春秋决事比》自序）
此《春秋决事比》一书之大旨也。
今据《答问》，稍论《春秋决事比》一书如下：
（一）不定律
所谓不定律者，“权假立文也”。盖权总于王，而假吏以执法，此为吏辞；吏先原奏，王后旨意，此为王者辞。权之或假于下，或归于上，“两者具，然后狱具”，此为不定律也。故自珍云：
天下大狱必赴吏。吏也者，守常奉故，直而弗有。是故弑则弑，叛则叛，盗则盗；是故弑弑则弑，叛叛则叛，盗盗则盗。是故峻大防，画大表，以谁何天下臣子，而以权予上。吏虽知天下民狱之幽隐矣，不皆彻闻之；虽彻闻之，不皆尽其辞。既彻闻之，既尽其辞，而卒以权予上。夫自处粗，不得不以精意予上；自处直，不得不以仁予上。
自珍盖以《春秋》当王法，而以吏守律条也。王与吏不同，今法谓“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此吏职也，而犹取旨于王；今法又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此王事也，犹董子之“原心定罪”也。可见，今之法律亦不定律也。惜乎近时有倡言法制者，居心叵测，权假于吏而不复归于上，大权旁落，民虽得食黍于下，然何以见政府之仁恩乎？
自珍乃引《春秋》经传七事，以明“权假立文”之意。今稍举数例以论之。
1.许止尝药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冬，葬许悼公。自珍曰：
书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拟死；书葬许悼公，是恩原之。《春秋》之吏，闻有父饮子药而死者，急欲成子之意拟之死。俄而《春秋》闻之，闻其愚孝，无有弑志，乃原之。
《春秋》既有王，又有吏。书“许世子止弑其君买”者，是吏依法拟其死也；而书“葬许悼公”者，是王探世子本心，恩原之也。
是以《春秋》之决狱，既张法网之密，又成君臣之恩也。吏之权在奉法，王之权则在施恩，斯为古之法治，可谓备矣。
2. 赵盾弑君
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獆。六年，春，晋赵盾、卫孙免侵陈。自珍曰：
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獆，是拟死。复见赵盾，是恩原之。《春秋》之吏，闻有君弑，大臣不讨贼者，拟之死。俄而《春秋》闻之，闻其数谏，无有弑志，乃原之。
案，君弑，臣不讨贼，其法当死，故《春秋》书“赵盾弑其君”，罪之也；弑君贼不复见，如宋督、郑归生、齐崔杼是其例也，盖《春秋》遂诛之矣，今复见赵盾者，则王以盾本无弑志而原之也。
3.赵鞅叛晋、归晋
定十三年，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晋赵鞅归于晋。自珍曰：
书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拟死；书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晋赵鞅归于晋，是恩原之。《春秋》之吏，闻有无君命而称兵君侧者，拟之死。俄而《春秋》闻之，闻其除君侧之恶人也，曰：外臣有兵柄者，当如是矣。乃原之。
《春秋》书“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者，是吏依法而拟其死也；又书“赵鞅归于晋”者，乃王恩原之也。
4.楚公子比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自珍曰：
此执法吏区别请之矣。书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溪，是拟死；加书归于楚，是区别乞请之文；书楚公子弃疾弑公子比，是恩原之。《春秋》之吏，闻有君弑自立者，拟之死。又闻其胁也，加区别并奏之。《春秋》察之而信，乃原之。
《春秋》书“楚公子比弑君”，吏依法拟其死；又因无恶于弑立，实为公子弃疾所胁，故吏又作乞请之文，书“归于楚”；又书“楚公子弃疾弑公子比”，恩原之也。
此外，自珍又举晋里克、齐桓公、宝玉大弓及宋庄公诸事，一一辨明之，可见，《春秋》固刑书也，又不止为刑书，乃终所以明礼义也。
（二）不屑教律
孔子以下愚不移，又不见孺悲而歌，是儒门自有不屑教之义也。自珍引《春秋》二事以明之。
1.楚子诱戎蛮子与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
昭十六年，楚子诱戎蛮子杀之。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自珍曰：
昭十六年，楚子诱戎蛮子杀之。公羊子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诱，君子不疾也。若不疾，乃疾之也。”何休曰：“据诱蔡侯名。”此一事。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何休曰：“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不忍日。夷狄弑父，忍言其日。此又一事。所以然者，《春秋》假立楚为夷狄，若曰后有王者，四裔之外逆乱，非守土之臣所告，宜勿问，视此文可也。曷为宜勿问？问之则必加兵。中国盛，兵力盛，加兵而服，则必开边，则是因夷狄之乱以收其土地，仁者弗为也。中国微，兵力微，加兵而不服，则必削边，则丧师、糜饷、削边以取夷狄笑，智者弗为也。故勿问者，《春秋》之家法，异内外之大科也。
自珍此处讨论二事皆与夷狄有关：其一，关于夷狄间之相诱，虽不合礼义，却置而弗论，虽不屑教，实疾之也；其二，关于夷狄子弑父之书法，自珍据何注，以为诸夏之不书日，实不忍言也，若夷狄之书日，盖忍言也。
自珍此种不治夷狄的态度，并不尽由《公羊》“异外内”学说而来，更多出于一种实际政治考虑。其后，自珍就道光间青海蒙古族与藏族间之纠纷，撰有《与人论青海事宜书》，即主张此种不干涉态度。
2.阍弑吴子余祭与盗杀蔡侯申
襄二十九年，阍弑吴子余祭。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杀蔡侯申。自珍曰：
襄十九年，阍弑吴子余祭；哀四年，盗杀蔡侯申。何休皆曰：“不言其君。”龚自珍曰：“所以然者，礼不下庶人也。礼不下庶人者，礼至庶人而极；刑人罪人，又为庶人所不齿也。千乘之君而见杀于阍盗，盖吴子、蔡侯与阍盗，均不屑教也。后之有位，死非所死，视此文也。”
《礼记·曲礼》谓“礼不下庶人”，盖言君子不与庶人为礼也；又谓“刑人不在君侧”，盖刑人罪人，又下庶人者也，皆礼所不屑教也，而君王亲之，不得其死，固所宜哉！吴子、蔡侯者，死非所死，盖近不屑教之人故也。后世君王常有死于阍寺之手者，当戒之焉。
（三）律之常与变
自《论语》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遂成儒家重要的伦理信条，并在汉以后法律中不断得到强调。因此，自珍就《春秋》相关史事，重新讨论了“亲亲相隐”的问题。
今人多惑于《左传》中“大义灭亲”之文，其实，就《春秋》而言，“亲亲相隐”为经，非权也；相对于法律，则为常律也。对此，自珍曰：
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言父子则兄弟在其中。《春秋》：“毁泉台。”《传》曰：“父筑之，子毁之，讥。”是子虽正，不得暴父恶也。《春秋》：“齐人来归子叔姬。”《传》曰：“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若不欲服其罪者然。”是子虽不正，父不得暴其恶也。二者，《春秋》之常律也。今律，子弟讦发父兄罪，虽审得实，犹先罪讦发者，是亦吾所为测《春秋》也。
至于篡弑之大罪，父子之间亦当相隐。自珍曰：
父也，兄也，不可谏，先死之；子也，弟也，不可教，以家法死之。死之而不明之于有司，不暴之于乡党国人也。若夫为国家者，案得教谏实迹，表异之。案不得教谏实迹，亦无连坐。则文王之法也。
父兄有篡弒之恶，当谏之，谏之不从，则己先死之而已；子弟有恶，当教之，教之不从，则以家法死之。故《论语·八佾》云：“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礼记·曲礼》云：“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皆其义也。
亲属相隐为常律，则大义灭亲为变律也，故《左氏》许石碏诛子石厚为“大义灭亲”，实非正经。若《公羊》许季友缓追逸贼乃亲亲之道，即常律也，而自珍则别有异说，以为当用变例处之。
《春秋》：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公子庆父出奔莒。
《公羊》：公薨何以不地？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孰弑之？庆父也。杀公子牙，今将尔，季子不免。庆父弑二君，何以不诛？将而不免，遏恶也。既而不可及，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解诂》：庆父弑二君，不当复见。所以复见者，起季子缓追逸贼也。
而自珍则曰：
公羊氏失辞者二，失事实亦二；何休大失辞者一。应父弑二君，罪百于牙，酖牙是也，则逸庆父也非；逸庆父是，则酖牙也非。二者安所据？赵盾匿穿，何以书弑？二者安所别？周公诛管、蔡，季友得匿庆父，二者安所正？一以为道，一以为律，皆异吾所闻。
案，庄公将卒，季友惧母兄公子牙为乱，乃酖之。《公羊传》善之曰：“季子杀母兄，何善尔？诛不得辟兄，君臣之义也。然则曷为不直诛，而鸩之？行诸乎兄，隐而逃之，使托若以疾死然，亲亲之道也。”《传》以季友诛牙得君臣之义，而酖牙以逃其罪为得亲亲之道。至若庆父，迭弑子般、闵公二君，罪浮于公子牙，而季友乃缓追逸贼，《传》许其得亲亲之道；至庆父奔逃失据，欲求返国，季友拒之，邵公是之，以为“义不可见贼而不杀”。然自珍以为，《公羊传》所言与邵公乃前后矛盾也，故谓“公羊氏失辞者二，失事实亦二；何休大失辞者一”。
依自珍视之，季友处理庆父一事之真实情形，其实并不如《公羊》所说。对此，自珍曰：
季友实不匿庆父，实用变例，非如两经师言。般之弑，狱有所归，宛转迁就，事势为之，非不探其情而诛之也。闵之弑，友且挈僖公奔邾矣，仓皇避贼，岂遑追贼？又非缓追逸贼也。二者又皆非首匿也。庆父卒死于季友之手，与牙同。夫周公之诛母兄也异矣，友之诛母兄也，又有艰焉。不察其艰，不迹其卒，一以为道，一以为律。
据自珍此说，季友实未曾逸庆父，而庆父弑君，终死于季友之手，与季友酖杀公子牙同。故季友迭杀公子牙、庆父，犹周公之诛管、蔡也，皆为“亲亲相隐”之变例。
汉人又有“诛不避亲戚”之条。《白虎通·诛伐》云：
诛不避亲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强干弱枝，明善善恶恶之义也。《春秋传》曰：“季子煞其母兄，何善尔？诛不避母兄，君臣之义也。”《尚书》曰：“肆朕诞以尔东征。”诛弟也。
《白虎通》引季子与周公事，以为其义同，俱所以尊君卑臣、强干弱枝也。自珍所论，盖与此同。
然董子《繁露·精华》云：“鲁季子追庆父，而吴季子释阖庐。……俱弒君，或诛或不诛。”则似董子虽以庆父弒君当诛，犹许季子之缓追以全亲亲之恩也。故邵公之论，盖本于此欤？
（四）今律与《春秋》
上古之时，礼与刑本不分。春秋以降，随着礼制之崩坏，新起之律典与国家权力相结合，自此以后，刑唯律典所施，而礼制之惩戒唯藉人心而已，故后世乃有诛心、诛意之文。孔子作《春秋》，为万世立法，而《春秋》乃礼之大宗，故自汉以后，《春秋》决狱遂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之基本原则。律与礼合一，故出乎礼，即入乎刑，则稍复古道矣。不过，历代法律之制订及其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春秋》之精神。因此，龚自珍作《律细目篇》，即是纠正清律中种种不符合《春秋》之条。故《答问第四》云：
今律与《春秋》小龃龉，则思救正之矣，又吾所以作。
因此，《答问》具列清律中八事，与《春秋》相互参证，以明礼刑合一之旨。
1.数罪罚重
据清律，一人犯数罪，以重者科之。自珍以为，此律实与《春秋》相合也。庄十年，公侵宋。《公羊传》云：
曷为或言侵？或言伐？粗者曰侵，精者曰伐。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书其重者也。
据《春秋》，两国交战，有侵、伐、战、围、入、灭之不同。何注以为，“将兵至竟，以过侵责之，服则引兵而去，用意尚粗”，此为侵；“侵责之不服，推兵入竟，伐击之益深，用意稍精密”，此为伐；“合兵血刃”，此为战；“以兵守城”，此为围；“得而不居”，此为入；“取其国”，此为灭。可见，由侵以至灭，战争愈趋激烈，而交战双方所承担的罪责亦愈重。
因此，此处鲁侵宋，盖战之浅也。至于灭国之重，其中虽有侵、伐、战之节，然皆不书，而唯举灭，盖以重罪责之，此犹清律之数罪罚重也。然今律不同，盖主张数罪并罚，可谓不仁之甚欤！
2.许受贿赂
据清律，赃未入手，其罪减等。自珍以为，此律与《春秋》不合。宣元年，齐人取济西田。《公羊传》云：
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所以赂齐也。曷为赂齐？为弑子赤之赂也。
又据宣十年何注，宣公因篡弑得位，故赂齐以济西田，而实未之齐，然《春秋》乃罪齐以取邑也。至于清律，则将实受赂与许受赂区别开来，故自珍讥之。
3.误杀人减免
据清律，误杀人者，或勿论，或论减等。自珍以为，此律在《春秋》中亦有所本。襄二十五年，吴子谒伐楚，门于巢卒。《公羊传》云：
门于巢卒者何？入门乎巢而卒也。入门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门而卒也。
何注云：
吴子欲伐楚过巢，不假涂，卒暴入巢门，门者以为欲犯巢而射杀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与巢得杀之，使若吴为自死文，所以强守御也。
巢误杀吴子，而《春秋》不罪巢，故先书门而后书巢。则误杀人减免罪律者，盖与《春秋》相合也。
4.年幼犯罪
据清律，年幼犯罪不坐。自珍以为，此律与《春秋》相合。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何注云：
贬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权。尹氏贬，王子朝不贬者，年未满十岁，未知欲富贵，不当坐，明罪在尹氏。
案，王子朝罪当篡弑，然又以年幼故，乃不坐其罪也。
5.捕奸
据清律，非夫若子不得捕奸。自珍以为，此律与《春秋》相合。文十四年，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公羊传》云：
单伯之罪何？道淫也。恶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则曷为不言齐人执单伯及子叔姬？内辞也，使若异罪然。
单伯为使，送子叔姬如齐为夫人，中道相淫，故齐人执之。单伯与子叔姬相奸，其罪同，然《春秋》别书之，使若异罪然；又书齐人，不为伯讨辞，不欲正言其罪也；又不书子叔姬归齐。凡此，皆深讳之辞也。
对此，自珍曰：
内小恶不讳，惟淫讳。非讳也，《春秋》非讨淫之书也。外小恶本不书，《春秋》三世，又无讥外相淫者。礼，天子内屏，诸侯外屏，不察人之闺门也。
自珍以《春秋》非讨淫之书，犹后世有淫佚之行者，虽犯清议，然非其夫，非其子，不得捕奸也。律条如此，人情亦莫不如此也。
6.罪分首从
据清律，犯罪分首从。自珍以为，此律亦与《春秋》相合。隐元年，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公羊传》云：
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
何注云：
举及、暨者，明当随意善恶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恶深；不得已者，善轻恶浅，所以原心定罪。
《春秋》原心定罪，故以意区别首犯、从犯也。
7.初犯再犯
据清律，初犯轻，再犯重。自珍以为，此律亦与《春秋》相合。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公羊传》云：
无苗，则曷为先言无麦，而后言无苗？一灾不书，待无麦，然后书无苗。
何注云：
明君子不以一过责人。水、旱、螟、，皆以伤二谷乃书。然不书谷名，至麦苗独书者，民食最重。
麦苗者，非麦之苗也。麦与苗，当别为二种谷物，故邵公以伤二谷乃书。案，周之秋，今夏之五月也，麦已熟，故不可能有麦之苗。《左氏》杜预注本《公羊》说，谓秋大水“漂杀熟麦及五稼之苗”。
《春秋》于一灾不书，至伤二谷乃书，以其灾重故，正犹律条以再犯为重也。
8.大盗不分首从
按清律，大盗不分首犯、从犯，皆死罪。此律于《春秋》何所本？昭二十二年，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何注云：
不举猛为重者，时猛尚幼，以二子为计势，故加以。以者，行二子意辞也。二子不举重者，尊同权等。
律本分首犯、从犯，又以年幼犯罪不坐，然至于大盗之罪，则不分首从，俱死也。若王猛，年尚幼，不过行刘子、单子之意而已，而刘、单则尊同权等，故不别举重也。
（五）人伦之变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人伦之常也。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人伦之变也，而法律之所施，盖为此也。故自珍曰：
《春秋》何以作？十八九为人伦之变而作。大哉变乎！父子不变，无以究慈孝之隐；君臣不变，无以穷忠孝之类；夫妇不变，无以发闺门之德。
自珍因作《人伦之变篇》之答问，设六事以明人伦常、变之理。
1.父杀子
父子相犯，因尊卑不等，而量刑不同，此为汉以后中国法律之基本特点。一般而言，子杀父，罪重于常人；若父杀子，则罪轻于常人。然自珍本刘逢禄之说，谓“杀世子、母弟，罪加于命卿一等”，则重于常人也，此《春秋》与后世法律之大不同也。
僖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公羊传》云：
曷为直称晋侯以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
案，《春秋》书君杀大夫，则称国也，如僖七年夏，“郑杀其大夫申侯”是其例也。此处称君以杀世子，实以其重于杀常人也。
何注释其理云：
甚之者，甚恶杀亲亲也。《春秋》公子贯于先君，唯世子与母弟以今君录，亲亲也。今舍国体直称君，知以亲亲责之。
《春秋》损文用质，贵亲亲也。君杀世子母弟，尤害于亲亲之道，故《春秋》责之尤重。后世以尊卑不同而别父子相犯，盖尚周文耳，非《春秋》之法也。
2.复仇之节
《春秋》大复，然复仇自有节。《公羊传》许伍子胥复仇，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何注云：
诸侯之君与王者异，于义得去，君臣已绝，故可也。
自珍论之曰：
今世家长杀雇工非道，视此文。凡臣民不得仇天子，得仇天子之臣；不得仇天子执法之大臣，得仇天子之谮臣，齐襄公是也。故比之曰：今世设有三法司枉挠人命，视此文。
据此，臣子虽罪不当诛，然复仇之节止于天子之臣而已；若天子则不得仇，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所逃也。
3.母预弑父
母预弑父，然子不得为父仇母。庄元年，夫人孙于齐。《公羊传》云：
夫人固在齐矣，其言孙于齐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则曷为于其念母焉贬？不与念母也。
何注云：
念母则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绝文姜不为不孝，距蒯聩不为不顺，胁灵社不为不敬，盖重本尊统，使尊行于卑，上行于下。贬者，见王法所当诛。至此乃贬者，并不与念母也。又欲以孙为内见义，明但当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诛，诛不加上之义。
又云：
《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母。”庄公不得报仇文姜者，母所生，虽轻于父，重于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绝，不得杀。
案，文姜淫于齐襄公，预弑桓公，王法所当诛也。然庄公为文姜所生，子又不得加诛于母。故《春秋》以为当绝之，于义为两全。而庄公至练祭时，念母而迎文姜，忘父背本，《春秋》于斯而贬之，以为害义莫甚于此时也。
自珍又引《穀梁》“独阴不生，独阳不生”之说，以明斯义。观后世法律，俱无子为父仇母之条，实本于《春秋》法也。
4.母以子贵
《公羊传》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至刘逢禄，乃主穀梁家说，力驳《公羊传》之非是，此后，《公》《穀》之短长，遂成为晚清学术之一大公案。自珍虽深善逢禄之学，此处则引董子文质之说以驳逢禄，而为《公羊》干城，为论极是明快允当。
据《春秋》之文，于隐公之母书夫人子氏薨，僖公之母书夫人成风，书葬小君成风，则《春秋》以妾母得为夫人也。自珍引董子语云：
主地法夏而王，母不以子贵；主天法商而王，母以子贵；主天法质而王，母以子贵；主地法文而王，母不以子贵。
则母不以子贵，盖文家法也。而《春秋》改制，损周文用殷质，于此实用质家法，故母得以子而贵。自珍遂贬《穀梁》纯用周法，亦讥郑玄不通《春秋》，遂据周法难汉质家法，俱不明《春秋》改制之旨也。
自珍引董子语为据，而逢禄《解诂笺》乃谓“今董生书犹以文质异法解之，其为俗师窜改无疑矣”，盖以董子书不足信也。自珍又自谓“予说此事，与刘礼部异”，可见自珍与逢禄之不同。
5.《穀梁》失实
刘逢禄常据《穀梁》义以驳《公羊》，除“母以子贵”条外，尚有惠公仲子、夫人子氏二条，自珍一一驳之如下。
隐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公羊传》以仲子为桓母，《穀梁传》以为惠母。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传》以夫人子氏为隐母，《穀梁传》以为隐妻。自珍据礼驳之曰：
以仲子为惠母，以夫人子氏为隐妻，皆失事实，于大科为不史。妾母别立宫，礼文无征说，考仲子之宫，失事实，又失义，于大科为不经。妾母别立宫矣，又于子祭、于孙止，是生则缓带，死则馁也，失义，于大科为不孝。以惠公、仲子为一，以僖公、成风为一，失事实，于大科为不辞。
刘逢禄治《公羊》，颇采《穀梁》说，至自珍始驳其议，晚清《公羊》《穀梁》之争，实肇于此矣。
6.卫辄拒父
卫辄拒父一事，后世议论纷纭。哀三年，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公羊传》云：
齐国夏曷为与卫石曼姑帅师围戚？伯讨也。此其为伯讨奈何？曼姑受命乎灵公而立辄，以曼姑之义为固，可以距之也。辄者曷为者也？蒯聩之子也。然则曷为不立蒯聩而立辄？蒯聩为无道，灵公逐蒯聩而立辄。然则辄之义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则《公羊传》以卫辄拒父为得正。邵公稍有异辞，虽许辄得拒父，然谓“虽得正，非义之高者”，且引《论语》记孔子事，明圣人亦不为辄助也。
故自珍申邵公之论，曰：“卫辄虽得正，犹不合义。后之决事者，虽不得诛若人，若人亦不得自援《春秋》。”
4、余 论
自珍之经学撰述不多，且多佚，不过，其长处却在政论文字，“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对此，钱穆曰：
常州学之精神，则必以龚氏为眉目焉。何者？常州言学，既主微言大义，而通于天道、人事，则其归必转而趋于论政，否则，何治乎《春秋》？何贵乎《公羊》？亦何异于章句训诂之考索？故以言夫常州学之精神，其极必趋于轻古经而重进政，则定庵其眉目也。
盖自钱氏视之，不独自珍也，乃至整个常州学派，皆以论政为归趣也，“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自珍又有《说中古文》一篇，举十二事以证中古文之伪，云：
成帝命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但中古文之说，余所不信。秦烧天下儒书，汉因秦宫室，不应宫中独藏《尚书》，一也。萧何收秦图籍，乃地图之属，不闻收《易》与《书》，二也。假使中秘有《尚书》，何必遣晁错往伏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假使中秘有《尚书》，不应安国献孔壁书，始知增多十六篇，四也。假使中秘有《尚书》，以武、宣之为君，诸大儒之为臣，百余年间，无言之者，不应刘向始知校《召诰》《酒诰》，始知与博士本异文七百，五也。此中秘书既是古文，外廷所献古文，遭巫蛊不立，古文亦不亡，假使有之，则是烧书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秘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讫民间，应奉为定本，斠若画一，不应听其古文家、今文家，纷纷异家法，七也。中秘有书，应是孔门百篇全经，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终西汉世俱在，而且孔安国之所无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贵？今试考其情事，然耶？不耶？八也。秦火后，千古儒者，独刘向、歆父子见全经，而平生不曾于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传受一人，斯谓空前，斯谓绝后，此古文者，迹过如扫矣，异哉！异至于此，十也。假使中秘书并无百篇，则向作《七略》，当载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于何时，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无原委，千古但闻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经，独《易》《书》著，其三经何以蔑闻？十二也。当帝之时，以中书校百两篇，非是。予谓此中古文，亦张霸《百两》之流亚，成帝不知而误收之，或即刘歆所自序之言如此，托于其父，并无此事。古文《书》如此，古文《易》可知，宜其独与绝无师承之费直《易》相同，而不与施、孟、梁丘同也。《汉书》刘向一传，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诈，固也侗而愿。
自珍不信中古文，遂疑古文《书》《易》之伪。自珍又有《六经正名》一文，则攻《周官》之伪。盖逢禄不过谓刘歆为《左氏》增设书法条例而已，因此，自逢禄视之，古文经学之不成立，只在《左氏》之伪耳。至于自珍，则进而攻击整个古文经之伪，且将其伪由刘歆溯源于王莽也。
梁启超甚推崇自珍之功，以为“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此种开拓在于，“找到了今文学理论得以成立的关键点，确立了今文学的框架”。自珍在《左氏决疣》中追随逢禄，攻击刘歆之窜益《左氏》；又在《说中古文》中，进一步否定中古文之存在，以为亦出于刘歆之伪，此说“在今文学理论的建立上向前迈进一大步，不可谓非由龚氏此文所启发”。不过，自珍于公羊学之取舍与运用，却与申受、默深颇异，“自珍之于《公羊》，不仅未凿凿于条例之辨，甚至认为《春秋》是史，三传皆传《春秋》”，就此而言，同时的魏默深更代表了清代公羊学之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