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胡开全:王叔岷先生著述考
【摘要】王叔岷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庄学大家、校勘名家,一生严谨自律、勤志服知、著述恢宏,被誉为“中国当代学界学术的大家、学人的楷模”。本文主要依据陈恒嵩先生整理的《王叔岷先生主要著作目录》及2007年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王叔岷著作集》,计其正式出版专著25本,论文204篇。因为大陆对其研究尚不多,本文试着结合著作序言、先生回忆、他人评价等方面,将其一生著述分成大陆、台湾、新马、回台湾四个时期分别叙述,借此勾勒出其学术生涯与成就的大致轮廓,以方便大众从著述的角度来对其有个清晰的认知。
关键词:王叔岷 著述 考证
文章来源:国学 . 2014 (00)
王叔岷先生(1914-2008)名邦濬、字叔岷、号慕庐,以字行,成都东郊龙泉山脉西麓洛带镇人。先生1939年川大毕业后,受徐中舒先生勉励,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3年硕士毕业后留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生从这里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一生著作等身,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将其成就总结如下:“先生之学术,兼及四部,著述丰宏,而皆渊博精深,成一家言;古籍之斠雠笺证,尤为当世推重。七十年来,遍校先秦两汉魏晋群籍,撰有专书近三十种,论文二百余篇。其中《庄子校释》、《斠雠学》、《史记斠证》、《诸子斠证》、《庄子校诠》、《列子补正》、《刘子集证》、《世说新语补正》、《颜氏家训斠补》、《列仙传校笺》等书,皆以斠雠学方法董理古籍之传世名作。《史记斠证》、《庄子校诠》、《陶渊明诗笺证稿》、《锺嵘诗品笺证稿》、《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左传考校》等,更融校勘、训释、义理为一体,开启‘由实入虚’的治学途径……”[i]据陈恒嵩先生2004年整理的《王叔岷先生主要著作目录》[ii],先生从1945年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论文《书鹖冠子后》开始,到2001年在台北大安出版社出版《慕庐杂稿》为止,正式出版的专著25本,诗集8册,论文204篇,其中99篇论文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为此刊之最。2007年北京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王叔岷著作集》,共十九种三十册,另有回忆录《慕庐忆往》单独发行。下面分成大陆、台湾、新马、回台湾四个时期分别叙述,从著述的角度为大家勾勒王叔岷先生这位大学者一生的学术生涯。
一
王叔岷先生1941年进北大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汤用彤两位先生,蒙指点治学门径,自校勘、训诂入手,博览群书,广辑资料,渐入学术之门。
1943年秋,先生完成有关《庄子》考校及思想论文十余篇,集成《读庄论丛》,申请毕业,获硕士学位,留聘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继续校释《庄子》。在1944年8月20日完成《庄子校释》专书及附录共六册,二十余万言。“这部书虽不成熟,为先生由爱好文学投入朴学以进探义理之第一步,本此旁通,来日著述遂源源不绝,实深感当初傅先生之启示与鼓励也”[iii]。是书原是5册,后因看到刘文典的《庄子补正》,觉得问题很多,又补写一册,对此在开篇即说明缘由、阐明观念,一针见血的加以评述,曰:“昔年治庄子,闻合肥刘文典先生有旧稿《庄子补正》,于宋椠唐写诸本,及前人著述可资比勘者,均已收采。说者谓其不止复庄书唐人或魏晋之原有面目,并复先秦之旧。又闻先生亦极自矜工苦,常语人曰:“欲与我谈庄子,须庄子复生可也”。其自负既如此,人誉之复如彼,则补正一稿,应有观止之叹。岷复孜孜讨治庄书,不亦泰多事乎?然因积稿甚多,不忍弃置。去岁仲秋,已成校释五卷,凡一千五百六十九条,虽颇惬私意,尚未敢问世,常思得先生旧稿,以资参证。厥后垫江张君怀瑾,自昆明来书,称先生补正,已由云南大学杀青。既而赠岷一册,得之大喜,如获珍宝。但翻检一过,窃有所疑。刘先生之说与岷宿昔所见虽不无暗合,然其武断处实未敢苟同。其于庄子唐钞、宋刊、元明翻刻各本,并未遍加涉猎;征引类书,亦仅《御览》稍备,即其所已收采之各条,又复譌误层出,先生持是以为正,似未能复先秦之旧也。庄书中疑义,先生所未发正者尚多”[iv]。其中第六册用近一半的篇幅批评刘文典所著《庄子补正》的不足之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版本涉猎并没有声称的那么多,二是即使现有的征引古籍也‘譌误层出’”[v]。此书出版前还有一段王先生拒绝恩师傅斯年先生作序的佳话,“傅先生处理所务之暇,邀我去谈谈《庄子校释》出版的问题,首先要我加上标签,那些重要的创见给他看看,我标出的还不少,傅先生点点头,然后说:‘我跟你写篇序,好不好?’我迟疑一下,说:‘不必。’隔几天傅先生见到我,又说:‘我跟你写篇序,我跟你先商量如何写。’我依旧说:‘不必,我自己负责。’傅先生爱护学生,顾虑年轻人的著作无人注意,所以才一再说跟我写序,我当然感激之至。但是我想,一方面我的著作,好坏应由自己负责,不必要前辈夸赞;一方面《庄子校释》是我第一部从事朴学的尝试之作,万一错误过多,岂不累及前辈。所以我不敢接受。最难得的是,我两次拒绝傅先生,傅先生不以为忤,并即推荐《庄子校释》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vi]。
是书出版后广受好评,先是成为刘文典落选首届院士的原因之一,后来钱穆先生撰写《庄子纂笺》时引用达480多条,其他学者也纷纷引用。这本书也让蜀中学者如徐中舒、蒙文通、王利器等记住了王叔岷这个名号。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庄子校释》,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六,1993年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再版。因后来有更为完整《庄子校诠》,此书未被北京中华书局引进大陆出版发行。1946年,夏天离开李庄。中间回乡辞别。秋,到南京中研院史语所。这是先生崭露头角的时期,发表专著和论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这段时间的专著还有:《列子补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年影印一版。这本著作不是王先生的重要著述,未被北京中华书局引进大陆出版发行。
其它论文诸如:
1946年发表的《书文中子中说后》,《说文报》,1946.9.2,3版;收入《慕庐杂著》。
1947年发表的《老子通论》,南京,《现代学报》,1.6/7(1947);后来收入《慕庐杂稿》。《庄子向郭注异同考》,《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4(1947):1-8;后来收入《庄学管窥》。《茆泮林庄子司马彪注考逸补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6(1947):111-126;后来收入《庄学管窥》。
1948年发表的《庄子通论(上)》,《学原》1.9(1948):1-8。《庄子通论(下)》,《学原》1.10(1948):12-20;“上、下”后来一并收入《庄学管窥》。其中第一期列在第一篇。“一时前辈学者颇多赞许,闻杨树达先生称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备之作”[vii],并托人打听岷为何许人,岷尚不敢自信,初意不过卖稿济贫而已。
3.《南宋蜀本南华真经校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上(1948);并收入《宋史研究集•第一辑》,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后来收入《诸子斠证》。
二
1948年底,先生跟随傅斯年及史语所到台湾。1949年2月被台湾大学中文系合聘为副教授,教授大一国文,8月,被史语所聘为副研究员。1950年受傅斯年鼓励为高年级开《校雠学》,年底傅斯年逝世,先生追随其达10年之久。
1949年初,王先生被合聘到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先是教授大一国文,当时是上学期《孟子》全教,下学期《史记》选教,先生在教授过程中有所发证,陆续写出一些校勘方面的文章。后在傅斯年的鼓励下,开设《斠雠学》课程。王先生加快当年的情境,“傅先生鼓励我为中文系高年级开《校雠学》这门新课,先生说:‘清代乾、嘉诸儒,尤其是王念孙、引之父子,虽精于校勘古书,但无有系统的《校雠学》专著,我不敢教。’傅先生说:‘你下过多年苦工,应该可以教。一面教,一面试拟新系统,应该再求进步。’”[viii]先生“为了新开《斠雠学》,急忙写信给在四川大学供职的同班好友邵泽民,要他把原来川大向宗鲁先生所编未完成稿《校雠目录学》寄来参考,谁知未得回音。不得已,先生日夜苦思,根据自己所写的《庄子校释》、《吕氏春秋校补》、《淮南子斠证》、《列子补正》几部书,单篇如《孟子校补》等,还有些未整理的文章及笔记,及手边仅有的参考书,才构想一面写讲义,一面教”[ix]。王先生于1951年形成讲义初稿,并于1951年撰《论校古书之方法及态度》发表在《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2年撰《校雠通例》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下。后于1959年发表专著《斠雠学》,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七。1972年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再版。先生根据自己的校勘经验不断修订,最终在1995年更名为《斠雠学(补订本)》,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再版。2007年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时,将此书与先生关于校勘的论文合并为《斠雠学 斠雠别录》。关于什么是斠雠学,王叔岷认为:“所谓校雠学,即恢复古书本来面目之学,本来面目包括作者(是否)、书名(异同)、版本(早晚)、篇目(先后)、篇数(多少)、篇名(原貌)、字句(变异)、章节(窜乱)、篇第(分合)、残佚、真伪等。校雠古书,欲恢复本来面目,实大不易,但接近本来面目可矣”[x]。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发生文字之误是由于增、删、改、乙之失真,古文、籀文、篆文、隶书、草书、俗书、楷书之相乱,六朝、隋、唐写本之不同,宋、元、明、清刻本之各殊。关于校勘方法,王先生提出:选择底本、广求辅本、参考本书注疏,检验古注、类书,佐证关系书,熟悉文例,通过训诂。关于校雠通例,他归纳了古籍文句之误的124种情况,最为详备。这是在近世学者论著的基础上更臻于完善,而所举之诸校例皆来源于平昔校诸书之所得。谢桃坊先生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我们比较近世之相关著述,则王叔岷的《斠雠学》应是最完备者,尤切于实用,在具体校勘工作方面,具有切实的理论指导作用”[xi]。王叔岷不仅要求校勘古籍的字句,而是将它从技术问题提升到学术层面。他说:“凡古书,多校则多发现新问题;多得新资料,亦多发现新问题。新问题引出新资料,新资料复引出新问题。展转寻绎,创获益多。然非即可解决所有之问题也。”[xii]通过校勘某一古籍,所发现的问题愈多,而且经考校后得以解决,这样再研究此典籍则有了坚实的依据,可使理论的探讨臻于很高的境地。王叔岷先生因为这本著作,及其在大学所开《斠雠学》的课、所撰的多本校勘专著,成为华文世界的校雠名家。
1951年秋开讲《庄子》,此课轰动杜鹃花城,赢利“《庄子》专家”的称号。关于先生开《庄子》课的情形,台大中文系教授方瑜回忆[xiii]:
“……老师的笃实、真淳,就是从他以斠雠学的基础来讲《庄子》开始的。他一开头就从每一个字句的考证跟校订讲起,让我们这些完全没有斠雠学基础的大学部学生一下子就知道,一个字的差异,甚至一个字位置的变换,在整体意义上可以有多大的差别。然后,他把每一段、每一章的主旨先提出来,再把整篇的精义从主旨中诠释出来,让我们这种刚入门的学生,马上就能抓到重心。我觉得这就是笃实和真淳的工夫。如果没有这么扎实的斠雠学基础,是绝对无法做到的。不但是字句的校对,有时候一个句子应该往前移或者往后移,理由是什么,老师都会把他的创见在课堂上自然地传授给我们,一点都不藏私。虽然那时我只是个大学生,程度实在不够,但是老师让我们能深深地去体会,这需要非常扎实的学问才能够做到。这就是老师笃实的工夫。
其次,老师解释《庄子》的思想,那真是进入了‘空灵’、‘变幻’的境界。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笃实、真淳的工夫,这个‘空灵’、‘变幻’就会变成虚浮无根的。因为有那样扎实的基础,就觉得他对《庄子》的诠释,真的是深入到《庄子》思想的精髓……”
上述只是学生从感性上感受,王先生在开课之初是有深入考虑的。如果说他1941年至1944年间撰写的《庄子校释》在内容上还是偏重校勘、训诂的话,那么,他发表于1948年的《庄子通论》(初稿完成于1942年冬) 便已初步显示出他在探讨义理方面的才华了。《庄子通论》约两万字,主旨在于以“游”字申述庄子思想。此文在《学原》刊出后,“一时前辈学者颇多赞许,闻杨树达先生称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备之作”[1]。义理、考据、辞章兼备之誉,王叔岷是当得起的。王先生在台湾大学讲授《庄子》,宗旨在“以校勘、训诂为基础,以义理为终极”[2],已经逐渐形成考据与义理相融通的学术风格。他打破固有体系,将《庄子》三十三篇重新厘定为“养生”、“处世”、“齐物”、“全德”、“内圣”、“外王”六大系统[3],而以《寓言》篇为全书之序,以便教学。首重以《庄》解《庄》,然后旁及相通之诸子百家,堪称一家之言。听课时“诸生济济一堂,座无虚席。外来旁听立而笔记者,老少齐集。”开课“二十余年来,据岷于教室中阐述庄子之义蕴,发表专书或单篇文论者多矣!”[xiv]在朋友的劝说下,他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写成《庄学管窥》一文,将庄子之学概括为“非为我”、“非放任”、“非避世”、“非空谈”四点[4],颠覆了人们关于《庄子》的一般认识,反映了他关于《庄子》意蕴的独到见解。后将历年所发表有关庄子之单篇论著凡十篇,荟为一册,而以第一篇《庄学管窥》总其名,以此在理论上进一步奠定其“《庄子》专家”之美名。
这段时间的专著还有:
1.《吕氏春秋校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三,1950;1992年影印一版。收入《慕庐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2007。
2.《郭象庄子注校记》,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3年影印一版。因后来有更为完整《庄子校诠》,此书未被北京中华书局引进大陆出版发行。
3.《刘子集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四,1961;1975年11月再版;1992年影印一版。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2007。
4.《颜氏家训斠注》,香港:香港大学,1964;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收入《慕庐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2007。
5.《诸子斠证》,台北:世界书局,1964,收录有《南宋蜀本南华真经校记》、《跋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伦敦博物馆敦煌庄子残卷斠补》、《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即成玄英疏本试证》、《淮南子斠证(上 下)》、《商君书斠补》、《跋日本古钞卷子本淮南鸿烈兵略闲诂第廿》、《韩非子斠证》、《文子斠证》、《淮南子斠证补遗》、《晏子春秋斠证》、《跋元刻本晏子春秋》、《庄子校释补录》、《淮南子斠证续补》、《管子斠证》、《墨子斠证》、《说郛本韩非子斠记》、《荀子斠理》等篇目。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2007。
三
1967年马来亚大学力邀先生任客座教授,在校方“正赖砥柱”[xv]之时,还不断收到钱穆先生的新亚书院、台湾成功大学等的邀请。1972年转赴南洋大学任讲座教授,1980年参与创办国立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三所学校都对先生礼遇有加,尊崇倍至。所开课程除《庄子》、《斠雠学》外,还用所著《刘子集证》新开《刘子》课。对先生所开的课,新加坡资深媒体人杜南发有这样的回忆[xvi]:
“我70年代初就读南大……王叔岷的庄子较有空灵情趣,当时同学多喜欢王叔岷,认为王高于李,都说王叔岷是镇系之宝……在南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古今二王”,即教古文的王叔岷和教当代比较文学的王润华两位老师。“古王”让我真正领略中文之美……那真是一个心灵震撼、一个难得的机会教育,原来做学问的功夫之一,就是要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冷门僻处发现精彩,就如《刘子新论》这样值得细细品味的美丽六朝文字。我们读的是收录在《四部刊要》杂家轶书部分的抽印单行本,薄薄一本,王叔岷只精选四五篇,就讲了一整个学期,自然十分细致深入。这堂课,对我最大的收益是真正认识了文字的魅力,例如“含奇佩美”一词,用“含”字形容光华内蕴之德,用“佩”字形容身外之美,内外有别,概念形象生动,可见中国文字内涵之美,难怪古人有“一字师”之说,每字每句都得认真讲究,运用得宜,每个字都有自己鲜活的生命力。特别是文学,讲究的就是文字……”
另外的重要著述是相当繁琐的《陶渊明诗笺证稿》,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初版。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印行大陆版。1979年洪炎秋在《国语日报》发称“叔岷兄将其年轻的前半生贡献于新、马两邦的中华文化的传布,赋性勤学,博览群书,精于校勘之学,也爱文艺。文艺诸作,特嗜读渊明作品,在忙于校证之余暇,特分出工夫,笺证陶诗,著作《陶渊明诗笺证稿》,精装本近六百页,在艺文印书馆出版,为旷古未有有关陶诗笺注的巨著”[xvii]。
这段时期先生著述集中在《史记斠证》上。先生曾说“《庄子》、《史记》、《陶渊明集》,是我年轻时就最喜欢读的三部书”[xviii]。先生注意并收集有关《史记》的资料,是从1941年校释《庄子》时开始“发现一些可以补充、修订的问题”[xix],1949年到台大上大一国文教《史记》时,“经常有新发现,有些新意见”[xx]。195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时,发现日本影印古写本《史记》的《文帝本纪》《河渠书》《郦食其陆贾列传》《张丞相列传》四篇,细心校录保存。“那里我已经存心要斠证史记,如何斠证,我渐渐已有一个构想”[xxi]。先生正式撰写《史记斠证》,始于1965年1月,花近三个月写成《史记斠证导论》,发表在1968年的《史语所集刊》第38本。后面就一面写,一面发表,计在《史语所集刊》发表82篇,在《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发表24篇,在《中央研究院院刊》发表2篇,只有《朝鲜列传斠证》因为应邀出席东洋学学会而发表在韩国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的《东洋学》第二辑,一篇《史记斠证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发表在《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出版)。由于写斠证的经验不断参加,又于1971年重加补订《史记斠证导论》,发表在南洋大学的《南洋学报》第五期[xxii]。到1981年8月18日斠证完最后一篇《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累计发表单篇关于《史记斠证》的论文111篇,按农历推算共跨了17年。1983年,340万字的巨著《史记斠证》(一百三十卷)发表,列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八,2007年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全五册。此书成为王叔岷先生的代表著作之一。有学者将《史记斠证》的主要内容概括为“有五个方面: 一是字句整理, 下分证成旧说、补充旧说、修正旧说、审定旧说、旧说所无则发表新见五目, 二是史实探源,下分史实来源、史实补充、史实参证三目, 三是陈言佐证, 主要是考证《史记》中的引文的出处来历, 四是佚文辑录, 下分可补入正文者、可补入注文者、无从附丽者三目, 五是旧注斠补, 下分字句整理、位置审定、立说所本、佚注拾补四目。不过在具体行文时, 并不严格按此五条逐一进行, 而是根据需要, 有所侧重。全书以作者的创见为主, 前人今贤之说与斠证无关者, 概不录引, 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考证专著, 在台湾学术界享誉共高。”[xxiii]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刘本栋在《六十年来之史记研究》一文中对《史记斠证》的评价是,“是书引证博赡,考辨精审。每一疑义,必求其至当而后已,使史公二千年来不白之旨,昭然涣然。可谓不仅有功史学,抑且嘉惠士林矣。”此书传入大陆后,成为研究《史记》学者的必读书目。
这段时间的专著还有:
1.《世说新语补正》,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收入《慕庐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2007。
2.《文心雕龙缀补》,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收入《慕庐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2007。
3.《庄学管窥》,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收录有《庄子向郭注异同考》、《茆泮林庄子司马彪注考逸补正》、《庄子通论(上 下)》、《淮南子与庄子》、《庄学管窥》、《黄老考》、《惠施与庄周》、《司马迁与庄子》、《庄子“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新解》、《韩非子与庄子》等篇目。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2007。
4.《古籍虚字新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因为后来有更为完整的《古籍虚字广义》,未被北京中华书局引进。
四
先生从新加坡退休后回台湾的,但退而不休。1981年6月先生只身回到台北,被史语所复聘为研究员,到1984年年满70岁时,从史语所退休,但史语所以借重为由,聘其为兼任研究员留所。1989年8月,先生获聘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咨询委员。先生到台大兼任教授,1994年获台大荣誉教授,到1997年,因为“半年来,我手足麻木,行动缓慢,有陶公所谓:‘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之感”[xxiv],方才正式离职。先生一共在大学教书48年,加上史语所作助理研究员的5年,教中学2年,先生一共高质量地工作了55年,是中国文人“勤志服知”的典型代表。王先生因为这段时间教学任务相对较轻,而学术积淀日臻丰厚,几部集大成之作在这段时间陆续出版甚至再版,将其推向事业的高峰。
如《庄子校诠》1988年出版,到1994上已经影印三版。《庄子校诠》和之前出版的《史记斠证》这两部书,是王叔岷先生的代表作,在学界都是权威著作,奠定了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声望。尤其是《庄子校诠》,上文谈到,王叔岷先生自幼爱读庄子,第一本著作就是引起轰动的《庄子校释》,后又在开《庄子》课时全面深入地研究,很多观点脱出前人窠臼,另辟蹊径,并将论文汇集成专著《庄学管窥》。经先生前后近40年的研究打磨,臻于完美。可以使如笔者这种初入学术门径的人学习其触类旁通、互相借鉴的研究方法,及对古典著作的全面深入体会。先生将前人校注《庄子》的著作网罗殆尽,并且凡引一说,必定追根溯源,进而将历代研究者的说法依次罗列。再对正确而不全面者补充例证,有误者加以驳证,有疑而难以定夺者罗列诸说,深入考证,评论优劣。正因为如此,《庄子校诠》才堪称是集大成的《庄子》研究著作,成为华人世界学人治《庄子》的必读书目。
王叔岷先生在四十余年的校释古籍过程中,于虚字偶有疑义,即参考清儒及前贤有关著述,以求解答。诸说如有疏漏及失误,则加以补充与订正。时有创见,溢出旧说,1978年发表专著《古书虚字新义》时,仅收99虚字。后续有所补充增益,亦有不当删去者,最后加以综合整理,成书十卷,收虚字231个,成此《古籍虚字广义》一书,1990年由台北华正书局出版。这本书成为研究古典文字的工具书,流传面很广,因为“书中有很浓厚的乾嘉学术遗风,但又能推陈出新,呈现新的虚字研究成绩。在学术精神上,《广义》和《释词》、《衍释》遥相契合,都不是综合性研究著作,而是以‘新义’为主,将个人心得荟集成编;在资料蒐求上,《广义》中所列举的大量文献资料,尤其是罕见或新出资料,实非前人梦寐所及;在资料鉴识上,先生本其校雠的丰厚学养,辨析微芒,远出乾嘉大师之上”[xxv]。2007年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遂在大陆学界广为流传。此书与《斠雠学》,是先生在国学理论领域的重大贡献。
王叔岷先生博贯群书,淹通四部,所研理、校雠、笺证、诠释之古籍甚多,“以1995年完稿之《左传考校》为其总结性著作”[xxvi],该书1998年由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2007年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该书“乃由斠雠学与训诂学双重角度着手,或奠基于前人基础,以斠理《左氏》经传异文、训解字句、探索史实、佐证陈言、斠补旧注;或凭广博之学识功力,发为创见,指引执后学迷津”,“更树立诸多学术通则,其足供后学效法”[xxvii]。
这段时间发表的专著还有:
1.《慕庐演讲稿》,台北:艺文印书馆,1981。该书收录有《培养实事求是的学风》、《说“悠然见南山”》、《古书中的校勘训诂问题》、《谈“池塘生春草”》、《校书的甘苦》、《谈“好读书不求甚解”》、《论“荒涂横古今”》、《中国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篇目。后收入《慕庐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2007。
2. 《校雠别录》,台北:华正书局,1987。收录有《经验与材料(斠雠学问题之一)》、《类书荟编序》、《论校书之难》、《古书的校释问题(纪念傅故孟真先生八秩进七冥诞演讲稿)》等篇目。后收入《校雠学》,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2007。
3. 《慕庐杂著》,台北:华正书局,1988,收录有《书文中子中说后》、《论今本列子》、《钟嵘诗品疏证》、《论语斠理》、《孟子斠理》、《刘子集证补录》、《尚书斠证》、《老子剩义》、《刘子集证续补》、《论语“伤人乎不问马”新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笺证》、《论陶潜的闲情赋及林逋的惜别词》、《论司马迁述慎到、申不害及韩非之学》、《群书治要节本慎子义证》等篇目。后收入《慕庐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2007。
4. 《钟嵘诗品笺证稿》,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2007。
5. 《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王叔岷先生“特别注意到,在先秦诸子中道家和法家,一重虚,一重实,二者思想完全对立。然而司马迁在《史记》里却将道家的老、庄与法家的申、韩合为一传,这对王叔岷有很大的启示。他于1990年完成了《先秦道法思想讲稿》的专著,分别对两家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汇集了长期有关的研究成果,开拓了诸子学的一个新的课题”[xxviii]。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2007。
6. 《慕庐忆往》,台北:华正书局,1993。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单独发行,2007。
7. 《列仙传校笺》,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5。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2007。
8. 《慕庐杂稿》,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收录有《老子通论》、《论庄子所了解之孔子》、《谈校书》、《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并序笺证》、《论庄子之齐物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笺证》、《陶渊明(扇上画赞)笺证》、《陶渊明(与子俨等疏)笺证》、《陶渊明〈读史述九章)笺证(据宋李公焕<笺注>本为底本)〉》、《论司马迁所了解之老子》、《<申子·大体篇>义证》等篇目。收入《慕庐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大陆版,2007。
总结:学术大家、学人楷模
王叔岷先生用一生去践行了《庄子》里的“勤志服知”精神[xxix],服从知识分子的使命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一心一意为实现志愿而努力,让华文学人都由衷的佩服。2004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其祝寿,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四本定名为“庆祝王叔岷先生九十岁论文集”。2006年北京中华书局接洽著作引进出版事宜,王国璎及弟子李隆献等积极配合。2007年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王叔岷著作集》,共十九种三十册,另有回忆录《慕庐忆往》单独发行,使得其著述在大陆嘉惠士林。2008年8月21日先生于睡梦中安然仙逝,享寿九十有五,其长子王国简将其安葬于故乡洛带镇外的燃灯寺公墓。2014年5月24-25日,台大中文系举办“王叔岷百岁冥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16-17日,先生家乡龙泉驿区举办“纪念王叔岷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的海内外学者共同研讨,将其定位为“中国当代学界学术的大家、学人的楷模”。
注释
[1] 王叔岷:《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第66页。
[2] 王叔岷:《庄学管窥》,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页。
[3] 参见王叔岷:《庄学管窥》,第25—27页。
[4] 参见王叔岷:《庄学管窥》,第10—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