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页内外

灯姐征集文评说，有种你可以再写。。

我说，要是论文写完人还没事也不是不行。

然后断断续续又写了一年（。）

我废话确实特别多。就这样吧。展开讲讲我视角里“理所当然”但实际似乎并非如此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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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有点不太会卖安利，尤其是跟人讲出这本书名叫《苏旷传奇》的时候。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男主视角文无法绕开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女作者会写一个男性主角？

相当一部分原因在我理解正在于男性是“没有性别的”，是更“主角”的主角。他们不需要太多合理性铺垫就可以承担社会功能，展开故事叙述，而女性被看到的特质始终首先是“女性”，相对应地也会容易成为更“配角”的配角。正如苏旷从被铁敖收养到加入神捕营，要走的弯路比文陵江被万蜀戎收养后加入神捕营少了很多，他只需要“不出大错”，文陵江为了这个资格则需要“处处都挑不出错”。这一点是来自整个社会意志的注视，无论作者写不写出来都存在，不随任何人转移。在一个江湖——庙堂的半虚构的故事背景里，如果不是专门想从性别角度切入一个“人”，在和现实对称的层面上，以男性为主要角色展开天然会节约很多前提铺垫。作者既不想牺牲叙事的宽度，又不想让背景太过悬浮，写一个男主几乎是没得选的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男主值得被当做人来写。太多作品里的配角都只承担主角挂件的作用，一切特征都会作为主角成就的一部分，是为主角量身定做的服饰，只有华美程度存在区别。主角在故事里负责为国为民锄强扶弱，配角则负责补全他的人物侧面，作为软肋或是温柔乡，或是一切美好向往的集合体、功成名就后的锦上添花。正是基于这种看起来理所当然的属性，在读《苏旷》时我的关注重点一方面会落在主线叙事上，另一方面会不自觉地关注边边角角的人物们，或者说我观念里配角只是戏份相对少的主角，二者非常接近同一件事。我喜欢这个故事也同样因为除了苏旷作为主角，这里还出现了相当比例的出彩配角，写一个绝对出彩的主角显而易见地比刻画鲜明的群像的难度更低，前者只用写出一个充分而完整的人，而后者则要看到每一个角色都是人。

聊更像主角的配角比较容易提起沈东篱。职业杀手、第一快剑、白衣胜雪、仙气飘飘，叠满各种浪漫buff，年少成名的天才剑客吟着“东篱把酒黄昏后”出场，自带非常强烈的古龙式不接地气。那时也相当年轻的苏旷就会吐槽“沈菊花不要以为自己啃两朵花连放的屁都是香的”，不过后期当这个故事逐渐向更现实的方向靠拢时，刚接上腰的苏旷来到沽义山庄，面对的朋友如果依然以洁癖为主要烦恼就很难不突兀了。他当然是曾经的第一剑客，他当然赚过那些又难又险的快钱，但他也是人。

不会有人一生都在巅峰。

沈东篱的困境是另一种内生的困境。相对于苏旷的无妄之灾，他的存在危机来自他不仅不再像之前被需要，也逐渐失去了立身之本，更无法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实现突破。向外和向内来回都碰壁了，他活着的要素里出现了大缺失。虽然看起来每一个问题都不是物质层面上的生死问题，但被自己的心力困住的痛苦程度并不弱于外力，同时更难找到出路。他如何接受自己“做不到”，决定了是他跨过他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跨过他。偶尔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一种奇异的造化弄人，因为有些时候愿望和结果的路径可能会分岔。当他终于输了，他便开始赢；破开雪牢，才看到繁花照海；放弃单打独斗，却实现了名隐归一。我之前写苏旷“止恶”、丁桀“破伪”、随波“除惧”，都是各自不得不独自踏上的英雄之路，而东篱则更像是出世者再入世，独行太久的修行人终于又回到人间。

尽管东篱的成长线在《怒海云归》里比较分散也着墨不多，但我很喜欢他的再次出场。主角的另一重“特权”是所有围绕他发生的故事中，他会随着剧情连贯地变化和成长，而一部战线延伸十几年的连载作品，与此对应的则是早期出现的配角如果没有变化，就会很有可能跟不上主角的画风。不回头地加入新角色当然是一种思路，比如夜哭郎君；找到其他角色的成长路径是另一种，比如沈东篱。读者是随作者一起长大的，而相当幸福的事莫过于角色随着作者也一起长大了。

从角色成长的面向上，二毛的路径也十分有意思。《游必有方》里初登场的时候她是个心疼阿秀婶的懂事孩子，为了等哥哥回家宁愿挨冻也没有闹着搬家，在面对冲突和变动也没有风筝机灵，和苏旷一起喝酒会被呛到，被苏旷撺掇着学武的时候会急急忙忙地跑开：“师兄，鸡汤要熬干了。”只留苏旷自己在原地：“吐不尽的英雄气，削不完的土豆皮。”

作为一个普通姑娘的二毛，常理来讲唯一能出现在一部“武侠小说”里的理由是她哥哥是天赋异禀的师弟风雪原，她父亲接受了师父铁敖的诊治，她家收留了雪夜出现身世坎坷的孤儿风筝。另外三个人都比她更有“江湖气”，如果聊宏观上的“侠之大者”，这样的小角色很容易成为装饰和点缀、镶边打杂的背景板、被拯救的对象，但在《苏旷》里，二毛懵懂间又很奇妙地成了蝶引的控制者，成了苏旷和上官乾第一次面对面交手的唯一见证人，成了那个“有主动权”的人。

我很喜欢最后二毛成为“王羽”。在成为一个女儿、一个学生、一个师妹之前，她首先是一个“人”。而“想做自己”这件事的优先级一旦提高，就不可能顾全所有人了，无论亲疏远近、无论贵贱高低。这个普通姑娘以近乎孤绝的勇气为神捕营提供了上官乾与九头蛟、与喻佛争关联的重要证据，而她的能力来自她自己的选择。住在神捕营的时候，阿秀婶是从自己“需要一个女儿”的角度出发劝她归家；文陵江是从“想把事情解决”的角度劝她快下决定，或许还带一点自我投射的“恨铁不成钢”。在王嘴村时，铁敖教他识字只是为她指出了一条路；正如关从周在饭桌上提议她留下也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母亲、老师、长辈、掌权者，每一个人的愿望都比她自己的愿望更重要，更值得她退让，更需要她优先选择压缩自己。二毛正因为聪明才会体谅阿秀婶，也知道来自神捕营的好意和栽培难得，才会时常把自己夹在中间。 一个认命的、不能直视自我的、无法面对欲望的小孩在外界压力下打转，无论是阿秀婶、文陵江、铁敖还是关从周，每一个人都是完整的、有自己诉求的人，会把要求伸到她面前来，让她无论如何委屈也不可能求得处处周全。

不主动决策就意味着不用承担潜在的决策失败的责任，因而听从他人安排其实心理压力会更小，顺着别人的期待活着阻力会更弱。

但会委屈。

成才或是归家，二者其实不分“对错”，但分适不适合，分“想不想”。她依然需要抵抗来自过去和外界的惯性与压力，需要在自己内心认定：我要走上这条路。这样的普通人在传奇故事中依然是“人”而非“工具”，她要做的事不仅仅与主角要完成的事有关，同样也是她自己要完成的事，她自己要走的路。

除了楚随波、丁桀、沈东篱、夜哭郎君，也有文陵江、颜小朔、沈南枝、王羽。基于一种客观上受限的权力结构中，女性角色也并不是道具，她们的人物线同样是充分的，形象依旧是多元的，且生长出了极其丰沛的人物魅力。这样的角色某种程度上会比在一个传统权力结构中的万能的女角色更难写，但更坚实、更有力、更像“人”。笑眯眯的既十分会吃又十分会解决问题的沈南枝简直是梦中情友，她和苏旷之间坚实的朋友关系让我一个饱受亲密范式霸权荼毒的读者很难不热泪盈眶。文陵江和苏旷可以作为某种对照，两人在神捕营的铁门槛里外照面时一个正打算出走，另一个不打算回头。另一组对照是楚随波，他也是个非典型对照。典型对照可以是孙白鹿，不过反而着墨不多，因为苏旷如果选择留下，成长路径不会有太多变数。尽管有那么多对照，但苏旷怎么选都可以是“对的”，反观舒窈和文钊的出走，很容易被诟病是“女孩子家本来就麻烦！”但很轻易地忽略她从最初就不想当“英雄”。

与云小鲨的关系当然是另一种更有象征意味的关系。两种人格相互吸引、磨合，了解一些相同和不同，权衡很多退让和坚持。旷云分手之后，苏旷拎着礼物去风主船上解释，他不想让小鲨觉得自己是像汪振衣一样在夹缝中挣扎最终选择逃避问题一死了之，屈服于所谓正道老旧迂腐的框架而投降。我很喜欢这段解释，因为苏旷并没有那么被动，他本质上认同那种公平的价值。

从旷云分手我才开始仔细想这个冲突，因为它呈现的矛盾感比我以为的更强。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会认同苏旷的选择，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能代进《苏旷》这个故事相当程度上来自我很天然地认同那个“姓苏的怪老头”和这个“姓苏的年轻人”，也同样需要那些离活着更远的意义来赋予活着价值。楚随波在决定和苏旷合作之前，为了从他嘴里撬出实话，和孙白鹿合演了一场戏——能理解神捕营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既写下苏旷的“罪行”又记录当时当地与苏旷合作的决定，就能够理解所谓“记下”的力量意味着：正义的有跨越时间的能力。就像苏旷说服小鲨也算是自我说服的那样，有些时候这个问题问出来会显得非常蠢：为什么他非得回去？正义为什么是值得坚持的？道究竟有什么好守的？凭什么他对律法的誓言一定高于对小鲨的承诺？

这个问题极端难回答一部分来自答案极端直白：因为这是他的一部分。苏旷自己认定正义是应当的，不来自好人好报、不来自代价成本、不来自天道循环因果报应。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决定自己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所以已经出现分化的人群中至少应当存在一种底线将所有人都拉回到人的层面上，在这里的底线是律法层面上的“正义”。正义对“我”与所有人都一视同仁，那么选择回去不是逃避或是抛下小鲨，只是苏旷最后还是选择成为苏旷。

但比较后来我才能意识到，不是所有人都天然认同这个，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这个——更直白些，人没有这个未必不能活得更好，只是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路。于是从关系的视角来看我同样支持小鲨离开，因为“应当”本身虽然应当，但说服力很弱，更何况单纯程序层面上的正义甚至不一定完全匹配那个实质正义的内核，苏旷要守的“道”在某种意义上虚无缥缈。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人有权依照喜好做价值排序，就像苏旷的月亮是苏旷的，他不能要求云小鲨看到他看到的月亮，因为小鲨选择成为小鲨，她就会有自己的月亮。

老实讲我并不喜欢说某种人生选择或者人物命运的“对错”——如果理解人都是人，就不得不接受人和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不因为对错，只因为不同。两个人都是对的也都错了，对错评判太旁观以至于带着武断，会让人忽略人和人的不同。不仅主观上不同，生活经历、成长环境、交际境遇都会留下烙印，正如苏旷没有“家”，但他在人群里长大，维系人群的基础是一视同仁的正义；云小鲨的家是具体的，但同时在孤岛和大风暴中独自存活，而独自面对自然更需要的是拳头说话。两人背后站着截然不同的传统和秩序，因此也面临截然不同的选择和困境。我这样想当然因为我能这样想，就像五夫人如果能站小鲨的位置上未必真会成“灭门老五”，苏旷如果真的失去了所有朋友也未必不会变成恶鬼一条。事件对错自有春秋论断，但人太复杂了，做一个理想中的人面临的困境和难度天差地别，苛责个体的选择会省力，但并不是合理路径。

话顶到这儿会忍不住想再找补一句，来自环境的困境巨大并不意味着个体不需要承担责任。喻佛争放弃自己了，但胡忘筌没有；李牧至死也没走出意气之争，但夜哭郎君又活了一次；丁桀与汪振衣没做到的，苏旷和云小鲨努力了。逆风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航线，云家船帮可以做得到。与无法苛责个体同时出现的还有对机械的环境决定论的警惕，那些没法完美实现的道义，不代表真的没有存在的价值。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想清楚“自己的选择”。理想情况下每个人都能温良恭俭让世界一定会变成美好的人间，但现实生活毕竟不是道德童话，人和人之间总是会有冲突，文似看山甚至不喜平。次要角色的功能性很容易超过人的属性，但是不是一个纯粹的“工具人”我会更倾向于考量一个矛盾顺着人物的行事逻辑是不是必然发生的。如果问题不可避免，则人的属性会大于工具性，比如阿秀婶、左风眠或步踵武的妻子卢鹤。她们当然不总是贡献正面助力，但没有人理所应当地为了满足别人的意图存在，她们有自己的活法。比起讨论那些意图的“正当性”，她们的意图始终被忽视和压抑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会更重要。一群江湖侠客公门捕快的离家之路上，不会有人想着打包行李的时候揣两个烧饼；住在带着池子的小院子里，也不会有人把博古架上的花瓶换成装酱菜的陶罐。大多数情况下这样让人难堪的情节不会发生是因为主角“不想”，但不意味着真的不存在。阿秀婶是一个没那么“理解”、缺少一些退让、不懂得“识大体”的强势母亲形象，当然不够讨喜，但没有这样的母亲就不会出现福宝和二毛的性格特质，同样等两个小孩长大了，母亲也没道理自动变成懂事讲理挥手送别的人，那不够实际，不够合理，当然也不够尊重“人”。

当考虑“人的价值”时，《苏旷》的核心在我视角里来自一种一以贯之。平民是人，为私欲滥杀的君王也是人；侠义道的江湖人是人，公门中的捕快也是人；人群中眼高于顶的领袖是人，角落里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也是人。有些容易被看到，而另一些就算出现也是容易成为工具角色，邪不压正的“正”，英雄救美的“美”，阶级、性别、地位、立场等强身份因素太突出，平白对人的划分又过于理所当然，很容易盖过人的特质，但那些身份实际上都与真正的“人”都无关。于是撬开传奇故事的外壳，摊在我面前的核桃仁则是一个在相对现实的不完美背景下，人如果离开那些关系赋予的属性，想真正做一个“人”，不同人面对的课题有多不同，在与秩序、与暴力、与恶对抗的极限到底能推到哪儿，又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二毛——后来的王羽——与文陵江，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强与弱相对关系的视角。如果理解历史的书写如何塑造人的观念和选择，就能理解文字也会非常容易汇集成一种不亚于拳脚的力量，它意味着一种主动性，一种自我描述、自我表达、自我定义的权力。熔铸十二铜人与焚书坑儒是同一政策的两个面向，正如“侠以武犯禁”的上一句叫“儒以文乱法”。银沙教想要在沼泽从里建立乌托邦时，教母收留的女人们前往大城的采购清单上第一列出的就是书。这当然是一种很被动很漫长的力量，但会接近那个“以五百年为去来，侠义道战无不胜”的尺度。

我不知道足够多的书写之后，女主角会不会和男主角一样都更靠近主角的本质。人的表达能不能更接近人。

于是我们再来聊“格局”。某种层面上顺着既有的阶级和性别叙事做反转比较容易建构爽文，如果再点满“别人都做不到只有TA可以”的金手指则胜率更大。作者有多大勇气观察并书写自己的世界，都会诚实地在作品里一一反馈。那些相对宏观的叙事会更接近一种理想秩序在真空中的构建和运行，但描述具体的人如何存活会更像跑一个落地的程序，会面临很多非常具体的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在细微处遇到偏离想象的状况。毕竟作为读者有多大程度上看到这个“格局”，或许也来自阅读的时候天然带入什么样的视角，如果天然以主角立场切入，万众瞩目理所应当，那么其余所有人自然该围着主角转。

如果每一个人都在某个层面上并未与他人不同，那么让所有人都能一视同仁地活着，也未必不是一种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