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中的中国商人
艰难时日，人们总习惯从历史中寻求慰藉。
唐宋明清烂熟之后，民国亦成为热炒之地，从才子佳人到政要显贵，均已挖掘殆尽，如今大商巨贾也成被史家倾心晕染，希冀从中解出民族商业命脉的秘匙。在说史书籍泥沙俱下今日，傅国涌先生的《大商人》可谓其中佳作。书中截取了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刘鸿生等影响中国的实业家一生沉浮，浸透半个世纪前的沧桑往事。之所以说是实业家而非其他资本家等词语，这除了民国企业实业报国的传统之外，更表示了作者的一种价值取舍，所谓实业家并非仅仅以累计财富作为唯一目的。
从宏大历史而入工商掌故，傅国涌有着更大的野心，在对民国工商业巨头的书写中，他也希望能够借此完成本土工商业传统的一个追寻。他试图回答自己的一个提问：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企业史已接近150年，那么中国企业家的根到底在哪里？固然，从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以及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等企业来看，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等“官督商办”的传统由来已久，但是这些所谓 “官商”仍旧是把商业执为末端，仕途才是他们的终极追求，也就是傅国涌所言“这些企业在他们眼里仍不过是“用”，而不是“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他的目的还是为维护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的集权体制之“体”。”
傅国涌将中国的近代企业家群体从出身分为五类：一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型，一般源自拥有科举功名与官场背景；二是商人型，以荣氏兄弟为代表； 三是买办型，如朱葆三、刘鸿生等人；四是回母土创业的海外华侨，比如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最后则是知识型，比如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等人。尤其是最后一个类型，傅国涌尤为欣赏，认为他们在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虽然这批人在创业之前既没有官场背景、从商经历、雄厚资本，却以见识取胜。总结来看，民国这批企业家之所以超然同辈，不仅源自他们筚路蓝缕开创了中国新式企业，更在于他们谋事业不忘家国的情操，他们对于立宪、公益等公共活动热情今天看来仍旧令人感慨。
回首百年，只有中国的新式企业才是真正转向传统农业格局的告别，南通状张謇弃官从商可能才是挥手告别旧体制。十五岁参加科举角逐，四十二岁的张謇在翁同稣提携下成为状元，达到旧体制读书人的巅峰，但是张謇心有不甘，一次雨中跪迎慈禧的经历已经使得他“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此外，一方面日后他不可避免地卷入“帝党”与“后党”之争，翁同稣的失势难免波及与他，而另外一方面他又有心“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各方面因素最终促使他走上实业之路，1897年创办了大生集团，意蕴取自“天地之大德曰生”。
创办企业成功之后，张謇又进一步推进地方自治，尽力将南通改造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造福一方百姓，这算是民国企业家中一个典型。从梳理民国工商历史中，傅国涌赋予企业家四个特征：第一经济创造力，二是核心价值观，三是社会责任感，四是管理制度化。
一战的时机成就了中国的民营工业，这截然而止的几十年刹那光华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优秀的一批企业家，他们的胸襟与视野超越了前人，亦成为后来者的光荣传统。谈他们的成功，也不能不说他们的失败，外因有之，内因亦有之，但是来自政府的盘剥则更令人唏嘘，从军阀到国民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张謇的大生的失败来看，支付大量官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即使筹办期间也不能避免，这还是最明白的一种做法，其它各种赤裸裸手段就更为恶劣，甚至可以直接绑票，解放初期，荣德生不肯离开国内也是因为厌恶国民党“抽税之狠，不知人困”，直言“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还坏。”
据说，胡适在张謇死后曾经评价“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也几乎成为民国工商业巨头的宿命谶语。掩卷沉思，这代大商人取得进步均是“得寸进寸”的改良式成功，可惜时不待人，大多折戟途中。新旧交替之际，商业总是最为敏感。民国的大商人蜕变于旧体制，却始终无机缘创立一个新体制，他们的一生也是左右突围而不得，可谓历史的大悲剧。对比今昔，如果我们还在继续沉湎于胡雪岩式的循环，那么也许就是历史的局部退步。
唐宋明清烂熟之后，民国亦成为热炒之地，从才子佳人到政要显贵，均已挖掘殆尽，如今大商巨贾也成被史家倾心晕染，希冀从中解出民族商业命脉的秘匙。在说史书籍泥沙俱下今日，傅国涌先生的《大商人》可谓其中佳作。书中截取了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刘鸿生等影响中国的实业家一生沉浮，浸透半个世纪前的沧桑往事。之所以说是实业家而非其他资本家等词语，这除了民国企业实业报国的传统之外，更表示了作者的一种价值取舍，所谓实业家并非仅仅以累计财富作为唯一目的。
从宏大历史而入工商掌故，傅国涌有着更大的野心，在对民国工商业巨头的书写中，他也希望能够借此完成本土工商业传统的一个追寻。他试图回答自己的一个提问：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企业史已接近150年，那么中国企业家的根到底在哪里？固然，从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以及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等企业来看，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等“官督商办”的传统由来已久，但是这些所谓 “官商”仍旧是把商业执为末端，仕途才是他们的终极追求，也就是傅国涌所言“这些企业在他们眼里仍不过是“用”，而不是“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他的目的还是为维护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的集权体制之“体”。”
傅国涌将中国的近代企业家群体从出身分为五类：一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型，一般源自拥有科举功名与官场背景；二是商人型，以荣氏兄弟为代表； 三是买办型，如朱葆三、刘鸿生等人；四是回母土创业的海外华侨，比如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最后则是知识型，比如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等人。尤其是最后一个类型，傅国涌尤为欣赏，认为他们在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虽然这批人在创业之前既没有官场背景、从商经历、雄厚资本，却以见识取胜。总结来看，民国这批企业家之所以超然同辈，不仅源自他们筚路蓝缕开创了中国新式企业，更在于他们谋事业不忘家国的情操，他们对于立宪、公益等公共活动热情今天看来仍旧令人感慨。
回首百年，只有中国的新式企业才是真正转向传统农业格局的告别，南通状张謇弃官从商可能才是挥手告别旧体制。十五岁参加科举角逐，四十二岁的张謇在翁同稣提携下成为状元，达到旧体制读书人的巅峰，但是张謇心有不甘，一次雨中跪迎慈禧的经历已经使得他“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此外，一方面日后他不可避免地卷入“帝党”与“后党”之争，翁同稣的失势难免波及与他，而另外一方面他又有心“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各方面因素最终促使他走上实业之路，1897年创办了大生集团，意蕴取自“天地之大德曰生”。
创办企业成功之后，张謇又进一步推进地方自治，尽力将南通改造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造福一方百姓，这算是民国企业家中一个典型。从梳理民国工商历史中，傅国涌赋予企业家四个特征：第一经济创造力，二是核心价值观，三是社会责任感，四是管理制度化。
一战的时机成就了中国的民营工业，这截然而止的几十年刹那光华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优秀的一批企业家，他们的胸襟与视野超越了前人，亦成为后来者的光荣传统。谈他们的成功，也不能不说他们的失败，外因有之，内因亦有之，但是来自政府的盘剥则更令人唏嘘，从军阀到国民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张謇的大生的失败来看，支付大量官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即使筹办期间也不能避免，这还是最明白的一种做法，其它各种赤裸裸手段就更为恶劣，甚至可以直接绑票，解放初期，荣德生不肯离开国内也是因为厌恶国民党“抽税之狠，不知人困”，直言“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还坏。”
据说，胡适在张謇死后曾经评价“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也几乎成为民国工商业巨头的宿命谶语。掩卷沉思，这代大商人取得进步均是“得寸进寸”的改良式成功，可惜时不待人，大多折戟途中。新旧交替之际，商业总是最为敏感。民国的大商人蜕变于旧体制，却始终无机缘创立一个新体制，他们的一生也是左右突围而不得，可谓历史的大悲剧。对比今昔，如果我们还在继续沉湎于胡雪岩式的循环，那么也许就是历史的局部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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