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

骂骂咧咧……又开到一部超出目前摄取能力的大部头了……怎么说呢，虽然古人很小就开始“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一把年纪看点儿超纲的东西更不至于如何，经典就是经典，哪怕阅读体验得一漏万，漏下来的养分也是滂滂沛沛，足够流泉活枝的，但是吧，能把并非全无选择的轮次排成现在这个……德行，也太非酋抗长枪了（复读：历史通论不是通史，多么痛的领悟）！

所以，对，这又是一本颇有门槛的专著，甚至对普通读者而言，拥有接近观念重朔的大威能，需要有坚实的通史知识当储备，才可以褒贬评析，如意遨游，沿着发展机制的内在理路，吃透那些看似语出惊人实则环环相扣的轮廓，否则就只能在历史的迷阵里跌跌撞撞走马观花，间或扯着细草当根茎大放厥词。其中确乎有少许披着牢骚皮的预言，有现在已成学界共识，甚至完成对普罗大众认知辐射的主流史观，但更多细碎似乎还笼罩在可望而不可即的烟雨蒙蒙之中，凌厉的锐光始终不灭。

我最喜欢前面的“序言”和正编的政治史、经济史部分。能把序写成这样的不多，通过对“今修通史，旨在独裁”研究初心的阐释，完全建立起了虽千万人吾往矣，极具魅力的学术人格——此独裁非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独裁也，而是翼“观变”与“明变”，别“横通”与“纵通”，尊淹博、识断、精审而斥策锋、计簿、相斫，不依门户之侧，也不惮伸张个性，终能成一家之言的泰斗气魄。就如王家范评诸方家，钱穆《国史大纲》以“中国历史生命精神”擅胜，本位文化呼之欲出（钱书圆而神）；吕思勉以揭示中国制度史变迁见长，社会进化论色彩特浓（吕作方以智）；张荫麟重考据与义理关系的哲思色彩，黄仁宇基于数据管理的大历史概念，许倬云将历史视为变数总和的研究特色等等，都能做到各不相犯却又在自己的场域里气韵贯通，生机不绝，成为向大海头也不回奔腾而去的百川之一，而这，似乎和史语所谨遵傅斯年“一份材料出一分货”的传统大相径庭。史学即人学。总之，就像《第二性》导论似的，如果没有精力研读整部作品，那么仅仅看序言这十几页，也是大有裨益的。

正编部分则是议论迈入帝国时代之后，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权力的高度灵活，造就各个层面尤其经济板块种种西方前沿理论也不能为之缓颊的市场奇观，最为振聋发聩，并由此尝试回答了多锄多肥、精耕细耨的小农经济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单一的“大一统”体制为何能延续两千年，以及国人最为关心的历史假定——倘若没有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究竟能不能凭借自己的内驱能量打破超稳定结构，走出中世纪等一系列问题。作者弃地理环境说、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的“家国同构”等说而不用，据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两大杠杆提摄出“官僚/特权政治”来对接文官体系，“权力/财政经济”以分离商品经济。前者携君权与相权对峙的紧张，中央与地方统放的矛盾，行云流水地论证了君主专断一切的刚性和官僚高度流动的柔性深度结合的复杂政治生态远非“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等一锤子买卖可盖棺，也形象说明了帝国结构性的中间层缺失之后，有国家而无社会的收编现实（此“社会”要放在西方语境里理解），是如何抽干了权力系统之外的公共空间。唐太宗踌躇满志的喟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的深层次影响一至于斯！

后者则按西方经济学概念将传统农业的产权形态摊开来，力证所有权和经营权，甚至收益权的层层分离，都是由政治强制度化和产权非制度化的体制环境决定的。国有产权固然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侵蚀而“化公为私”，但任何私有产权历经挣扎，也逃不脱缺乏健全发育和法制保障的困境。所谓个人的主体性，从来都没有真正存在过。另一方面，历朝历代名为抑商，实为重商的特型化市场——财政市场也一并浮出水面。政府高喊“抑商”口号，却以行政手段强势介入，将商业行会异化为赋税代理所人，才诞生出干预先于消费，在分配环节就已经拨弄着生产的，极具欺诈性和寄生性的超经济怪胎。扣在小农经济脑袋上的黑锅，至此揭矣。这和单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出发，推导出小农经济制约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似乎更加合理。 呜呜……体力告罄…… 就说最后一点罢。专家搞起文学评论来，才叫高维打击呢！续编里洋洋洒洒，对《白银资本》的驳论就不说了，前头嘴余秋雨才好玩儿，笑得我甚至想再刷一遍《文化苦旅》（大雾）。 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