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词的空白

韩江（한강，1970年—），1970年生于韩国光州，父亲是著名小说家韩胜源。由于父亲在光州的教师生活，韩江在光州度过了她的早年时光。然而，由于1979年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爆发，韩江全家在事件前夕搬到了首尔。韩江在首尔完成了她的基础教育，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延世大学国文系（韩国语言文学系）。大学期间，她开始深入地投身于文学创作，这段时期的经历对她后来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4年，韩江以短篇小说《红锚》（붉은 닻）正式出道，该作品被选入《首尔新闻》的新春文艺。此后，她陆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逐渐在韩国文学界崭露头角。

她的作品常常描绘人物的心理状态，尤其是那些经历创伤和痛苦的人物，通过细致的心理描写，让读者能够深入理解人物的动机和情感。她探讨这些情感创伤与忧郁的主题如何影响人物的生活和决策，小说中的创伤往往与韩国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紧密相连，如光州民主化运动等事件，这些历史事件在她的作品中被用作探讨个人和集体记忆的方式。她通过对日常细节的精确描绘，展现了生活的琐碎与深刻并存，以及个体在其中寻找意义的努力。她的作品既是对现实的反映，也是对现实的超越，通过文学创作来处理和表达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同时也探索文学本身的边界和可能性。韩江将写作视为一种治疗和自我发现的过程，她认为写作是一种“清醒地前行”的过程，可以清醒地面对生活中的痛苦和裂痕，从而找到生活的意义。这种观点体现在她的小说中，她的人物常常通过艺术创作或自我表达来寻求治愈和解脱。生命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其中包含了痛苦、治愈、再生和再次痛苦的循环，她认为，尽管生活充满了挑战和困难，但人们仍然能够找到前进的动力和生活的意志。

韩江的文学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她的作品不仅在韩国国内获得了诸多文学奖项，也在国际上受到了关注。2016年，她的作品《素食主义者》成为第一部获得国际布克奖的韩国小说；2017 年，她获得了有 “意大利诺贝尔文学奖” 之称的马拉帕蒂文学奖；2023 年，凭借《不做告别》获得了法国梅迪西斯外国小说奖；2024 年 ，“她以紧密的诗性散文直面历史创伤并展现人类生活的脆弱”获诺贝尔文学奖。韩江的作品不仅在文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韩国社会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她的小说常常触及到韩国社会中的敏感话题，如家庭暴力、性别不平等和个人的心理创伤等。

于我而言，由于光州事件自年少时在我阅读生命中起到的近乎符号化的作用，韩江最具吸引力的作品自然是其聚焦该事件的《少年来了》。在韩国现代史中，光州的悲剧通常被视为试图夺取政权的新军部策划的“多阶段政变”的一部分，也是韩国社会政治危机的一个反映。八十年代末，第六共和国成立后，原先被歪曲为暴徒的反国家行为的光州事件被重新命名为“光州民主化运动”，相关的社科和文学著作也日益增多。比如：

·임철우《봄날》(Spring Days，1997-8)被认为是关于光州抗争的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作品，它的目标是尽可能真实地复原光州十天的抗争。（作者임철우本人在1980年5月作为全南大学的一名学生，直接参与了光州民主化运动，并且亲眼目睹和体验了事件的经过。因此，他在小说中力求最大程度地还原事件的真实性，使之成为一部“忠实于事实的记录物”。尽管关于5月18日至20日这三天的具体情况难以准确还原，因为这是韩国军方对市民军的非人道屠杀和市民军的超人抵抗发生的初期阶段，但《봄날》通过其叙述，使得读者能够对这段时间的事件有所了解。임철우在创作过程中集中描述了光州事件的最初三天，这三天的事件对整个抗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봄날》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记录了光州事件，而且也记录了韩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痛苦的悲剧。通过这部作品，임철우试图与韩国社会共享这一历史悲剧，同时也试图作为一位市民和小说家，部分地解决自己作为“幸存者”的内疚感。）

·황석영《죽음을 넘어, 시대의 어둠을 넘어》(Beyond Death, Beyond the Darkness of the Era，1985)是光州抗争的最初记录之一，它在事件发生后的12年出版，提供了一个更精确和细致的记录。（小说的出版被认为是一次重要的文学尝试，旨在尽可能真实地复原光州十天抗争的情况。该书不仅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作为一份历史记录，为后来关于光州事件的研究和分析提供了基础材料。这部小说因其对事件的详细描述和深刻反思，被看作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更精确和细致的记录。它不仅记录了事件的残酷性，还展现了韩国社会在军事独裁下所经历的苦难和抗争。通过这部小说，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光州事件对韩国社会、特别是对那些直接参与抗争的人们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部作品出版于光州事件正名前，由于光州事件在当时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作者和出版社都面临着可能的法律和政治压力。尽管如此，黄石英还是选择了出版这部作品。）

·최장집《민주주의의 민주화》(The Democratization of Democracy，2006)这篇文章讨论了光州抗争对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1987年6月的抗争能够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民主化，部分原因是光州事件的历史经验。（1980年的光州事件虽然在当时未能立即实现民主化，被看作是“成功的政变”和“失败的抗争”，但它为韩国社会向民主化过渡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契机。光州事件成为了1987年民主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使得全斗焕政权不可能轻易动用军事力量来镇压民众的抗议，因为那样做将引发不可比拟的大规模抵抗和牺牲，最终导致政权的崩溃。光州事件在政治上提升了“民众”这一集体的概念，将那些暴露在权威政治体制和工业化带来的政治压迫与经济不平等双重痛苦下的民众，凸显为民主斗争的主体。然而，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未能将“民众”从“运动”的主体转变为“政治”的主体。在运动政治向政党政治的常态化过程中，民主的成败在此得以显现。但随着IMF外汇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的增长和韩国根深蒂固的“地区党体制”问题，各政党未能有效地发挥成熟的代表机构的作用，导致韩国的民主未能稳定地成长。최장집分析了韩国的地区党结构，将其视为“光州抗争民主化原动力的地域化产物”。简而言之，光州事件后出现的“民众”作为民主主体的崛起，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冲击，未能获得正当的“经济公民权”，光州事件也从民主大义的斗争空间缩小为地区利益的斗争空间，从而阻碍了韩国民主的成熟发展。최장집关注光州事件作为民主化过渡的决定性动力，最终未能在巩固民主方面发挥其他作用的情况。）

·최정운《오월의 사회과학》(五月的社会经济学，1999)是关于光州抗争的社会学领域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봄날》的叙述。作者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光州抗争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以及它对韩国社会和民主运动的深远影响。

·권여선《레가토》（Legato,2012）探讨了光州事件对个人和社会的长期影响，以及这一历史事件如何在当代社会中被重新审视和记忆。(权余善以一个名为吴正渊（Oh Jeongyeon）的女性角色为中心，构建了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故事。她在光州事件中幸存下来，身体和心灵都遭受了极大的创伤，通过其经历揭示光州事件对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反映社会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态度。小说的叙述方式非线性，时间跳跃，反映了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对事件的主观理解。通过这种叙述手法，权余善成功地将读者带入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使人们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光州事件对个人生活的冲击。小说中的主人公和其他人物都在试图理解他们在事件中的角色，以及这些角色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现在和未来。小说中的“光州”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它不断地在人物的生活中重现，迫使他们面对过去，审视自己的行为和选择。通过描绘不同人物对事件的不同反应和理解，权余善揭示了社会对历史事件的复杂态度，以及这些态度如何影响个体的身份和自我认知。小说中的一些人物试图忘记光州事件，将其视为过去的一页，而另一些人物则试图记住和纪念那些在事件中失去的生命。《레가토》中的“光州”作为一个“超我”（superego）的形象出现，它代表了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历史责任。小说通过这种象征性的描绘，强调了光州事件对韩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以及这一事件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通过吴正渊和其他人物的故事，小说呼吁社会对光州事件进行深刻的反思，以避免历史的重演。)

·김경욱《야구란 무엇인가》(What is Baseball?，2013)以光州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主人公为了给在光州被残忍杀害的弟弟报仇，经过了30年的时间，寻找当年的加害者。

·이해경《사슴 사냥꾼의 당겨지지 않은 방아쇠》(The Deer Hunter's Untriggered Trigger，2013)同样以198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的故事，间接地触及了光州事件对个人和社会的长远影响。

·박솔뫼《그럼 무얼 부르지》(What Shall We Call It，2014)虽然不是直接关于光州事件的，但它探讨了光州抗争这一历史事件对那些没有直接经历但受到影响的世代的意义。（通过其故事提出了关于历史记忆和未来的可能悲剧之间的对话，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直接经历历史事件的年轻一代。这部作品是“现场不在的世代的故事”，同时也是“将现场不在性视为现场生活的世代的故事”，尽管年轻一代没有直接经历光州事件，但他们通过教育、文化和社会传承，以某种方式与这一历史事件产生了联系。作者试图探索“光州的当前化”可能呈现的样貌，即如何将光州事件的教训和影响带入当下，并对未来进行反思。小说通过虚构的叙述，提供了一种理解和接近历史事件的方式，尤其是对于那些历史事件已经固化为公共记忆，但对个人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的事件。）

《少年来了》以1980年5月18日发生在韩国光州的民主运动为背景，这是一场由市民自发组织的、旨在反对军事独裁、争取民主化的抗争运动。这场抗争最终被政府控制的戒严军残酷镇压，造成了大量平民死伤。尽管韩江本人并未直接经历5·18事件，但她在光州出生并生活了九年，直到事件发生前四个月才搬到首尔，她认为自己间接体验了5月的光州，这一经历成为了她世界观形成的关键。韩江曾试图创作一部聚焦于人类光明一面的小说，但未能成功，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因童年时期的间接体验而失去了对人类的信任。因此，她感到有必要直面“光州”和她童年的记忆，以恢复对人类的信任。

韩江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创作这部小说时，正值对光州民主化运动的诽谤和侮辱开始广泛传播的时期。一位极右翼思想家对历史的歪曲和名誉损毁最终被判无罪，这导致网络上对光州的侮辱和歪曲在大众层面上被放大和扩散，引发了所谓的“围绕光州的记忆内战”。为了创作小说，韩江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采访，力求真实地再现这段被长时间掩盖和隐匿的历史。这段历史对光州民众造成了深刻的创伤，而小说的创作和流传也是对这段历史记忆的一种保存和传承。小说并没有简单地重复已有的叙事，而是尝试通过描绘死者的痛苦灵魂和幸存者的肉体屈辱来更准确地揭示光州的惨状。这种方法使得小说能够更深入地探讨事件对个体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集体的悲剧。韩江的作品试图传达那些在其他现有小说中未能充分表达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女性工人的证词，他们在光州事件中的经历和声音往往被忽视或未被充分记录。通过给予这些被边缘化的声音以表达的空间，小说强调了关注痛苦的个体性，抵抗将光州事件理解并历史化为一个匿名的集体悲剧。

小说以无辜少年东浩在抗争中的经历，展现国家暴力对个人命运的毁灭性影响，促使读者对国家暴力和社会不公进行深刻的反思。在展现历史悲剧的同时，小说也强调了在极端环境下人性中的光辉，东浩对朋友的忠诚、幸存者的内疚和对逝者的回忆等，都是对人性中善良和坚韧的肯定。小说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当下韩国社会现状的批判，通过历史事件的再现，小说呼吁读者对现实社会中的不公和暴力进行思考和质疑。

作为众多反映韩国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叙事作品之一，除了笔力深厚的语言和问题意识，本身的文学性就颇可称道。韩江在小说中创造了多个层面的象征和隐喻，东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象征着无辜与纯真；他的死亡代表了社会中无辜者在暴力与冲突中的牺牲；东浩的生命之花未及盛开便凋零，隐喻着年轻一代的潜力与未来被残酷地剥夺；东浩的坚持与勇气，即使在极端暴力面前，也展现了人性中的光辉，象征着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性中的善良与尊严依然存在。光州抗争本身在小说中不仅是历史事件的重现，更是对韩国社会历史记忆的一种隐喻，象征着民众对民主与自由的渴望，以及在追求这些价值时所遭遇的苦难与牺牲。通过幸存者的记忆来再现那段历史，隐喻着历史真相的追寻与保存，以及对抗遗忘与否认的斗争。东浩的母亲在小说中代表了对正义和真相的追求，她为洗刷儿子罪名的抗争，象征着个人对抗体制的不公，以及对历史真相的坚持；东浩母亲的行动也隐喻着社会中那些为正义而战的人们，他们的努力不仅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社会的集体记忆和历史的公正。光州的许多地方以“5·18”命名，这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纪念，也是对那些在抗争中牺牲的人们的一种象征性致敬，这种命名隐喻着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联系，以及对那些逝去生命的持续纪念。小说中对东浩遗体的寻找与处理的描述，不仅是对个体悲剧的描绘，也隐喻着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和对逝者的尊重；东浩遗体的最终安息，象征着对历史事件的和解与纪念。

韩江在小说中采用了多人称叙事手法，这种结构本身就是一种隐喻，象征着不同视角和记忆对同一事件的多元解读。小说第一章“雏鸟”采用第二人称的叙事手法，使叙述者“你”代替了作家，以少年东浩的视角审视光州抗争。这种叙事方式缩短了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能够更加直接地体验和感受主人公的情感和经历。通过这种视角，作家创造了一种紧迫感和直接性，让读者仿佛置身于故事之中，亲历事件的发展。第二章“黑色呼吸”改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以正戴的幽灵进行叙述，讲述了他在被枪杀后，直到尸体被焚烧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恐惧和痛苦。这种视角让读者能够直接进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的恐惧、痛苦和挣扎。通过正戴的视角，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他在抗争中被射杀的全过程，以及他对这一悲剧的不解和愤怒。（从阿甘本讨论的“证词的伦理”视角看，此处也正经历着证词的空白。Primo Levi认为，那些在纳粹集中营中死去的人是真正的证人，因为他们经历了极端的暴力和非人待遇，但他们已经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他们作为代理或形式上的证人，试图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提供证词。）正戴的幽灵对那些对他开枪的人充满了怨恨，他渴望那些人能体会到他所经历的痛苦，这怨恨不仅是对施暴者的愤怒，也是对无法逃避的残酷现实的反抗。（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以自己的方式体验和表达怨恨，怨恨不仅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忆，也是对未来改变的渴望。在面对持续的苦难和社会不公时，怨恨成为了人们生存的动力，推动他们继续生活并寻求正义。这种怨恨的情感虽然充满了痛苦和挑战，但它也是人物保持人性和尊严的方式。Jean Améry在《怨恨》一文中，讨论了怨恨作为“真正的道德情感的源泉”的伦理特性。埃默里认为，怨恨是一种对不公正的自然反应，它包含了对正义的渴望。怨恨并不是简单的报复欲望，而是一种对道德秩序的坚持，是对加害者应该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要求。怨恨因此具有一种伦理价值，因为它推动人们去寻求正义，去要求社会对不公正事件的承认和纠正。）第三章“七个耳光”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通过他者的眼光来描述另一位亲历者金恩淑的经历，她是东浩的同学，也是事件的幸存者。她在事件中失去了东浩，并在余生中承受着这种失去的痛苦，恩淑的生活仿佛变成了一场无尽的葬礼，每天都在经历着对朋友的哀悼和对生命意义的质疑。（韩江特别关注了“죽지 못한 치욕”，即未能死去的耻辱，这是指那些幸存者所承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屈辱。这种耻辱不仅仅是对幸存者的个体经历的描述，也是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批判。）这种客观的叙述方式使得故事的叙述更加全面和客观，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事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第三人称的叙述能展现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独白，从而更深入地探讨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对事件的反应。第四章“子弹与鲜血”聚焦于振秀，他是东浩的朋友，也是一名大学生，曾在事件中领导其他学生并参与尸体的清理工作；第五章“夜空中的瞳孔”以善珠为叙述者，她是一名年轻女性，因参与抗议活动而遭受了极端的酷刑；第六章“往花开的地方”则是东浩的母亲的独白，她表达了对儿子失踪和可能的死亡的深深悲痛。韩江在小说中巧妙地交织了不同的叙事视角，使得故事的叙述层次丰富，人物形象立体。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作家展现了光州抗争的多个方面，包括个人的恐惧、集体的愤怒、社会的动荡和历史的残酷。这种多视角的叙事手法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也使得读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感受事件的影响。

叙事中，小说不时运用时间跳跃和闪回的技巧，将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构建了一个非线性的叙事结构。这种结构不仅重现了历史事件的发展，还展现了角色对这些事件的个人记忆和情感反应，读者由此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事件的复杂性和角色的心理变化，以及他们如何与过去的记忆抗争。小说中使用了大量内心独白和对话，用这些直接的语言表达人物的情感和思想。内心独白让读者能够直接触及人物的内心世界，东浩目睹朋友正大被枪击的场面后，他的内心独白充满了内疚和困惑，他不明白为何国家的军队会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这种挣扎和对事件的不解，正是一个懵懂少年在极端暴力面前的真实心路历程。第二章中正戴的死亡和他对死亡的追问也通过内心独白的形式呈现。正戴的魂灵在死后对生与死、暴力与无辜的追问，是对那些枪杀者的良心的拷问，也是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而对话则展现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互动，东浩与恩淑之间的对话揭示了他们对抗争的不同态度和情感。（一些角色试图通过倾听和理解他人的经历来建立与他者的联系，而另一些角色则因为无法承受他者的痛苦而选择回避。这种对他人经历的倾听和理解，是形成伦理主体的关键步骤，因为它要求个体超越自我中心的视角，去感受和承担他人的痛苦。）恩淑在抗争中自愿到道厅收敛死者遗体，而东浩则在军队入城的当夜守护遗体，他们的对话展现了在极端情况下，人们对于生存、牺牲和抗争的不同选择。振秀在小说中的对话和内心独白揭示了他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他认为自己导致了东浩的死亡，这种内疚感最终导致了他的自杀。他的遗书旁放着东浩被射杀的照片，显示他对东浩死亡的无法释怀和对抗争的反思。在第六章中，东浩的母亲在对话和回忆中，表达了对儿子的深切怀念和对不公正待遇的愤怒。她和其他遗属一起穿上孝服抗议，表达着母亲对儿子的深切情感和对正义的坚持。这些独白和对话不仅展现了角色的个人情感，还反映了他们对暴力、抗争和人性的深刻思考。通过不同角色的视角，小说展现了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交织，戒严军的暴力、市民的抵抗和牺牲，它们构成了韩国社会对“5·18”事件的共同认知。而东浩等目击者的个人记忆，成为他们内心深处无法愈合的创伤，影响了他们的一生。金恩淑的经历体现了幸存者的内疚和负罪感，她的记忆被暴力和恐惧所支配，这种记忆的承载使她无法逃脱过去的影子，也反映了暴力对个体心灵的长期影响。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振秀和善珠，他们的记忆也被暴力和创伤所标记，不仅影响了他们的情感状态，也塑造了他们对事件的理解和反应。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小说展现了光州事件对不同个体的影响，以及这些个体如何将个人经历融入到集体历史叙事中。小说中的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往往源于对事件的不同理解和评价。然而，小说也展现了通过对话和理解，个体和社会可以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这种和解不是简单的遗忘或原谅，而是一种对历史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接受。（同时，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再现，也是遗忘的伴随物。记忆在最初被记住的那一刻就被扭曲了，因为它必须通过当前的视角来过滤过去。因此，记忆无法完美地再现过去。）记忆的交织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及个体在历史中的角色和意义。幸存者的回忆和叙述再现了光州事件的悲剧，这些回忆不仅是个人的记忆，也成为了集体的记忆。个体在事件中的经历和感受——恐惧、愤怒、悲伤和无助——成为了集体情感的一部分，这种情感共鸣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事件的影响。这种集体化的情感成为了抗争的驱动力，也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正戴的死亡是东浩个人悲剧的开始（悲痛的情感推动他去追寻正大的遗体），也是他情感世界的转折点。在示威民众大本营的工作经历，使东浩不断面对死亡和伤痛，这些经历加深了他对事件的情感投入，也加剧了他内心的冲突和痛苦。（东浩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抗议活动，但他对那些遭受暴力的人感到了深切的共感，这种共感不仅仅是对他人痛苦的同情，而是对那些在历史事件中遭受不公待遇的人的深刻理解和共鸣。在《不作告别》中，主人公庆荷在面对济州4·3事件的记忆时，也经历了类似的共感过程。）东浩不顾个人安危留在道厅的决定，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勇气，也是出于对集体的责任感。（角色们不仅要面对他们直接遭遇的他者，还要面对那些与这些他者相连的更广泛的社区。这种对第三方或“他者的他者”的责任，促使角色们扩展他们的伦理关怀，从而形成更广泛的社区感和团结。）这种集体责任感推动了个体行为，使得这些行为超越了个人层面，成为了集体行动的一部分。小说没有将抗争的主体简单归结为民众或武装市民军，而是认为它们是个体情感的集合，即面对事件的个体情感汇聚成的集体情感。这种观点与传统的5·18小说不同，在那些作品中，光州的镇压军被视为“绝对邪恶”，而与之对抗的民众则被视为“绝对善良”，他们的道德属性被预先设定或规定。

开放式结局是《少年来了》叙事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主人公的经历和最终命运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这种处理方式使得读者对主人公以及其他角色的命运产生持续的关心和同情，从而延续了小说中的情感影响力。这也暗示着“5·18”抗争事件并未完全结束，它的影响仍在持续，这种结局方式使得小说成为了对历史的一种持续追问，促使读者思考历史事件对当下社会的持续影响。

（参考： 조연정《‘광주’를 현재화하는 일 — 권여선의<레가토>(2012)와한강의 <소년이 온다>(2014)를 중심으로》、조성희《한강의<소년이 온다>와 홀로코스트 문학 — 고통과 치욕의 증언과 원한의 윤리를 중심으로》、심영의《5･18소설에서 항쟁 주체의 문제 — 한강 소설<소년이 온다>의 경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