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with Han Kang by THE WHIT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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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THE WHITE REVIEW对韩江的采访，原文载于 https://www.thewhitereview.org/feature/interview-with-han-kang/
Q：韩国20世纪的历史充满了创伤，你为什么选择书写光州的民主化运动而不是其他？
A：不只韩国，20世纪也对整个人类社会留下了很深的创伤。因为我出生在1970年，既没有经历过日据时期（1910-1945），也没有经历朝鲜战争（1950-1953）。1993年，在我23岁的时候，我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那也是自1961年军事政变以来，由平民出身而非军队背景的总统上台的第一年。也是因此，我跟同代的作家们都感到我们获得了探究人性深处的自由，而不再背负必须在作品中发表政治声明的耻感。
所以我的写作都聚焦在人性的核心。人类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去救一个掉进火车轨道的小孩，也会犯下如奥斯维辛那样惊骇的罪行，这个从崇高到残酷的人性光谱，对我来说，从小就如同一道难解的题。你可以认为我所有的书都是关于人类暴力这一主题的变种。想要探究为什么拥抱人性是一件这么痛苦的事，于是我朝自身开始探索，在那里我便遇到了光州，1980年间接经历过的光州。
Q：你在小说中作为一个书写自己记忆的角色出现，这是一个连结艺术与生活，过去、现在与未来非常有效的方式，你最开始是怎么想到这样安排的？
A：我出生在光州，9岁那年随我的家人搬到了首尔，恰恰就在那场大屠杀前几个月。这是一次完全偶然的搬家，也正是因为这个微小的决定，我们没有受到伤害。这个事实变成了一种幸存者的负疚感，也伴随了我的家人们很长一段时间。12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一本秘密制作流传的见证这场大屠杀的摄影集，我的父亲在参观完光州后带回了它。在大人之间传阅过后，它被藏在书架上，书脊朝后。我是完全偶然地打开了它，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那时的我还太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受那些书页间压倒性暴力的证据。
人类怎么会对自己的同类做出这样的事？在第一个问题之后，另一个问题紧随其后：面对这样的暴行，我们能做些什么？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有一张照片是医院门口看不到尽头的人群在排队去献血，那么多普通人离开了他们安全的家而去帮助那些在暴力事件中受伤的人。当戒严军回到省厅终结了光州公社十天的市民政府时，那些市民，在几天前还只是普通市民的人们，即便知道很可能以他们的死亡告终，依然决定留在那里。他们也被记录在影集中。就这样，有关人类暴力和人类尊严这两个无解的迷题，就像印章一样印在了我的心上。《少年来了》就是我解谜路上的摸索。
Q：你在2012年底朴槿惠当选之后不久的2013年开始写《少年来了》，对许多人来说，她的任期现在可以被视为类似于1980年韩国光州大屠杀时的紧张局势——正如史密斯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一堆等待火花的干火种”。她的当选对《少年来了》的出现有什么影响吗？
A：我确实是在2012年12月份开始整理有关光州的文件，但我从2009年1月就有了我必须写点什么的感觉。当时，首尔龙山区的一栋建筑被指定用于再开发，那些在那里出租做小生意的人在楼顶静坐抗议他们得到的微薄补偿。政府过度使用武力驱散抗议者，过程中发生了火灾，夺去了五名抗议者和一名警察的生命。我在新闻中看到了燃烧的大楼，就想到了光州。我感到光州带着另一副面具又回来了，不再是专有名词而变成普通名词；无意间我们一直住在了“光州”；那个光州在短暂的火焰中显露出来。因为我相信“光州”现在成为指代一些事件的名词，而不再是某个特定的地方或国家，我阅读的文件便渐渐不只是关于光州，也开始有奥斯维辛、波斯尼亚、南京、和印第安人大屠杀。
Q：最近首尔发生了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政府的镇压中有数十人受伤，包括一名69岁的农民，由于被警察的高压水枪击倒，现在仍在昏迷中，这个人一直在抗议农业贸易改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朴槿惠竟将这些抗议者比作ISIS成员！你认为韩国目前的政治局势是历史重演吗，“先是悲剧，然后是闹剧”？
A：在2013年初朴槿惠刚刚当选时，发生了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一场反对铁路私有化的铁路工人示威引发了大规模的官方镇压。这就像一个信号弹，暴露了当时政府对被剥夺社会权利者和劳工问题的态度，这些问题逐渐并持续地将这些群体逼入绝境。特别是，政府镇压大规模示威的暴力行为导致农民白南基陷入昏迷。我看到一张令人深感震惊的照片，照片中，这位69岁赤手空拳抗议的老人，却被水炮的白色水柱击倒在地。此外，韩国学童过去可以从八本官方认可的教科书中学习历史，现在这段过往却被蒙上一层面纱，只有一本由不明人士撰写的教科书被官方认可，这着实值得引发深深的忧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补贴的戏剧届，去年很多人震惊地得知，几位批评过政府的导演和制作人的补贴被削减了。
但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仍有许多人正在努力寻找方法来反对这些“不可说”但“确然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试图让历史倒退的行为。如果我们看到一位老人被水炮击倒在地时感到痛心，如果我们仍坚信“这绝不应该发生”，那么历史就不可能被如此轻易和彻底地倒转。
Q：从你开始写这本书后政治局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什么导致了《少年来了》这本书如此受欢迎？如果它放到今天出版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A：直到《少年来了》出版之前，我都不确定这本书会收到怎样的反响。出乎我意料的是，几乎所有（除了那些极端右翼的）媒体都给了这本书极大的关注。读者的反馈也是“我们希望在此刻记住光州，我们不愿它被抹去”。那是2014年5月，我相信即便这本书放在现在出版也会收到相同的反馈。自那之后，社会局势愈发糟糕，而且看起来还将继续恶化，因此遗憾但矛盾的是，人们似乎会更加频繁地使用“光州”这个名词，一个人类暴力和尊严胶着共存的名词。
Q：你曾说过你所有的作品都关注“何以为人”，《少年来了》涵盖了从残暴至极到极尽温柔的广度，从表面上看，《少年来了》展现了一个年轻国家在战后朝向民主奋斗的进程，似乎与《素食者》这部极度私人化关注单一个体的小说截然不同。
A：是的，尽管这两部作品看起来非常不同，实际上它们却互为对照，根源紧紧交织在一起。在写作《素食者》时，我一直在思考人类暴力和无辜的（不）可能性。主人公英惠通过抛弃自己的身体并转变为植物，以此种极端尝试来拒绝暴力，背后隐藏着对人性的深深绝望和怀疑。在我的另一本小说《希腊语课》中，主人公通过失去语言来拒绝充斥着语言的暴力。
拒绝的姿态中也蕴含着对恢复的尝试，以极其艰难的方式通过自我毁灭的行为来恢复尊严。《少年来了》同样也是以对人类暴力的极度痛苦开始的，但我最终希望能抵达人类的尊严—鲜花盛开的明亮之地。这是我继续写小说的最大动力。
Q：《少年来了》以不同视角讲述的章节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一结构让人想起《罗生门》，其中每份证词都提供了部分真相。你为什么选择这种结构来讲述主角东浩生命最后几个小时的故事？
A：东浩的生与死只能以这一种方式讲述。通过收集东浩生命最后几小时散落各处的片段，读者可以拼凑出一张拥有不完美真相的面孔，而这张面孔只能在短暂的瞬间中得以瞥见，之后又迅速消失。我在《素食者》中也采取了这种方式，英惠的声音仅在极短的梦中独白中出现，因此这个坚韧而果断的女性形象通过周围人的目光和声音组成了一个不完美的复合体。我关注的是那些无法用传统叙述方式讲述的故事和真相的瞬间。
Q：在这种复调形式中，东浩在小说中大部分以第二人称出现。你为什么这样决定？
A：第二人称的“你”是一个被“我”所称呼的单独个体，而这个“我”与第三人称叙述者是不同的。通过这种呼唤，“你”在“我”所占据的时间和空间中得以存在。尽管十五岁的东浩无法熬过1980年5月的悲剧，但持续的召唤可以让他在这里显现，突破黑暗的表面，一直渗透到现在。因此，东浩被一系列不同的叙述者不断唤起，每一章都有不同的角色，他们呈现出离散的时间片段，最终，在三十多年过去后，他走入我们的现在。在韩语中，这本书的标题实际上是《少年来了》「1」。
「1」 英文版本译名为《Human Act》, 韩文为《The Boy Approaches》，中文译作《少年来了》。
Q：在《编辑》一章中，剧本编辑遭受国家审查，试图通过“为了遗忘而记住”的方式，一遍遍地重返暴力的审讯事件。那部被严密审查的剧本，在小说中以无声的形式上演。经典的文学创伤理论可能会认为，编辑角色的强迫重复行为，以及你作为作者重温东浩之死以将其文学化的过程，都是试图触及原始创伤体验中无法被述说的幽暗之地。
A：我相信创伤是需要被拥抱而不是被治愈或恢复的。我认为悲伤是将死者的位置/空间置于生者之中，通过不断重返那个空间，通过我们一生中对它不断的痛苦和沉默的拥抱，生，或许在某种矛盾中，会得以实现。
在第三章，恩淑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场葬礼，以便顽固并持续地为东浩和其他大屠杀中的遇难者哀悼。为了那些被剥夺葬礼尊严的死者而写的剧本，在被审查人员几乎完全删减后，以完全静默的形式上演，因此演员的嘴唇紧紧微微颤动。这种静默当然是那个审查仍大行其道时期的真实处境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绝望的处境，同时也是哀悼无法被展演的行为。
Q：你在《少年来了》中对时间的运用十分有趣，每一章都在1980年大屠杀后的不同时间段展开，直到叙述结束在你2013年写书的当下，但这种进展并非是严格线性的。比如，读者需要努力拼凑东浩年轻生命最后时刻的片段叙述，因此他们的时间体验成为了记忆构建的产物。通过这种方式，过去与现在融合在一起，你能谈谈这种时间性吗？这个决定是否有伦理层面的考量？
A：你提到过去与现在让我想起了我二十多岁时的一个时刻。尽管那时我完全没有打算写关于光州的小说，但这件事一直在我心中萦绕，就像噩梦的片段或阴影。那时，每当我写满一本日记，开始一本新的日记时，我都会在第一页的空白处写上一段相同的文字：“现在能拯救过去吗？生者能拯救死者吗？”在近二十年后我写《少年来了》时，我又开始仔细思考这些话。
在写《少年来了》的过程中，我经历了许多变化。2012年12月后的三个月里，我每天花八到九个小时阅读与光州相关的残酷文件，以及人类在二十世纪所犯下的其他暴行；我读得越多，对人性的信仰就越动摇，几近崩溃。我感到挫败，无法继续写作，几乎想放弃。之后，我偶然发现了一名在1980年5月27日凌晨留在省政府的民兵成员死去前最后的日记。这个安静、性格温柔的27岁年轻人曾在夜校任教。日记以祷告的形式写道：“哦，上帝，为什么这种叫做良心的东西如此刺痛折磨我？我想活下去。”阅读这段文字时，我意识到之前的阅读中少了些什么。我想到，尽管这部小说以人类的残暴和暴力开始，但它必须朝着人类尊严的方向发展。这才是唯一的道路，必须尽可能地朝那个方向走去。
Q：书的开头和结尾都以为死者点燃蜡烛的守夜仪式开始和结束，这一幕引人注目。哀悼在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A：我希望在书的开头和结尾点燃一支蜡烛，这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哀悼方式。因为在微弱的烛光中，某个人或一些人的身影，跨越了三十年的时光后重新浮现。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让过去与现在、死者与生者在烛光中相遇。突然间，我的思路变得清晰，知道了该如何安排章节，就在2013年3月开始了这本小说的写作。当我走向正确的开端后，我很快意识到在这本书中，我自己并不重要。我的自我意识以一种意外自然的方式消失了。我希望将我的感受、我的身体、我的生命交由他们。
Q：在《女工》一章中，记忆、梦境和现实复杂交织，因参与女性分裂组织而被列入黑名单并遭受酷刑的前工人林，拒绝为一位学者的论文提供口述证词。对你而言，作为尾声章节的“作家”，写作与作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A：这一章，第五章，对我而言非常艰难。虽然我最初想要将自己的感受、身体和生命借给“他们”，但在写下酷刑幸存者林善珠的生活时，我再次经历了作为女性的我所不愿承受的痛苦。因此，最初这一章的语调是从一定距离观察善珠的，设定在2002年8月的一个夜晚。之后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试图与她保持距离，所以我从头重写了整章。我挣扎着写出她无法按下录音机按钮的感觉，并以善珠的声音写下了章节的最后一句：“不要死。”“不要死”，这是我想对她、对所有生者、对我们说的话。
尽管写这章很困难，但作家的痛苦与善珠所承受的痛苦绝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即使作家在构建证词时通过借用角色的感受和生命而经历痛苦，最终还是从书中幸存。这些天来，即便书已经出版，我作为生者的罪恶感依旧持续。
Q：将《少年来了》描述为历史小说是不准确的，因为它的历史并未完全结束，记忆和创伤将过去渗透到现在。今天，屠杀既存在于活人的记忆中，也存在于文献中，你在调研和计划方面的过程是怎样的？你在研究中是否使用了历史档案？
A：在写这本书时，我试图仔细审视光州的历史背景。换句话说，相比于1980年5月突然爆发的事件，我更希望展示的是70年代军事政府对人权和劳工运动的压迫，成为了这一切的导火索。
如果我在90年代写这本书，获取资料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但我是在2012年冬季开始写作的，所以能从5.18研究中心和5.18文化基金会等机构获得大量资料，所以我真正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如此庞大的资料中找到方向，尤其是有数百人的书面证词，累计超过两千页，仔细阅读这些内容对我而言非常重要。但从根本上说，我希望这部小说不必承载文献的功能，而是成为一部关于人性的文学作品。
Q：你是否也进行了采访？
A：我不想让遇难者的家属或受害者再经历一次采访，因为他们已经提供了太多次证词，我觉得这样不太妥当。相反，我会与我认识的普通人会面，询问他们关于光州的事。他们在何时第一次得知？知道这件事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帮助，从有关我不知道的珍贵文献信息，到1980年代初大学氛围的描述，这些都是我在那个时候作为孩子并没有亲身经历的，还有那个时期审查办公室的氛围，这些细节正是我所需要的。我非常感谢那些以这种方式向我敞开心扉的人。
Q：《少年来了》中充满了徘徊的鬼魂——大屠杀的受害者。你能谈谈韩国文学和民俗中鬼魂的传统吗？它们在《少年来了》中的出现与快速工业化与传统韩国信仰体系之间的错位有关吗？
A：这些鬼魂的存在与传统韩国信仰体系并不完全相关。即使在韩国，这种“魂”（在英语中既不是幽灵也不是灵魂）的形象也被视为非同寻常的事物，我也常常被问及。在第二章中，魂能够知道某人是否已死，却不知道他们是谁，彼此的存在感知如同细腻柔软的触感。在第五章中，当善珠想象东浩的魂轻轻靠近时，正是带着这样的感觉。
在写《少年来了》之前，每当我想到魂，我总将它们视为柔软、苍白的存在。我的一位写诗的大学前辈曾说，“如果有这样的灵魂，或许它们就像人们在陷入爱情时心中顽强闪烁的面孔。” 我的想法大致也是如此，魂似乎是一些细微摇曳的东西，就像影子。
在《少年来了》中，死后的世界没有神也没有救世主。魂仅在他们的尸体上如影随形地闪烁，记忆着他们的生与死。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是生者，都应负有责任。
Q：当代的韩国“民族”文学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你觉得《少年来了》与它共享或是回应了哪些主题？
A：我不认为“民族”或“文学”有单一的概念。相反，我一直对语言充满兴趣。我喜欢思考一门语言所蕴含的文化深度、复杂性和细腻的层次。我非常感激用韩语写的诗歌和小说，因为我青春期时一直沉浸其中。
《少年来了》与林哲佑的《百年旅馆》有着共同的主题。作为年轻人，林直接参与了光州起义，作为作家，他一生都在审视为光州作证的工作。他的代表作《春日》是五卷本的小说，重构了光州十天的民间政府。《百年旅馆》是他随后出版的作品，虽然比《春日》短得多，却不仅哀悼光州，还哀悼整个韩国的二十世纪。尽管如此，我仍不确定这是否可以称之为“民族文学”。
Q：最后，你能告诉我们你下一本书的创作进展吗？
A：不久前，我写了一本难以分类的非常短的书，一种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作品。它定于今年六月份在韩国出版。有一位艺术家正在准备围绕这本书制作的装置艺术，因此将在首尔举办一个与出版同步的展览。
至于我的下一部完整小说，我正在创作另一部三部分的作品。与《素食者》类似，它将是三部独立的中篇小说集成一本；我已经完成了第一部分，目前正在写第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