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应该起的作用

曾园

“醒着的人”

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教授去世后两年，他的两卷本文集《讲述中国历史》中文版出版了。此前他的许多著作在大陆出版并引起强烈而持续的反响，尤其是《洪业———清朝开国史》，被称为中国断代史的杰作。《讲道的艺术》一书作者亚兰所说，“‘权威’多因‘引述’而成就。”魏斐德因为被中国学者在写作中频繁引用变成了中国历史学的“权威”，他的许多史学观点进而成为大陆历史学研究格局发生变化的隐秘潜流之一。有识者甚至认为，魏斐德被引用过多，而真正沉下心来阅读其人著作才是当务之急。在中国历史学界，历来“他者”与“权威”无法形成交集的局面也因此有了些许改观。毕竟，一国历史往往犹如一国人之“家谱”，商讨“家谱”，外姓人能躬逢其盛已属不易。

这本书能让我们更准确地了解他治学的思想与西方汉学发展的脉络，熟读他著作的学人更因此书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魏教授其实属于伯希和、沙畹、狄百瑞、牟复礼、杜希德那一代伟大汉学家们，但他的确又活在当代，如傅高义（Ezra F.Vogel）教授所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整个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的大小还可以驾驭。而今天，中国研究领域的广度与深度都超出了任何个人可以把握的程度。但是，“假如在我们这代学者中有任何一个基本能跟得上全领域所有学术新发展，同时以自身的具体研究继续做出知识贡献的，即非魏斐德莫属。”

很少人能像魏斐德教授那样，将自己的学术视野扩展得如此广阔。众多学者都提到魏斐德教授勤奋的一面，对中国史学“激情洋溢且经久不衰”，同事的小聚他照例从不参加，他取得成就的原因就是“从不搞权术，不花时间拉织关系网，还有就是减少睡眠”。魏教授的姓“Wakeman”的含义“醒着的人”因而时常被人提起。

但另一方面，以魏斐德为代表的西方中国学的“突然”兴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数百年来的耶稣会的研究、积累工作、法德日等国的汉学、美国作为“世界历史上寿命最短的霸权之一”的跨文化研究、汉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翻译（如余国藩的《西游记》、康达维的汉赋翻译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是最接近本意的阐释———如果存在“本意”的话）都是他们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的扎实基础。

广泛的理论视野和工具

“我生于1937年12月12日，也正是日本皇军在南京放开手脚进行为期三周的奸淫掠杀开始的那一天。”多年以后从事中国历史学研究卓有成效时，魏斐德才意识到冥冥之中的“安排”。这是1992年，他在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时作了题为《远航》的演讲，他回忆自己富裕童年中的一次旅行，这次旅行重复的是哥伦布的第二次航海路线，乘坐的是家里的双桅船。身为成功小说家的父亲给了他一本书，内容是哥伦布的旅行，书名叫《海上将军》。这自然是富裕家庭教育子女的方式。书本身不错，但魏斐德对港口上关于华人劳工的谣传更感兴趣。演讲慢慢转变成到中国人与海上航行、郑和、中国的政治上来。最后的落脚点是加州的文化多元。这是本书的开篇。

文集分成两卷，一共有七章。上卷第一章讲的是“中国与世界”。然后是第二章“明清时期”，第三章“晚清与近代中国”。下卷第四章是“民国时期的上海”，第五章是珍贵的“关于中国史学”，第六章“国家与现代化”，第七章“民族与革命”。每一章前面都有本领域的专家介绍学术背景、主题含义、作者研究思路。比如说“明清时期”的引言由史景迁来撰写，“中国史学”由周锡瑞撰写，“民族与革命”由裴宜理撰写，可以说都是该领域的重要权威。

文集还有9篇附录，是魏斐德所写的书评。其中有对《红楼梦》、《西游记》小说翻译的评论，有对同行著作的商榷，其中对孔飞力的名作《叫魂》的分析深刻而坦率，对于此书值得商榷地方的无情面揭示会让读者对美国的历史学界肃然起敬。

读者阅读过魏斐德著作之后的最大感受是他拥有广泛的理论视野和工具。裴宜理（ElizabethJ.Perry）教授甚至说，“早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风行于美国历史学界数十年，魏斐德已洞悉政治性地建构历史自身所具意义的重要性。”

在讲到明末清初那段令汉族读者扼腕叹息的历史细节之前，魏斐德告诉我们，明代末年全世界都因为太阳黑子造成了粮食减产，通过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微观分析，以及广阔的比较背景下研究意识形态和宏观社会分析，中国人“利用制度性的控制和财政政策，成功地克服了这场危机所带来的问题”。这种极富启发性的眼光能帮我们重新审视历史。

有一种说法认为魏斐德教授一直没有去更闻名的高校，一个原因是伯克莱大学的社会学系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许多社会学的新成果能为他提供对材料的新解读方式。在学术上一生求新的魏斐德不满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宏大模式，他指出费正清很多想法来自于蒋廷黻。在细节上为避免用宏观模式将史料“屈打成招”，他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发展出了一种晚清社会“官府—绅士”平衡的解读方式来观照史料———“绅士与官府这两种力量总是在跷跷板上不断地平衡”，十分奏效。另一方面，对于蒋廷黻暗示儒家思想日趋僵化，没有西方思想的冲击就没有更新能力这一方面，他吸取了余英时先生的不少看法。这赋予他的著作既新颖又扎实的风格。

令人惊愕的是，魏斐德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跨国界的比较性研究》中对学术界荒疏的“文化分析”表示不满，更抱怨“我们缺乏适当的分析范畴”。“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在概念上和结构上都不精确、不定型的时期……我们已失去对今天世界上的事件进行概念化、模式化和系统理解的能力。”他对自己的要求如何严苛都可以理解，但他的指责是否暗示着他认为社会学界没有提供更多的新成果？

魏斐德与中国

熟悉魏斐德著作的读者会对第五章感兴趣，《关于中国史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在南京与四位历史学者的对话》，该文写于1974年。在改革开放之前，魏斐德以翻译身份随同美国一个草药学代表团来到了神秘的中国，中国政府答应了他要求与中国历史学家见面的要求。从他与当时的中国历史学家的对话看来，魏斐德并没有透露出分享史料的想法，他对中国学者所受到的限制非常同情，而中国学者也力图表明虽然国家封闭，但对“费正清”、“日本人的说法”并不陌生。魏斐德对“批林批孔”运动对学者们的影响表示了同情，但学者们谢绝了这种同情。

离开中国之后，魏斐德一直保持着对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四人帮”一被粉碎，魏斐德立刻向美国同仁通报中国学术界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南京的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源及开放条件。他在《中国历史档案新近解密》中总结道：“1979年起已有超过1500位外国学者使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这批原始真迹对于我们这批学者而言简直是如获至宝。”1979年来华的美国历史学家就有孔飞力、裴宜理等人。而周锡瑞1979年到山东大学访问，分享了60年代山东大学所作的口头历史调查资料（即山大师生对仍健在的义和团成员的采访）。

国外学者对材料的饥渴与研究时的榨取心态凸现了国内学者对珍贵材料的熟视无睹与束手无策。国内的教授们时常提到国内研究者缺乏“问题意识”。这当然是对的。邓小南先生在《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的序引中写道，所谓问题意识，是指研究者需要通过思考来提出问题，把握问题，回应问题。诚哉斯言！不过，思考的前提是不满。鲁迅讲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中国在教学活动与教材编写方面，似乎一直不太主张培养学生的不满心理。那么思考又从何而来？即使是有了真正的思考，最初宝贵的“idea”是否能顺理成章地生长为一篇论文？这个恐怕也有难度。问题意识更经常地转变成了课题意识，进而成为一套简答题、选择题，或者通过另一条道路成为通俗历史写作。但即使在这条道路上很多学者也没有走对（比如说在“百家讲坛”讲述历史的学者），本雅明说过，批评家就是要证明普通读者读错了。美国历史学者陆扬有相似的说法，他认为“史学家应该给大众一个挑战，要让大众感到自己以前的史观是有问题的，让大众意识到他们以前对历史发展的看法是过分简单了，这才是史学家应该起的作用”。

针对学术性写作，魏斐德婉转地批评了中国人的学术观：不论是异端还是儒家传统都认为，学问就是精通一系列的道理。这些道理有不同层次的意义。所以，学者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认为，只要根据更深一层的意义，就能发现另一种奥秘。如同太极拳打了几年之后，才直觉地了解它的运动意义一样，一个文人只有熟记所有的经典，才能掌握它们的意义。这种关于技能、学识的奇特观点，就是传统思想的一般特征。对这种说法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读解，所谓的“精通一系列的道理”是不是“做学问先要做人”？而所谓的“奥秘”则将学术和巫术、气功混为一谈，需要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去慢慢领悟。

好人才能做出学问的信念是否凸现了监督的缺失？监督的缺失是否说明了“学术共同体”的不在场？钱钟书先生都说过，学术只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恐怕是激愤之言，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西方汉学界几百年如一日地积累学问，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激发，到今天才成就了魏斐德本人以及他的后辈学人。

此书在很短的时间内汇集了魏斐德教授的论文，可惜在制作上稍显粗糙。加之价格不菲，恐普通读者未免退缩。希望第二版能再精细一些方不负西方夫子的一生辛劳。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