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不是从未中产过

原文发表在公众号“无知路上”

中产阶级历来是自由主义者的精神寄托，他们坚信中产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人类进步的源泉，反正不是股票市场的韭菜。与之相对应的，近几年左翼开始发展出一种中产批判和市民批判，指出这一群体多半伪善和自私自利的特质。应当说，这种市民批判比起一般阶级还原论要高明，认可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但是，这样的批评方式确实存在着打标签的倾向，反而固定化了中产身份。本文旨在展现“中产阶级杂多-中产意识形态霸权”这一纽结，从而讨论这种并置同时又不平衡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

中产阶级“既真又假”

在西方语境里，发达工业国家基本上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国家”，在60年代的日本有“一亿总中流”（然后我发现国内居然有一个基金叫“一亿中流”），今天的美国两党也要称自己是代表工作人口（working people）。这并不奇怪，即便在冷战时，两大阵营的对抗显得一切都是“姓资姓社”问题，两边的辩论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也不可能是完全对称的。一个最直观的案例是，社会主义阵营从不把他们所参与其中的世界局势称之为“冷战”：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爱好和平。这种错位的一个构成部分，就是中产阶级概念——基本代指为有良好教育的、白领的中等收入群体。在这些描述里，中产阶级既是一个描述性概念（白领、中等收入群体）又是一个规范性概念、一个可以欲求的目标（《新周刊》2016年佳作选的标题为“人人过上中产好生活”），同时有一种内在的政治意涵（如果存在这样的阶级，就说明马克思是错的，中产是社会主体，不需要革命来帮助无产阶级）。

与之相对应的，西方左翼的一个最常见的宣传话语就是“中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大众的意识形态！中产阶级根本不存在。”对于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当然不是什么大新闻——根据是否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来说，确实只有两个阶级。因此，中产阶级生活不稳定并非例外状态，而是常态，说到底，本质上大家都是打工人。所以，真正的解决方案是：放弃幻想，准备斗争！然而，在这样的一个讨论中，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被简单地还原为了一个谎言，但意识形态并非“虚假意识”。相反，意识形态总是“既真又假”的，它总是能俘获一些实证材料同时生产出虚假的且通常是非常直观的因果关系。我们就拿性别问题为例吧，一般的父权制意识形态都会或明或暗地假定男性的主导地位。而正如麦金农所说：

“男性既是又不是虚幻的。当它证明自身是正当的时，也就是当它是自然的、普遍的、不可改变的、天赋的、并道德上是正确的时，它就是虚幻的；但是它是权力的这一事实却不是虚幻的。权力是一个社会关系。”

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工作是类似的：把中产视为和男性类似的范畴，一方面认识到中产（男性）在社会关系中并非均质，内部还存在很不同的分层；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中产（男性）意识形态在这个群体里具有的霸权地位。实际上，这种非均质性反而维系了中产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我们会使用印度的案例来阐释这个问题。

新中产的双重存在

2006年出版的《印度新中产阶级》（India’s New Middle Class: Democratic Politics in an Era of Economic Reform），该书并不像傅高义的《日本新中产阶级》那样，是对一个社会群体的简单描述——值得一提的是，傅高义于1972年出版的原书迟至2017年翻译进国内，这与其说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落后”，不如说是中国社会本身现时的需要——相反，其采取了一种解释学的路径，既关注印度新中产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强调其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该书既能帮助我们加强对印度的理解，更有助于处理中产阶级一般的理论问题。

1991年，印度开启了其经济自由化改革进程，正式告别了尼赫鲁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拥抱市场。一般认为，改革产生了一个受益于新市场经济模式的新中产阶级，这个身处城市的阶级从事于和全球化相关联的服务业，并且享受到丰富的消费品（彩电、汽车、冰箱），脱离传统政治与文化。如果你觉得这种描述很熟悉的话，这确实就是普遍的对中产阶级的理解，这个描述没有什么“印度性”可言。然而，作者莉拉·费尔南德斯（Leela Fernandes）指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从文化建构上说，将印度中产的意识形态特征归结于消费主义还是过于单薄了，消费主义之中还包含了其他含义；从社会经济上说，中产阶级这个身份界定总是会很模糊，比方说大都市以外的小镇乡村中产阶级该如何划分？新中产和中产阶级是不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新中产这个术语是不是掩盖了宗教、性别、民族等其他断层线？就前一个问题，作者通过访谈面向中产的广告商，发现即便是国外知名品牌，想要落地仍然需要结合某种印度内容。下面这个空调广告唤起了现代印度和传统印度之间的对比。通过采用苦行僧的东方主义形象，这则广告表明，这种商品可以在拯救印度摆脱落后和贫困的情况下，而不取代印度的文化传统内核。

而印度品牌也在调用新中产形象的同时，展现与外国商标竞争的民族决心。例如在这个《印度时报》的广告里，图片中间是一位印度新中产在一个壳牌加油站阅读《印度时报》，抬头则写着“壳牌公司，始于1897；《印度时报》，始于1838”。

总之，即便是我们所认为的最纯粹的消费主义，仍然不可避免地要与某种民族社会内容相结合，实际上和民族主义并行不悖。新中产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新的、崛起的印度形象，即：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印度；你怎么样，印度便怎么样；你是什么，印度便是什么；你有光明，印度便不黑暗！2004年的瓦杰帕伊政府在寻求其连任时，发动的“闪耀印度”（Shining India）运动正是抓住了这种时代命脉，然后出人意料地输掉了选举。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会再提到。这里或可以提示这样一句：虽然你怎样，印度便怎么样，但是你说英语，最广大印度人民群众便听不懂。

就后一个问题，作者指出，新中产的身份认同正是一种管理中产群体内部不均衡状态的方法。也就是说，不均衡和不稳定本身就是新中产身份的构成部分。新中产既是被新的社会经济体制所生产出来的，又是建立在之前的不平等社会结构上。举个例子来说，认为自己不够中产的观念，常常能够催发对中产的更多认同。只有真正的富人才会说：“其实我也不是很有钱”。作者访谈的一个时尚杂志编辑称：“我们是梦想售卖家……我们是写给那些不能轻易买得起但是渴求这些商品的中产阶级”。通过这种方式，中产意识形态从城市渗透到乡镇农村，同时建立起其支配性地位。

更关键的是，如果把视线转向劳动力市场，就更能够发现这里的微妙之处。虽然一般叙述都认定新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是市场化不仅对国有企业产生了冲击，私营企业的就业模式也经历了转轨。由于印度在改革开放就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此体验自然更为深刻。一方面，企业高管的收入和奖金都在大幅提升，还有许多额外的奖励（高级夜总会的会员资格）；另一方面，即便是白领员工企业的岗位流转率也很高，一些工作刻意保持了不稳定状态。在作者做的一些访谈中，由于之前管理者出走，许多领着秘书工资的员工被迫承担了一些管理层职责。并且，印度新经济中的外包不应视为一种偶然，而恰恰是印度通过市场化嵌入世界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延伸后果。

然而，新中产阶级并没有因此反对改革开放，相反的是，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策略来应对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这其中就包括参加各种语言速成班（这里的语言既有英语也有C++）、私营教育培训机构乃至MBA项目。在这里，个人对利益的渴求套上了增长个人能力的外衣，就连上文说的那些被迫承担管理层职位却仍然拿着秘书工资的不稳定白领也认为，至少这些经验有助于自己的下一份职业。就这样，频繁换岗不再是一种问题，通过“以人为本”，而变成了“危机既是危也是机”这样的话术，个人化的解决方案确保了新中产对新经济体制的认同。这里多少有些讽刺的是，个人化解决方案的一个构成条件就是不断私有化的教育产业。而在这个过程中，新中产阶级一方面要求国家减少对公共学校的支持，另一方面却花了更多的金钱来获得私营学校的培训。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年会不能停》，该片主要直击白领群体痛点，通过一套组合拳，对齐了基层工人和白领的颗粒度，最终破除闭环（嗯？）。但是，不难发现电影里基层工人的桥段完全是“下岗”故事的复刻，可是该企业却是“改革浪潮中的先锋”——起点就是私企。在现实生活中，一个私营工厂倒了，蓝领工人们在能拿到拖欠工资的情况下也不见得有什么保厂子的执念。这种错位证明这种“下岗”故事是唯一可合法调用的文化脚本，也证明了白领在自己斗争中的“失语”。而“失语”的背后，正是强有力的新中产意识形态，所以不奇怪的是，除了《年会不能停》不够激进的批评外，还有一种认同于电影中反派角色的声音：因为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

新中产的政治

在这种情况下，新中产的政治形态会是如何呢？一般政治科学的路径会通过民调和投票模式来总结不同群体的政治观念。在这种思路下，印度新中产不具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性：整个社会对于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关注度都不高；新中产规模不大，投票率也低（印度上层阶级投票率总体都低）。然而，作者识图挑战这一观念，指出新中产的政治影响力需要从其他地方去理解，这包括了新中产的城市政治和对全国政治话语的参与。

新中产的政治舞台是城市空间。新中产建立了各种市民自组织来推动各类议程，这些议程写作保护城市卫生与环境，读作清理边缘人口。拿孟买来说，这座城市曾经和上海一样，都是工人阶级的城市。纺织业曾是这个城市的骄傲。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纺织厂主关停企业，把土地出售以获取高额利润，失业工人们成为了小摊贩。但是，新中产不会这么看问题，他们不会把孟买的小摊贩视为经济重构的结果，而是当作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城市“纯净化”构成了新中产城市政治的主轴。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点上新中产和政治国家的诉求基本是契合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标语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了构建全球城市以吸引资本投入，邦政府和市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核心是清理贫民窟与小摊贩——以提供一个美学景观。这种新中产和国家的联手自然也会带有性别色彩。比方说1996年湿婆军（Shiv Sena，主要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活动的右翼政党）政府规定晚上八点半以后女性员工不得在酒吧和餐厅继续工作。明眼人都明白这是保卫“正常”性别秩序的道德保守主义。事实上，我参加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博士的研究题目正是新中产房东对单身女性租客的排斥——而这位博士本人就深受其害。

放在全国层面，新中产认为政客都非常的腐败（这一点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另一方面（这一部分是没有道理的部分），从70年代开始印度的少数群体（低种姓群体和部落民）都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并扩大其对国家的影响力，新中产就认为政客们为了选票迎合这些少数人的诉求，倾斜了许多政府岗位资源和社会福利，而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政客的代表，实际上是弱势群体。这样的话术自然不止于印度。所以，不奇怪的是印度新中产大多都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支持者，认为穷人都是自找的而穆斯林图谋不轨。这种话术更深刻地影响了印度政治。

上文提到的2004年“闪耀印度”（Shining India）运动既体现了新中产的能量也体现了其局限。一方面，该宣传活动旨在强调印度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充满机遇之地，一切都好起来哩！这显然是新中产对于国家的愿景。另一方面，反对党国大党指责说，更广大的印度人民群众完全没有享受到这些“闪耀”。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失业和贫困极其普遍。然而，国大党上台之后，虽然提供了一些社会福利措施，在整体基调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说到底，辛格正是推动了1991年改革的时任财政部长。所以，新中产在直接的选举政治中表现并不显眼，也谈不上控制了国家政权，但是其对国家政治议程的影响颇为深远。总结来说，印度新中产（和其他国家的新中产）并不必然反对民主政治，然而其改写了公民权的含义。在新中产的政治设想中，理论起点为消费者公民，其产物则是排斥性的市民文化。

结语

从历史上看，中产阶级并不是没有提供过什么好东西。然而，这个“好”不能以一种回溯性和线性的视角去提炼。就拿民主政治来说，公民投票权似乎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的权利，从少数富人到多数富人，再到全体男性公民，最后到女性。这里的“进步”仿佛随着时代的“进步”自然而然地展开的。但是细究起来，以财税为依据的公民权和作为普遍人权的公民投票权属于是范式转化之差别，绝对谈不上“不忘初心”的设计。这自然是群众运动的结果。因此，对于中产阶级，自由派可能持有常见的改良态度（“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全倒了”），左派则可能为了其激进姿态变为（“必须把婴儿和洗澡水都倒了”），但一种更合理的路径恐怕是“把婴儿倒了，洗澡水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