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庞亮｜卢梭：“我要变成植物”
编者按：让-雅克·卢梭喜爱植物，但这种情感断断续续，看上去只是一种无聊时的消遣。然而，如果仔细品味卢梭传记作品与通信中有关植物学的文字，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同的卢梭和他独特的植物学：卢梭所喜爱的并非那恼人的分类与命名体系，而是一种感受性的、主体性的、想象性的植物学，它萦绕于卢梭与他人的交往和情感之中，贯穿其一生，帮助他沉思与体验自然之趣、滋养和净化灵魂；在与自然交融的快乐时刻，卢梭便是最爱人的人。
作者简介：庞亮，巴黎大学政治哲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国际霍布斯学者协会秘书，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社会理论。与Yves Charles Zarka合编Hobbes: Le pouvoir entre domination et résistance，在Cités, Rivista di storia della filosofia, Bulletin Hobbes等撰写文章数篇。
文章来源：《读书》2024年1月
一七六五年八月一日，正在莫提耶避难的卢梭给弗朗索瓦-亨利·迪维尔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到：“我的脑中只有些草堆，某天清晨，我要变成植物。”这个想法十分古怪离奇，似乎与卢梭历来对人的看重并不一致。或许，这是因为他已痴迷和沉醉在植物学研究之中。卢梭在《忏悔录》中告诉我们，当爱上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他便会忘掉其他一切，没有什么能够分散他的心。
的确，神与自然创造了植物，它们若未堕入人的手中，那便是好的。植物生长于自然环境中，总要必然地与水、阳光、土壤等自然条件发生根本关联。植物的这种自然性为人亲近自然、了解其奥秘提供了最直接的路径。但是，与其他研究植物的知识（如药学）相比，植物学为何独得卢梭的青睐？
纵观卢梭的一生，他对植物学的兴趣起起伏伏。卢梭在信中不时向朋友抱怨研究植物时遇到的种种困难，他甚至产生过放弃植物学的念头。事实上，卢梭确曾出售自己的植物学藏书与标本集，也曾停止采集标本的活动，但他很快就重新拾起了对植物学的热爱——在长逝于埃默农维尔时，他刚刚采集植物归来。令人好奇的是，卢梭为何不断放弃又不断重拾对植物学的兴趣？这是否意味着卢梭植物学之趣的消失与复生？卢梭的植物学是否等同于标本的采集与制作、专业书籍的评注与写作？卢梭所热爱的植物学究竟是什么？
为了解决这些疑惑，我们将翻阅卢梭的生命史，考察他在生活中与植物发生的关联；同时，我们也将分析卢梭有关植物学的理论叙述，以期更为完整地理解这门学问在卢梭人生与思想中的位置。
人们一般将卢梭对植物学产生兴趣的时刻标记为一七六二年，正是卢梭因出版《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尔》而遭受巴黎与日内瓦当局迫害之时。卢梭避难于纽沙戴尔的莫提耶，在这里，他开始了解林奈的著作，阅读有别于林奈分类体系的伯尔尼植物学家们的作品，并进行植物采集与标本制作。不过，我们会发现，卢梭与植物学的最初邂逅远在一七六二年之前。在《忏悔录》中，卢梭回忆起自己如何与成为伟大植物学家的机会擦肩而过的往事，也记叙了早年与植物有关的经历对其后来生命的影响。
在卢梭看来，植物学是最适于其自然品位的研究；但他对植物的自然之趣在少年时被抑制，未能得以萌发。卢梭幼时常在乡下采摘植物，但他轻视与厌恶这一活动，因为彼时的卢梭将其与药剂和医学混为一谈。卢梭心爱的华伦夫人虽然十分喜爱植物，但她爱的只是可用来入药的那些。对华伦夫人的炽爱并未让卢梭减少对药剂的厌恶：阿勒是华伦夫人与卢梭共同的爱人，一次，他与华伦夫人发生了争吵，一气之下服用了鸦片酊，好在卢梭与华伦夫人及时将他抢救过来——植物的毒性险些杀死卢梭的密友，也令卢梭与他心爱的“妈妈”惊慌忙乱。而阿勒最终仍因草药而死：他在一次采摘罕见的苦蒿时感染了胸膜炎，用于治疗此病的苦蒿却未能挽救阿勒的性命，卢梭尚未萌发的植物学之趣也随着所爱之人的逝去而中止。晚年的卢梭对有毒的药剂更加拒斥，他在《卢梭评判让-雅克》中告诉世人：他所从事的植物学活动本是亲近自然的消遣娱乐，却被敌人污蔑为炼制毒药、毒害他人的行为。药剂似乎可以治病救人，但在卢梭眼中，毋宁说它是毒物，既害人性命，也扼杀灵魂。
对药剂与植物毒性的厌恶贯穿了卢梭的全部人生。在他看来，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感受性的存在。卢梭热爱植物，他首先被植物的颜色、气味、形状等吸引。从卢梭的记述中不难看出，令他愉悦、快乐、陶醉的植物往往有着美丽的颜色与芬芳的气味。甚至，颜色与气味也成为他描述、定义与分类植物的标准。最单纯的感觉使卢梭厌弃药学，他讨厌草药散发的难闻气味，而自然的美丽花草被碾得粉碎、化为汤药，这更为卢梭所不喜。若植物学本质上便是药学与医学，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卢梭未能对之产生兴趣。
尽管华伦夫人对植物的喜爱未能激发少年卢梭的植物学之趣，但二人在夏梅特的一次经历却为卢梭打上了这一兴趣的烙印。在与卢梭爬山途中，华伦夫人偶然发现了仍在绽放的蓝色长春花，卢梭当时并未在意，只是匆匆一瞥。之后的三十年间，卢梭再未见过也未曾留意这种植物。直至某次他与迪佩鲁到山中采集标本，卢梭再次遇见了它，并满心欢喜却无意识地叫喊出华伦夫人发现长春花时所说的话。从词源上看，长春花意味着对严寒与艰苦环境的抵抗，也意味着某种情感的依恋，这一意象性植物帮助卢梭再现了少年时与华伦夫人共处的甜美场景，在这种意义上，卢梭喊叫与情感的对象似乎是回忆中心爱的“妈妈”，当年她发现了长春花却未得卢梭的留神与回应；这一对象甚至可能是陷于回忆中的卢梭自己，如若卢梭与“妈妈”的角色叠合并体会了她当时的情感。
尽管卢梭在少年时因多重原因未能对植物学产生兴趣，一七六二年，他才开始严肃系统地学习植物学的分类与命名方法，但是，年少时与植物相关的种种体验均在卢梭的生活、思想与记忆中扎下根须，其中更夹杂了卢梭与爱恋之人的情感关联。这样看来，卢梭对植物学的兴趣深受早年经历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亦可能是负向的、潜在的。甚至，在广义上，卢梭的植物学之趣就始于这些早年经历。难道，对卢梭而言，植物学就只意味着科学地研究植物的分类与命名吗？
自一七六二年起，卢梭多次或独自或与好友一起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卢梭的好友弗朗索瓦-路易·德舍尔尼在《论卢梭与十八世纪哲人》中记录了与卢梭等人于一七六四年在汝拉山采集标本的经历。德舍尔尼对植物学并无兴趣，卢梭等人的喋喋不休令他十分厌烦；但除卢梭之外，只有德舍尔尼懂拉丁语，因此他不得不教其他人林奈的植物命名，不过，他也从中享受到了某种自尊与报复的快乐。德舍尔尼在采集活动最初的短短数日记下了三百多种植物名称，并以此为傲；而卢梭却对此不乏戏谑和嘲讽。很明显，在卢梭眼中，真正的植物学并非在于牢记多少拉丁语植物名称。
波特兰爵士夫人是卢梭的密友，二人因对植物学的热爱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有许多书信往来，卢梭称赞其为真正的女植物学家。他们经常交换花草、种子、植物学著作、标本等；有时，夫人会送给卢梭稀有难得的植物。然而，有一次在夫人给卢梭寄送植物学书籍后，卢梭于一七六六年十月八日的复信中表露出了厌倦的心绪：“我不再记得我读过的东西了。”“我不再记得这些书了。”卢梭看到植物，也不断忘掉它们的名字，因为他的各项官能已随着年纪增大而渐渐衰退。《漫步遐思录》记叙了相似的感受，记忆的减退令卢梭难以记住植物的名称，体力的衰弱使其难以去野外采集标本；这些客观的困难使得卢梭看上去放弃了植物学，不过，卢梭不久又恢复了对它的兴趣。但是，如若身体的老迈阻碍了植物学的实践活动，卢梭的植物学之趣又如何复生，甚至变得更加强烈？
至此，我们看到了理解卢梭植物学之趣的另一种可能：卢梭所爱的植物学或许并非是一门以拉丁语来命名和分类植物的科学，本质也不在于采集标本、收集珍稀植物等活动。如果我们考察卢梭在理论上对植物学所做的评判，这一可能将得以确证。 在系统地学习与实践植物学的同时，卢梭留下了许多有关植物学的文字。除去《忏悔录》《漫步遐思录》《卢梭评判让-雅克》以及大量书信中的零散段落外，卢梭在与德莱赛尔夫人的八封通信中细致地讨论了如何学习并向其女儿讲授植物学；卢梭也试图编纂一部植物学词典，可惜并未完成；他在阅读植物学家的著作时，也留下了大量的评注；他所制作的标本集更是其植物学理念的最形象的记述。这意味着，植物学并非卢梭生命中可有可无的边缘性活动，而与其思想紧密关联；而且，并非任意一种有关植物的知识都是卢梭心中真正的植物学。
前文已经谈到，卢梭对药学与医学的厌恶与个体感受和少年经历紧密相关。而在未完成的《植物学词典》中，卢梭直言，植物学自诞生之日起就遭遇到的不幸便是被视作医学的一部分。人们只热衷于钻研植物的医药功效，而不关心它们自身的知识；这其实缩减了植物研究的空间，使人只关心那些惯用的植物，并赋予其人们所欲求的价值，如此一来，植物的自然链条便被打破了，人们只在意那些有用却断裂的链环。卢梭的这一态度与他对时下道德学家的批判几乎一模一样：道德学家们夸夸其谈，打造礼仪、德性的诫令，他们真的了解人的本性吗？愈发崇尚与遵循这种文明与道德的人，难道不是愈加处于一种破碎零散的状态，而失去了自然的整全吗？
医药学研究与植物的自然本性背道而驰。人们将自己禁闭在实验室中研究植物的物质成分，却不到自然中游荡漫步、观察植物的奇妙构造；医学和药学使人只在效用与技艺的层面上关注和利用植物，却忽视了自然赠与人的最宝贵、最美好的色彩、气味与形状——它们对人的品位的培育与滋养无法用价值与效用来衡量。卢梭反复强调他喜爱的是那些不起眼的、简单的、普通且常见的植物，他的植物学是一种无意义的、不重要的消遣，这才是植物学的真正意义。人们利用植物来消除病痛，似乎确有其理，但卢梭提醒我们，疾病是人类自己的造物，自然人本不受疾病乃至死亡的困扰，草药是人愈发背离自然的结果，它们又怎能治愈人类的疾病呢？
医学与药学也造成了植物分类与命名的混乱。卢梭在《植物学词典》中展开了一番知识史的考察。起初，人们根据药用功效而偶然、任意地给当地的植物命名，于是，随着新的药用功效与植物的发现和替换，一些新的植物被赋予了旧的药效与名字，而原有的植物有了新的名字，有相同药效的不同植物可能有相同的名字，同一植物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叫法。这便产生了复杂难辨的植物分类与命名系统。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只在普林尼等前人的书籍中考察植物，而书中所提供的植物特征与名称让人难以在自然中辨认出它们。人们在植物分类与命名系统上花费了巨大精力，但它变得愈发复杂，甚至需要大段的拉丁文才能命名一种植物。这种情况直至林奈才得以改变，他极大地简化了植物的命名与分类。但不要忘记的是，林奈研究植物的最终目的是理解上帝创世的秩序与和谐，而非建立学究气的分类与命名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称赞林奈为真正的哲学家，也为巴黎皇家植物园最终接纳林奈的体系而感到欣喜。然而，人们是否只欣赏与研究园子中的花草就足够了呢？ 在《新爱洛伊丝》中，卢梭描述了世人所能实现的最完美的花园，这就是朱莉的花园，是人间的爱丽舍，在这里，四处都看不出人造的痕迹。在法式的花园中，道路被修得笔直，树木被剪成各种形状，草坪被规整为几何图形，篱笆与栅栏也要被精雕细琢，但实则都在败坏自然之美，因为大自然何曾使用尺规将一切安排得整齐与对称？中式花园也不为卢梭所喜，在他看来，中式花园以假山瀑布造景，处处想表现自然，却在整体上很不自然。而来自巴黎、伦敦等繁华都市的人还热衷于种植珍奇艳丽的花卉，这实际上只是他们的虚荣心作祟，在炫耀自己的财富与技艺，这与真正的自然之美背道而驰。更有甚者，一些园艺师培育出双生的花朵或嫁接的果树，其绚丽的花冠与多汁的果实却以丧失繁殖功能为代价，它们只是畸形的生物。在《植物学通信》中，卢梭对此做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人们为了自己的便宜而改变、去自然化了许多东西，这无可厚非；但人们常常损毁它们，在研究人造之物时却以为在研究自然，这不就是在自欺吗！花园便是一例，文明社会更是如此。
朱莉在建造花园时所付出的唯一努力，便是掩盖人为的痕迹；因此，圣普乐体验到了自然的乐趣。然而，不要忘了，花园终究是人造之物，自然在朱莉的指导下创造了它。若要真正品味自然的乐趣、与自然相融，那就要走出花园，到无边的自然中去，这就是为何晚年的卢梭回忆起在圣皮埃尔岛独自采集标本时，心中会充满喜悦。自然这座“大花园”为卢梭提供了无数珍宝，每株植物都会使卢梭通达自然与造物主的神妙之处，并构成他快乐与幸福的记忆。 在卢梭眼中，真正的植物学在于对自然之美的感受，用感官去认识花草的芬芳与色泽，而非沉溺于书本之中、记诵抽象的名词与定义，也非建立科学的命名与分类系统以准确辨认植物；真正的植物学在于从身边普通的花草中进入自然，摆脱世俗的功利，品味自然的趣味与奥妙，而非搜罗奇花异草、炫耀虚妄的技艺与财富；真正的植物学在于走出封闭的居所，在自然中采集标本并尽力保存自然之物的样貌与结构，而非破坏植物的原貌、发掘所谓的药效；真正的植物学在于通过欣赏自然最丰富、最美丽的产物来学习自然、沉思自然，体验生命之趣，减少无聊的消遣、平息激情的躁动、滋养自己的灵魂。这是卢梭为德莱赛尔夫人及其小女儿留下的谆谆教诲——即使不认识多少植物，人们也可以成为一名伟大的植物学家。
对年迈的卢梭而言，到野外采集标本不再是一件易事，尽管直到逝去，他仍在做这件心爱之事。这时，植物学更多地以记忆的方式存在。看着眼前的植物标本，卢梭能够回忆起采集时的种种情形，怀念起有共同兴趣的好友与乐事；想象进一步蔓延，与植物相关连的故人与往事纷至沓来，卢梭的心绪也百转千回，在被植物勾连起的记忆长河中，那剩余不多的生命似乎也得以延长；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植物唤起了卢梭对自然的回忆与想象，在这一意义上，卢梭不必身处自然之中，便可在遐思中与自然直接交融、体验自然的乐趣。
这便是卢梭独爱的植物学。他自童年起便与植物发生关联、产生兴趣，且从未放弃这种兴趣，那些看似厌恶植物学、摒弃植物学的言辞与行为实际上是为了摆脱人造的知识与活动、恢复真正的植物学所做的有意或无意的努力。真正的植物学是一门感受性的、主体性的、想象性的“学问”，它不以自然为客体，不贬低、轻视自然，不将人视作自然之主，而是将人带回自然，使人品味自然之趣，让人发现自身的自然性。在这种意义上，卢梭才想要变成一株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