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受害者，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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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惨案，口口相传，几十年后变成一则都市传说。在谜底揭晓的过程中，学术象牙塔中的厌女、权利不平等和性别暴力也浮出水面。而在这场公开的角力中，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
2009年，贝基·库珀刚满21岁，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读大三。她从朋友那里听说了这样一个离奇故事：整整40年前，就在同一所大学，考古学专业一位名叫简·布里顿的研究生，在公寓中被人重击致死，她的尸体被裹上毛毯，凶手还在上面撒了红色赭石粉，几乎完美重现了墓葬的仪式。四十年过去，这名年轻女性的死仍然是一桩悬案。
这个故事如同鬼魅般缠绕着她，无数版本，相互驳斥又彼此印证，如同一条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莫比乌斯环。而所有版本的传闻毫无疑问指向同一个人——考古学系声名鹊起的教授、简的导师卡尔·兰伯格-卡尔洛夫斯基。据传言，他和简在一次考古挖掘期间发展出婚外情，回校后简不愿结束这段关系，她威胁说要向教授妻子和校方告发他，最终他便将她谋杀致死。
库珀始终不能理解：如此昭然若揭的一桩丑闻，但凡掺杂一点真实的成分，怎么会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终于悄无声息呢？除了流言与猜测，沉入水底的部分又会是什么？
差不多10年后，贝基·库珀辞去《纽约客》编辑的工作，重返母校，住进大学时住过的宿舍楼，开始了她对这桩悬案的调查和写作。她旁听陷入案件漩涡中心的神秘教授的考古课，联系和采访简的朋友、同学、当年的男友、家人，以及所有如今还在世的案件执法人员；她阅读简生前的信件和日记，从哈佛大学档案馆调出陈年档案，和探案网站上了解这个案子的相关人员交流。她甚至用一个月时间在保加利亚做考古挖掘，模仿她死去的写作对象——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加接近这起悬案的受害者，还原她谜一般短暂的一生。
不仅如此，贝基·库珀还在现实层面推动了这个悬案的告破。她不断向执法部门提交信息公开请求，并向波士顿和剑桥警方以及米德尔塞克斯县和萨福克县的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提交案件记录请求，敦促警方重新启动针对简·布里顿案件的调查。
就这样，她重新走进了那个停留在23岁的女孩的生命，从她身上看见了自己，也看见了半个世纪间女性对抗不公的缩影。
在一次次潜入简的故事的过程中，贝基·库珀惊讶地发现：1960年，女性得不到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教职。1969年，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无论是终身教职还是副教授，均没有一名女性。美国社会留给那个年代女性的职业选择并不多——中产主妇，或是为男性群体效力的打字员、服务员，而“如果你1960年从大学毕业，你还是会穿着围裙、高跟鞋和裙子出现在厨房里，你得待在家里，不会出去工作”。（p.131）一直到2000年，女生的哈佛毕业证书还和男生的不一样。（p.79、141）
有时候歧视是明目张胆的：文化人类学家科拉·杜波依斯（Cora Du Bois）刚在哈佛大学任教时，是系里唯一拥有终身教职的女性，当她走过学校大堂时，其他教授会直接转身离开。（p.54）当人类学系终身教授艾尔文·德沃尔（Irven DeVore）被问到系里为什么不招收女性时，他回答说：“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想要有足够的实力进入哈佛大学，那她必须不能是个女人。”（p.224）
正如贝基·库珀在《追凶：哈佛一桩谋杀案和半个世纪的沉默》一书中所言：“简的故事之所以存在，或许就是为了替那些不能被轻易提及的不公发声。简代表的是系里每一位女性。她被杀害，象征着某种学术上的噤声。”
简·布里顿，少数几个从哈佛大学的姊妹校拉德克利夫学院直升哈佛博士项目的学生之一，通晓多门语言，擅长绘画，喜爱巴赫和冯内古特，还是个技艺高超的骑手。她的幽默极具破坏力，游走在刻薄和机灵的边缘。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如果正义是残忍的，不诚实是善良的，那我宁愿残忍。”
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尚未完全开放的性别文化中，简偏偏是不落窠臼的那个人。大学期间被陌生人骚扰时，她抽出了背包里的水果刀，果断朝对方刺过去。她的邻居吉尔·米歇尔将她形容为“战士”，“既不会放弃反抗，也不会原地僵住。她总会做些什么”。（p.83）
她专注于考古调查，挖掘过法国阿布里·帕托的山洞，登上希腊的火车，穿行在雅典的集市，利用课余时间绘制文物插图。她情感强烈、固执己见、不受外界评判的左右，认为“仅仅维持肉体关系而没有任何情感上的负累，是可以接受的”。（p.125）她愤世嫉俗，不知道隐忍为何物，活出了“一股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的架势”，几乎就是当时社会准则约束下的女性的反面。
尽管简并不需要一个男人才感到完整，她仍然渴望被爱、被关注。但在众人诸多版本的回忆中，她常常夸大自己和异性之间的交往，轻易地把自己交付出去，之后又被伤得体无完肤。那不是虚伪所致，而是感情上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1965年，28岁生日前夕，卡尔·兰伯格-卡尔洛夫斯基进入哈佛大学任助理教授。他身材瘦高，头发留到肩膀，穿皮夹克，骑摩托车，年纪和他年龄偏大的学生差不多一样。
简遇害后，流言蜚语很快传到了卡尔那里。他配合警方的调查，提供了储存在自己办公室的红色赭石，但他对这些传言深恶痛绝：“因为一具尸体上涂有颜料就认为和中东的仪式有关，这完全是捏造的。”（p.61）
1968年，年仅31岁的卡尔因带队伊朗叶海亚堆考古挖掘，而被媒体誉为“亚历山大大帝失落之城的发掘人”，他也因此而获得哈佛大学终身教职，成为考古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简·布里顿就在这次考古挖掘的队伍中，卡尔是她的导师。
贝基·库珀联系了和卡尔有过交集的人，发现在他们眼中，卡尔是如此复杂而多变：威严易怒、野心勃勃、浮夸、有魅力、压榨人、偏执、善于给学生以启发，他的热情和个人魅力对几届考古系的学生影响不小，同时他的学术成就却争议重重。伴随调查的深入，无数细枝末节浮出水面，加上她自己的观察、受访者对卡尔两极分化的评价，贝基·库珀在三种可能性之间游移不定：
其一，卡尔有罪，自导自演了一出闹剧嘲弄世人；
其二，卡尔被冤枉了，他不过是精心打造了自己的恶名；
其三，她被困在了自己发明的符号游戏中，没有出口。（p.197）
调查悬案，亦是将自己置于探案人的角色，在同怀疑的斡旋中补全故事线索。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贝基·库珀屡屡遭遇难题：和这桩旧案相关的人员，有的已经死了，有的不愿开口，有的时日久远难以找到；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让层层推理陷入死局。
更大的难题是，追溯陈年旧案，需要依托于各方讲述，而讲述必然掺杂着记忆的歪曲、涂抹、信以为真却未必真的东西、自以为好却未必好的东西。除了将拼图的碎片堆叠在一起，按图索骥，等待裂痕出现，让光透过来，似乎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也许这就是你我共同经历过的：每个人都怀揣着各自利益的考量、不可避免的偏见、有意无意的揣测；在交错复杂的人际网络中，没有人知晓绝对的真相，最终只有数个力量的博弈，在彼此的生活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无形之中，我们都被这类印记塑造着、影响着，形成了今天我们面对世界的样子。
在一个没有直接目击证人、叙事者不可靠的推理故事中，贝基·库珀本人扮演的恰恰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角色。这对她自己的生命力是一种极大的消耗，同时也考验着她的道德和良知。因为没有旁证，调查随时可以终止，怠惰或是闪躲并无人追责。
即便如此艰难，她依然坚持了下来。原因是在调查过程中逐渐清晰的——在贝基·库珀看来，不同版本的简的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并非是因为它们离客观事实有多近，而是象征着某种警示，“关于学术界的女性所面临的一则寓言”。它之所以存在，或许就是为了替那些不能被轻易提及的不公发声。（p.222）
在这个意义上，卡尔还有若干遭到怀疑的人，均是“受害者”，他们被迫扮演了本不该扮演的角色——为一个暂时没有答案的谜题提供一个答案。贝基·库珀深感自己在某种程度、某些时刻，也充当了流言的帮凶：“我想知道，把一个人困在一个剥夺其真相的故事当中，却让其他人发声，这是否合理？”（p.222）
书中写到这样一处细节：从简的好友伊丽莎白·汉德勒那里，贝基·库珀得知了一件事，简曾和她说起自己交往过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儿子，还被对方狠狠伤害了。伊丽莎白告诉贝基，她时隔多年才知道菲利普·罗斯并没有儿子，言外之意是简欺骗了她。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贝基从简的弟弟博伊德那里拿到了她写过的信，信中简向父母提及了一个叫杰里·罗斯的人，他其实是美国犹太作家亨利·罗斯的儿子，并不是菲利普·罗斯。
这件事让贝基·库珀内心五味杂陈，因为她也曾怀疑过简，将她视为不可靠的叙事者：“我们在全盘接受自己的记忆会出错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对她横加指责……这并不是我们将责难转嫁到她身上的唯一方式。即便当我们讲起那晚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在众多版本当中，简依然是那个犯了错的人。”（p.291）
这为简的故事增添了道德意味，贝基·库珀意识到：“将罪过转嫁给受害者，让我们得以和她的切身遭遇保持距离；只要我们不逾矩，灾难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她清醒地指出：“我们不自觉地将故事延续了下去，而最开始我们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自以为能借此克服父权制衍生出来的道德观。”
这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
如实回溯过去是可能的吗？
人的记忆如果不那么牢靠，那我们共同的记忆又如何被证实？
历史是可信赖的吗？
它由什么人讲述、为谁书写、目的何在，直接决定了它的真实性？
在采访简的男友吉姆·汉弗莱斯时，贝基·库珀遭遇了拒绝，他拒绝谈论和简有关的事。贝基这样写道：“任何有关简的故事注定要被污染、注定是有瑕疵的——人们讲述是为了当下的目的服务。”（p.387）有些时候，讲述是勇气；而另一些时候，沉默亦是勇气。
由此，贝基的担忧远超过简这个案子本身，而是某种集体性沉默导致的历史转向：“如果一种文化认可了记忆的局限，拒绝修复片面的真相，不鼓励怀旧，那种文化会是什么样子？集体摆脱一段历史会造成什么后果？我试着去想象，要是我们真的允许自己由它去，未来又将如何改写？”（p.388）
“我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受害者，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是。”
这是简·布里顿最喜欢的一句话。贝基·库珀将它钉在墙上，以为警示。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