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的“昨日世界”

关于南斯拉夫的叙事，无论是影视作品——库斯图里卡的《地下》《流浪者之歌》，还是文学作品——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疼痛部》《狐狸》，甚至赫塔·米勒笔下有着相同历史渊源的罗马尼亚，都述说着巴尔干历史的沉痛、挣扎和求索。

跟着这幅地图线路，在还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就被带入了巴尔干的叙事中。从斯洛文尼亚的边境城市的里雅斯特，到克罗地亚、黑山，再北上至波黑、塞尔维亚，南下至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最后在希腊雅典结束巴尔干的旅程。

刘子超在《血与蜜之地》中通过历史和现实的交叉叙事，进一步阐释了“民族主义”理念对巴尔干地区命运的影响。

18世纪末，拿破仑军队对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的入侵，刺激了民族主义理念在欧洲的蔓延。19世纪，民族主义的种子在巴尔干地区扎根，最终演变为泛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在共同的斯拉夫意识的影响下，它们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族意识，并最终在20世纪初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南斯拉夫。

但值得警惕的是，民族主义既是南斯拉夫王国形成的原因，也是导致它最终解体的原因。

“民族”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思考世界的方式，让我们得以理解周围的环境和历史，但人们并非天然的属于“民族”。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并非人类心理的固有成分，也不根植于我们的生物学本质。

“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构成民族观念的往往是相同的语言、文化、宗教、族群、历史观等。阿伦卡曾说新生的国家总是需要古老的事物，“古老的事物”本质上正是那些能够凝聚群体观念、文化与道德的东西，犹如房子的地基。

刘子超在旅行的23个城市中，跨越七国国境，五个民族，四种语言，三种宗教，两套文字系统。这组数字足以描述巴尔干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就像它名称的寓意——在土耳其语中，“bal”代表“蜜”，“kan”这个词代表“血”，这两个词组合成“Balkan”（巴尔干）。

他通过与不同身份、职业、教育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人对话——葡萄园被边境协议一分为二的庄园主、拿着南斯拉夫护照自由穿行于东西柏林的阿丽达、亲眼看到分界线另一侧世界的埃斯梅尔等，揭下巴尔干在政治舞台上的神秘面纱。

1992年，围城中的萨拉热窝对媒体而言“如同一座剧院，提供了观察战争的最佳位置”。在西方主流叙事中，巴尔干的历史创伤和文化冲突，使它接近于一个“完美受害者”形象，其“政治景观”意味常常盖过普通民众的核心诉求。也许巴尔干需要的，是他们自己的历史讲述者。

随着人口流动成为常态，“家园”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和情感上的归属地。身份认同也早已不再单纯地与出生地或祖籍相关，甚至不再局限于地理边界。即便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由于地区差异、社会阶层和经济条件的不同，“何处为家”的答案也会因人而异。某种程度上，文化、信仰和价值观都构筑了安顿自我的“家园”的形态。

深入巴尔干腹地的过程，就像走进巴尔干历史的毛细血管，与当地人的攀谈则是历史的注解。

旅行写作的意义就在于消解一个地方地理和文化上的神秘性，让它真正被看到、听到和感受到——历史的阴影是如何长久的笼罩在一个区域的每一个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