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权力的辩护，或先锋派的误读

为政治宣传艺术所作的辩护令人感动：意识形态的艺术与延缓的现实政治决裂，在当代极端世俗和去意识形态的环境下幸存的可能，超越仅作为艺术市场商品的命运。

斯大林时期苏联艺术一文启发尤深，Groys甚至为其哀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面向的是那些尚未到来但应当实现并必将成为共产主义未来组成部分之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辩证法。苏联艺术坚信，当人民变得更好，受布尔乔亚价值观腐蚀越来越少，堕落程度越来越轻时，终有一天会懂得欣赏并真心喜爱这种艺术；观众被设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品内在的组成部分，同时为最终成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目标是创造做着社会主义之梦的梦想家——关乎对人类可塑性的坚定信念。

然而，Groys太新千年乐观主义，务实的现代的无神论好人。美术馆策展当代艺术云云与国内语境实在隔阂，更遑论20年之后的如今，时代变了，我的朋友。艺术是自足的，日常生活是真实而非有限盲视的，我无法信赖其话语。

另外，Groys对先锋派不加区分的使用，以及把先锋派与现代艺术混为一谈的论述足以说明他对先锋派了解何等浅薄，又或者先锋派仅作为他的手段出场，暧昧的历史观使得作者分析苏联先锋派的种种结论也变得可疑乃至诡异。朋友，你对尼采黑格尔之类的“幻觉”定论也使我悲伤。文献档案库、公共艺术活动等等有待参考，但如今是实践而非理论的年代，也许这段距离拉得太近了，定海桥或黄边站或51人，怎样的介入对应着怎样的现实？

确实，作者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并不假装自己“不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切实发言。但如此便足够了吗？如此就是当代的一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