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世界的是人与人直接的交流

读这本书的时候，最令我惊讶的是“拉丁文”出场频率之高。它不是作为一种没有人说的纯粹的书面语，而是一种跨国的正式语言，用在国与国之间的高端外交、西方上层绅士、传教士中间，拉丁文不仅承载了共同的宗教信仰，也承载了共同的博雅教育，让不同种族不同出身的人能在同一层面交流。拉丁文是事实上的“世界语”，除此之外的都是其他地方语言。上次沈艾娣教授来访的时候，我们碰巧聊了几句，才知道她本科是在牛津读古典学的。这也能理解她为何可以读那不勒斯的传教士书信，读小斯当东留下来的文件，从直观上理解那个时代，通过语言，她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份子。【狂想一下，如果能用拉丁文读写和交流的康熙的废太子顺利继位，中国的历史会不一样吗？】

这本书是典型的双男主的写法，小斯当东和李自标的故事相互穿插，命运之线从不同的地方展开，交汇，缠绕，又分开。为了顾念这种叙事结构，很多历史上的大事反而都隐入了背景中，恐怕也会觉得这书写得不够精彩，因为确乎是两位（相对而言）小人物的历史，能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找出材料来把两个人的生平都基本还原出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其中也难免有误读和夸大（参见王志宏的书评）。但我觉得都无损这本书的初心，因为作者并不真的想强调“翻译的危险”，而是想表达对沟通两个异质文明之人的同情，尤其在这个越来越四分五裂的世界中，指出这类人曾经面对的危险和遭受的伤害。全球化并不是一条一马平川的康庄路，从来都不是。

全书最发人深省的地方在于两种翻译模式的比较：小斯当东基于共同的生活经验和日常交流获得的双语能力进行的理解式的翻译，以及马礼逊按照一一对应的字典法学习和实践的翻译。前者意在弥合两种文化的差异并促进双方的理解，而后者则无形中强调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和彼此无法理解。这让我想到了列文森，他总是在强调在语言的多重歧义中一一对应的字典法的局限性，并试图用历史本身的丰富去挑战这种一一对应关系的荒唐。在他看来，如果人类会有一个共同的话语世界，这个世界一定不会是建立在这种语词的一一对应上，而是建立在彼此真正的理解上。这就让真正的翻译（和理解）成为必不可少的媒介。而这样的理解式的翻译随着全球脱钩的愈演愈烈，会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

最后我想引用结语中非常有启发性的两段话：

在20世纪，机器翻译模型的发展，以及口译的职业化和女性化，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这些决定的难度，进而低估了口译这一角色的价值。这在21世纪的中国尤为明显，当下的政治辩论又重新用令英语读者费解的古旧行话进行。清朝的官员制定政策时，使用儒家的术语来讨论边境争端和英国国王的恭顺臣服，当代的中国官员辩论时使用的固定习语则来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直译为英语的话同样令人疑惑。学者们花费大量时间来讨论中国的政治决策者是否真的相信这些术语，这一问题与国际关系中关于意识形态的力量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讨论有交集。然而，如何用英語传递这些思想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本书讲的是翻译的危险，以及随着中英之间的政治形势愈发敌对时，这些危险是如何与日俱增的。翻译因为他们能与另一方共情的能力而面临风险，说直白点，能讲对方的话则意味着他们的忠诚是暖昧的，但是复杂的身份认同并不应妨碍我们看到他们工作的价值。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人生经历提醒我们，在理解其他文化时，语言和翻译无比重要，多年的学习也具有价值，这使得我们能够听懂别人讲话并产生共鸣与理解，进而向他们阐释我们自己。只有具备了这种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我们才能为我们今日生存其间的、互联互通的世界打造出一个未来。

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仅为了保存过去而写作，也是为了忧心未来而写作。沈艾娣无疑是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