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山禅林网络」连接的中世东亚海域「非正式外交」

村井章介给本书的副标题取的是「漢詩と外交」，「外交」事实上指的是中世东亚海域中的「禅僧外交网络」，13-14世纪可谓「渡来僧的世纪」，「漢詩」则是禅僧间的一种除汉文笔谈和外交文书外互相表达意思的文化趣味。但村井章介的核心关注点并非汉诗的内容，而是这种由禅僧构建起的「非正式外交」网络。 自遣唐使废止以后，中世日本的对外交流不于王朝国家体制下进行，而是通过受到各权门贵族支持的海商和出身自公家贵族或是御家人阶层的有识僧侣这些非正式外交途径进行。支撑这两个群体成为跨海境界人的动力既有利益动力和信仰动力，也还有这些作为境界人的海商和僧侣背后连接着京都、镰仓诸权门的人际关系网络，特别是博多的许多作为贸易据点的寺社就是京都寺社的末寺，这些人可以说是以商人和僧人面貌出现的一种有着权门背景的非正式交流人士。南宋宁宗朝时期，宋廷依史弥远之奏设立了五山十刹的等级制度。其中五山集中于浙东：余杭径山寺，钱塘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五山禅林制也被日本所受容，出现了镰仓五山（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和京都五山（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而茫茫大海之间各自的五山禅林的禅僧们空前规模的交流，使两国禅宗界结为一体。村井章介这样形容镰仓后期的东亚海域禅僧交流网络：「武家之都镰仓、公家之都京都、贸易船大量进港的博多这三个城市，相继修建了禅寺，成为与南宋直接连结的极具异国情调的场所」，北条得宗家还邀请了大量的渡来僧前来镰仓。在「蒙古袭来」之后，东亚海域间在事实上进入了一个无序的宽松通交时期，不仅仅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明州（宁波），其他的港口也有日本船只每年定期进港。村井指出，这种盛况是由于东海航线的活跃化和航海安全度的提高而实现的。但「渡来僧的世纪」也是短暂的，到了明代，渡海僧人急剧减少，日本禅寺的异国风情逐渐淡化，建筑物也随着改建而逐渐趋向和风，也出现了作为日本禅宗独特美学意识的「わび」。但村井指出，如果着眼于海域史的视角，那么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明代以后，日中禅宗界的交流趋缓，日本禅宗界自立，反而失去了国际性。 渡来僧不仅仅只是基于禅宗的理念进行交流，还带来了儒学的理念。如北条时赖与渡来禅僧兀庵普宁交流时，兀庵普宁就指出开悟的基石是「天下」、「道」、「圣人」这样的儒教思想。室町时期，由禅僧主持、被后世誉为「日本最古的综合大学」的「足利学校」便是室町期儒学教育的一个中心。彼时的禅僧们的阅读书籍除了被称为内典的仏经之外，还包括称为外典的其他各类书籍，并负责「学术研究」。例如，外交文书集《善邻国宝记》（1466年成书）的编撰者相国寺住持瑞溪周凤为悼念情同弟子的綿谷周瓞的「綿谷和尚行状」中就指出了綿谷的治学生涯中受过的教育：既有《汉书》这样的史学古典，也有《易经》这样的卜筮古典，还有各种唐诗宋词。当时的禅僧有许多都是这样的「复合型学术人才」，因此担负起了各种政治和外交上的任务。 中世日本的对外交流中与古代日本相比，往往回避互派正式使节的「正式外交」，而是通过没有正式外交身份的禅僧和海商进行「非正式外交」。禅僧外交形成的原因在于禅僧出于自身的基本汉文文化素养，扮演着非正式「外交官」的角色，而「五山禅林」则成为了培养中世日本非正式外交官的装置发挥着外交机能。另外，如桥本雄指出的那样，禅僧比起王朝的显密体制僧，更容易被明朝接受，禅僧也能更好适应明朝的外交秩序。池内敏也指出，室町时代的京都五山禅林被定位为负责外交文书制作的教养团体。由于外交文书的「解读和编写需要高度的汉诗、汉文知识」，室町政权不仅根据禅僧的语言、学力任命外交使节，而且把外交文书的编写业务也交给禅僧。直到近世，「以酊庵轮番僧」仍负责着对马藩的对朝外交文书处理工作。室町幕府和大内氏的对明交涉（遣明使）、大内氏和对马宗氏的对朝交涉，都是临济宗系统的禅僧参与的。 禅僧外交官需要高度的诗文能力，外交谈判就成为了考验他们诗文能力的场所。这不仅关系到外交官个人的判断，也关系到国家的尊严。例如1587年，朝鲜宣祖王在挑选宣慰使时，强调宣慰使不讨论官职、官位的高低，而应派一代文士。村井章介指出，之所以朝鲜方面重视「文士」担任使者，就是因为在此之前的日朝外交中，双方有数次因为诗文中的言辞影响了外交和睦的实例，诗文本就是当时的人情外交中最重要的礼仪表达。如果表达得体，也是加分项，例如1580年，博多圣福寺的住持景辙玄苏作为对马宗义智的后见人宗义调（元家督）的使节前往朝鲜进行外交，其创作汉诗中「春帆欲挂朝鲜国，渡口轻吹日本风」也成为了日朝外交史上的名句。京都五山出身的禅僧在琉球的首里王府中也负责处理外交事务，首里王府之下也有僧录司，以及圆觉寺（也是第二尚氏王统的菩提所）、相国寺、天龙寺、天王寺、金刚寺等临济宗系的禅林，这些禅僧在中世都替首里王府负责对日外交事务，也与禅僧外交的「五山网络」一体化。尚泰久王时期渡来工匠藤原国善铸造的『万国津梁钟』上的铭文便是琉球相国寺的禅僧溪隐安潜所志。13-16世纪东亚海域诸国的通交，便是这样在「五山网络」中进行着。不过，随着近世东亚海域的规范化，渡来僧的身影在17世纪中叶以后也逐渐消失了。今年也正值临济宗黄檗派「最后的渡来僧」隐元隆琦东渡370周年，在日本京都形成的黄檗宗和黄檗文化也是禅宗文化在近世的最后一次东传了。 当然，汉诗唱和也是需要一定的文化趣味基础的，深受朱子学熏陶的朝鲜儒士崔溥漂流到浙江桃渚千户所，在汉文笔谈时被问及会不会写诗，他却说道诗词是「轻薄之人嘲弄风月之物」，不是学道笃实的君子所作的，自己学的是格致诚正，没有闲暇学诗歌，但自己也能进行汉诗唱和。村井指出，这是因为崔溥所在的士林派的儒学理念将道学学习和诗歌视为不相容之物，全罗道乙卯倭变时读书堂也批判明宗降题试制的命令，因而崔溥对于汉诗具有这种轻蔑感。但事实上，朝鲜王室对于汉诗的热爱恰恰是伴随着朝鲜儒教国家的确立而日渐强劲的。 最后需要提到一个关键的判断问题意识。在海域交流史研究中，「非正式外交」也容易带来许多表述上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判断和表述行为主体。比如我曾经以岩井茂树的研究中的两个典例举例：一是明中期广州互市贸易中礼部与广东对立的的不同意见，二是18世纪初长崎信牌贸易事件中浙江巡抚与江海关监督的不同意见，这些主体都不能代表「明朝」或「清朝」的意见，只有成为共识的决定才可以认为是（例如康熙朝最终同意了长崎信牌贸易并得到系统的执行）。村井同样指出，在中世东亚海域的「非正式外交」中，郑舜功、蒋洲等人是由负责对口事务的杨博和胡宗宪派遣使日的，不能在表述中视为「明朝」派遣的使节，如杨方亨出使大坂的正式使团，才能视作如此。对于中世东亚海域中负责外交的禅僧或非正式使者，辨明其所代表的外交主体并表述明确也是需要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