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我读《现代小说十家新读》
最近读完了钱理群老师的新作《现代小说十家新读：北大课堂四十年代文学讲录》，这是钱老年逾耄耋之后在理想国出版“钱理群现代文学课丛书”的其中一本，收录了他在1995年北大中文系开设的一堂讨论课“四十年代小说研读”的课堂实录。这门课一共讨论了十篇二十世纪40年代的中文小说，每节课上由一两位同学主讲，然后大家集体讨论，最后再由钱老师做点评和总结。小说的文本、同学的发言和老师的讲评都一视同仁地收录进书中，因此，这本《现代小说十家新读》并不是钱理群个人的作品，而是十位小说作者同几十位师生共同智慧的结晶。
课堂选读的十篇小说分别是萧红的《后花园》（1940）、李拓之的《文身》（1946）、沈从文的《看虹录》（1943）、端木蕻良的《初吻》（1942）、路翎的《求爱》（1946）、冯至的《伍子胥》（1943）、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卞之琳的《海与泡沫》（1942）、张爱玲的《封锁》（1943）、汪曾祺的《异禀》和《职业》（1947、1982）。这十个篇目的选择颇有深意，它们都是作者为探索小说艺术形式而创作的实验性作品，在思想上处于当时文坛的“边缘”地位。在1940年代抗日战争形势愈发严峻、民族情绪日益高涨的背景下，老舍、巴金、矛盾等作家纷纷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如《四世同堂》、《寒夜》、《霜叶红于二月花》等等，这些作品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传统，构成了当时象征中华民族集体意志的文学主流。然而书中所选取的十篇小说却各自在不同的层面背离了“主流”，它们或是在文学形式上探索“诗性的表达”（《伍子胥》）、“散文式的小说”（《莫须有先生上飞机之后》）；或是在立意上侧重“形而上”的哲思，比如《后花园》和《初吻》的儿童视角构建，以及《文身》和《看虹录》中有关爱与性的文学表述。这些作品是非主流的，更是超越时代的，它们领先于中国现代文学潮流近四十年，展现出鲜明的先锋性，但也正是因为它们“不合时宜”的创作时机，使得这批作品长期地被忽视、被埋没，甚至被封存了。钱理群老师主持的这堂讨论课，宛如开展了一场沉没在海底宝藏的打捞行动，让这批埋没于时间长河的文学精品重新换发光彩，展现在世人面前。
由于是课堂实录，这本书同通常的文学评论类书籍差别很大，它并不是个人成果的展现，而是汇聚了数十位学生的“众声喧哗”，他们当时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本科生（还有一位年轻的旁听教师），而时至今日，他们中的佼佼者已经成长为当代汉语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当时在课堂上发表有关沈从文精彩评论的大四学生贺桂梅，三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是一位成熟的中国文学思想史学者，著有《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思想的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等重要著作；而当时刚刚转入教职的年轻教师吴晓东，不仅在课堂现场发表了多篇精彩的评论，还将这种集体讨论的公共精神传承了下来，在十年后组织了研究生读书会，并集结成《在北大阅读现代：十三堂文学讨论课》一书。
当然，从整体上看，课堂上同学们的讨论还是稍显稚嫩，多数同学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只能依凭自己的审美喜好提出一些零星的阅读感受。可以说，如果将这本《现代小说十家新读》当做是一本中文现代文学的理论研究作品，它的水准是不合格的，但正是因为这种“缺陷”，多次激发出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深入思考的欲望。在《后花园》、《看虹录》、《初吻》、《文身》等小说的阅读过程中，我屡屡萌生出与同学们想法不同的阅读感受，并直接在书页的犄角旮旯里用笔记“加入”了他们的讨论。这种投入感与参与感，是其他文学研究类书籍所不能给予的。
也正是源于这种讨论课的公共氛围，使得作者摘去了通常遮盖在文字之上的面具，罕见地在文章中流露出私人化的情绪。在一节讨论课上，师生一起研读了沈从文的短篇小说《看虹录》，这篇小说名气不大，然而对沈从文本人而言，却是一篇重逾千钧的作品。正是这篇《看虹录》，使沈从文遭受到当时整个文学界的口诛笔伐，执全国文艺工作牛耳的郭沫若直接将小说定性为“色情文学”，甚至污蔑沈从文为“桃红色作家”。这场风波直接导致了作者文学生涯的提前总结。《看虹录》晦涩难懂，同《边城》、《湘西散记》的风格差异很大，在课堂上，同学们似乎都抓不到作品的要点，结果发言者观点寥寥，没有形成太多有价值的文本。钱理群显然对大家的发言很不满意，在课后讲评时有些“上头”，说了很多动感情的话——
文学研究是干什么的？不就是研究“人”么？我们要研究的是这样特殊的人：他们的思想、感情、心理，都更复杂、更敏感，也更脆弱，更需要小心地、细心地去体察、理解；他们是民族的思想者，永远的文学的、精神的探索者，具有更自由无羁的想象力，他们中最杰出者的思考，往往是超前的，他们真正的思想风貌，需要长时段的耐心考察，才能达到有限度的理解。而我们又是何等粗心地，性急地，却又大胆地去评论、批判（美其名曰“研究”）他们啊，多少作家就这样被误解、被捧杀、被骂杀了！
郁达夫在悼念鲁迅时，曾经说过：“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而我们这里连最起码的理解都没有。
……
沈从文在40年代的小说实验对于他的时代显然是超前的，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读者不能理解、接受，也是自然的。失误并不在于“不理解、不接受”，而在于人们常常把自己的不理解、不接受，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将不理解的作品轻率地加以否定，如果缺乏民主精神，把文学上的否定进一步上升为政治上的否定以致裁决，那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那些根本看不懂《看虹录》的批评家们以审判者自居，不惜置作者于死地。所谓“死地”并非文学上的形容，而是残酷的事实：先逼的作家自杀，而后作家又被迫停笔。而“沈从文的停笔”，对我们的现代文学，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又意味着什么啊！我们认真地、严肃地想过吗？我们有勇气正视这个后果吗？我们有起码的良知，愿意从中吸取教训吗？正是这些尖锐的问题，摆在每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面前。这是不能回避的：因为历史是有可能重演的。
类似的观点其实在钱理群的学术著作中并不罕见，但正是这种课堂的临场感，使得这段讲话分外得振聋发聩。
在本书的前言中，钱理群赋予了这些作品“经典”的文学史地位，但同时也提醒大家，经典的建立和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每个新的历史阶段都会更新对经典的看法与认知。经典作品的内涵是开放的，并且是指向未来的，每一代的研究者都需要对经典的内涵做出属于自己时代的阐释，往大里说，这是经典作品之所以经典的必然结果，往小里说，这也是一代又一代文学研究者薪火相传的责任所在。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研读经典作品的意义又在何处呢？钱理群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普通读者来讲亦复如是——
请暂时远离那喧嚣的街市，到这里来，做一次无羁的精神漫游，天马行空般的思想驰骋。或许这漫游毫无结果，并不能解答你心中的疑惑，但仍然是严肃的真实追求，你会体会到精神的自由，心智的解放与生命的充实。尽管说到底，这不过是以精神的短暂充裕来补偿现实的缺陷，是阿Q式的，堂吉诃德式的自我挣扎。但我们毕竟挣扎过了，就像当年40年代的小说家们一样挣扎了；但也就是这一代又一代的挣扎，构成了“精神火炬的传递与承接”——我们这一代人（不客气地说，或许也要包括你们这一代在内）已经不敢奢望有真正的创造，但我们至少也要做一个守成者吧，不要让文化的传接在我们这里中断，对后代不致欠账太多吧……
一代学人尚且如此，我们普通人阅读经典的意义，就更如钱老所说，是阿Q与堂吉诃德式的挣扎了。但这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挣扎，就真的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意义了么？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中华“精神火炬的传递与承接”，正是无数个“我们”一点点再加上一点点的阅读，构成了这簇精神的大火炬，将经典的内涵永远的传接下去。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读书最大的意义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