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股份无限公司投资失败案例——《李鸿章与北洋舰队》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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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海军史之著述，以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行销最广，其贡献在廓清迷雾，破除传统教科书式论断造成的误解。台湾学者王学俭，积数十年之功，成《李鸿章与北洋舰队》（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12月）一书，其贡献在于对史料的系统整理，而其立意，则在于透过晚清海军建设的个案，揭示洋务运动艰难曲折之国际国内背景，以理解之同情，审视李鸿章的成就与局限。
王著的优胜之处，在于充分利用日本、欧美所存档案史料、当时人物的回忆著述，完整“重建”北洋海军建设过程，而世人津津乐道的甲午海战，仅作为事态发展必然结果，在末章一笔带过。书中相应位置穿插的附表有38项，乃数十年功力所凝成，不可以繁琐视之也。
西方历史社会学有一新说，曰战争加速现代化进程，军队是传统国家率先尝试现代化的部门。袁崇焕以传教士制造的火炮抵御满清铁骑，李鸿章用洋枪队对付太平军，虽然时代不同，其道理则一，即“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老鼠才是好猫”。但现代海军，则并非在原有系统内，增加洋枪洋炮舰艇鱼雷即可建成，牵涉到财政、军政、教育考试、工业技术等基础制度与支撑系统，配套设施包含通讯、码头、炮台、燃料、枪械弹药、机电维修、医疗急救，所需知识包括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国际法、金融理财，以及海军全套专门技能与经验。就算这些问题全部解决，而传统意识形态对外来事物的强烈抵制、朝臣疆吏之挚肘、中枢国策之反复无常、下属之办事不力，皆足以令新生的海军无所作为。李鸿章几乎以一己之力，排除万难，在中国这棵数千年老树上勉强嫁接新枝，而日照、灌溉、修剪均不足，营养不良，终至中途摧折；甲午一战，割地赔款，日本赖此而起飞，中国自此即力竭，此消彼长，种下后五十年无穷祸患。战役指挥，李鸿章或有失当之处，但消极避战，由于实力不足；而实力不足，则不全是李鸿章的过错，所牵涉者千头万绪，可谓一言难尽，其中阴差阳错、啼笑皆非之处，在当日当事人眼中，似乎都毫不足怪。姑举一例：
北洋海军前期历经曲折，聘请到经验丰富、办事认真负责的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出任海军总查，授提督衔，用八九年时间对舰队施以严格训练，并带领舰队巡视海疆，远及朝鲜、东南亚、海参崴、日本、琉球，建立起西太平洋海上霸王的崇高地位，令日人心惊胆战，获得欧美海军界交口赞誉。这样一位海军建设关键人物，为总兵刘步蟾等人排挤，制造“升旗事件”驱逐之，李鸿章顿失臂膀而懵然不觉。黄海海战时，在丁汝昌身边辅佐的，竟是德国陆军工程师汉纳根！汉纳根作为军事工程师，其建筑北洋旅顺基地的功绩有目共睹，但将其位置挪移到海军总查，则大谬。历史跟我们开的这个玩笑，代价实在太惨重了。
日本也曾长期锁国，但在佩里叩关之后，即能迅速调整国策，或与其岛国地理特点有密切关系，纯属猜测。王教授系统回顾了日本海军建设的过程，足资借鉴，但稍嫌不足的，是没有进一步探讨其成功的多方面原因。已故史学家张荫麟治学范围极广，以其余力研讨甲午海战，曾译出英裔日本作家小泉八云《甲午战后在日见闻记》（收入台湾中华丛书版《张荫麟文集》），述战争前后普通日本国民“同仇敌忾”的具体表现，于细节处见出中日国民对待战事的巨大差别。愚阅后得一结论，此时之日本已转型为一完全的现代意义民族国家，而国人尚未从“天下体系”中走出，国家认同并未建立，老百姓唯知自家身家性命，地方官甚至部分海军军人亦毫无国家观念；战前日谍潜入要地搜集情报，竟无一人被发觉；北洋军队在前线奋战，而其他省份督抚，都当作是李鸿章北洋一系私事，事不关己，不愿积极施以援手。以此对敌，就算侥幸获胜，亦不能持久也。
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数千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是否皆全数掷于水中？王教授在痛心之余，介绍了海军人才培养的副产品，富有黑色幽默味道：海军派出的第一期留英学生中，出了一位著名翻译家严复；第二期留法学生王寿昌协助林纾译出小仲马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王教授其实还遗漏了一人，就是翻译大仲马《侠隐记》、《续侠隐记》的第三期留英学生伍光建。严复和伍光建都是英国鼎鼎有名的格林尼茨海军学院高材生，而终于以翻译名世，个人之幸欤？国家之不幸欤？抑两者皆不幸欤？
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建设圆明园一事，学者们已有过广泛讨论和深入研究，王学俭此书对此作了全面的爬梳总结，基本可成定案：“李鸿章用于北洋海防及北洋舰队的建设经费大致在三千万两左右，而慈禧太后建设颐和园所需之款即达二千余万两，几可使北洋海军的兵力增加至一倍以上。由此可见当国者决策之错误，其影响是何等的深远。”（本书第417页）国家利益与皇族私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乃是饶有兴味的话题。皇帝（或掌权的太后）以国为家，本来不应有冲突存在，而实际上这种冲突在中国历史上恒久发生，套用现代财经术语，则是控权大股东与CEO一身二任，两个角色集于一身。皇帝作为国家最大股东，本来应该最关心资产的保值与增值，谋求可持续发展；但作为CEO，则在亏损情况下仍然要求公司支付巨额“公关交际费”用于个人享乐，营运资金不可得，则挪用资本公积金，小股东和其他高管虽啧有烦言，而无力阻止。然而公司一旦市场竞争失利（如甲午之败），小股东须负担无限责任，割地赔款的负担仍然落到老百姓身上。李鸿章作为市场总监，已出尽全力，而设备更新不足缘于缺乏资本公积，上级和其他部门不加以支持配合，非将之罪也。武昌枪响，大清公司破产，革命党强制收购，未几因资金不足，而将控股权拱手让给原营运总监袁世凯。今日之CEO及各级高管，皆为有任期的职业经理人，若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监事会不能履行监督之责，则公司可持续发展只能指望CEO个人职业操守，投资失败、监守自盗、中饱私囊必然层出不穷也。
近代海军史之著述，以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行销最广，其贡献在廓清迷雾，破除传统教科书式论断造成的误解。台湾学者王学俭，积数十年之功，成《李鸿章与北洋舰队》（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12月）一书，其贡献在于对史料的系统整理，而其立意，则在于透过晚清海军建设的个案，揭示洋务运动艰难曲折之国际国内背景，以理解之同情，审视李鸿章的成就与局限。
王著的优胜之处，在于充分利用日本、欧美所存档案史料、当时人物的回忆著述，完整“重建”北洋海军建设过程，而世人津津乐道的甲午海战，仅作为事态发展必然结果，在末章一笔带过。书中相应位置穿插的附表有38项，乃数十年功力所凝成，不可以繁琐视之也。
西方历史社会学有一新说，曰战争加速现代化进程，军队是传统国家率先尝试现代化的部门。袁崇焕以传教士制造的火炮抵御满清铁骑，李鸿章用洋枪队对付太平军，虽然时代不同，其道理则一，即“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老鼠才是好猫”。但现代海军，则并非在原有系统内，增加洋枪洋炮舰艇鱼雷即可建成，牵涉到财政、军政、教育考试、工业技术等基础制度与支撑系统，配套设施包含通讯、码头、炮台、燃料、枪械弹药、机电维修、医疗急救，所需知识包括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国际法、金融理财，以及海军全套专门技能与经验。就算这些问题全部解决，而传统意识形态对外来事物的强烈抵制、朝臣疆吏之挚肘、中枢国策之反复无常、下属之办事不力，皆足以令新生的海军无所作为。李鸿章几乎以一己之力，排除万难，在中国这棵数千年老树上勉强嫁接新枝，而日照、灌溉、修剪均不足，营养不良，终至中途摧折；甲午一战，割地赔款，日本赖此而起飞，中国自此即力竭，此消彼长，种下后五十年无穷祸患。战役指挥，李鸿章或有失当之处，但消极避战，由于实力不足；而实力不足，则不全是李鸿章的过错，所牵涉者千头万绪，可谓一言难尽，其中阴差阳错、啼笑皆非之处，在当日当事人眼中，似乎都毫不足怪。姑举一例：
北洋海军前期历经曲折，聘请到经验丰富、办事认真负责的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出任海军总查，授提督衔，用八九年时间对舰队施以严格训练，并带领舰队巡视海疆，远及朝鲜、东南亚、海参崴、日本、琉球，建立起西太平洋海上霸王的崇高地位，令日人心惊胆战，获得欧美海军界交口赞誉。这样一位海军建设关键人物，为总兵刘步蟾等人排挤，制造“升旗事件”驱逐之，李鸿章顿失臂膀而懵然不觉。黄海海战时，在丁汝昌身边辅佐的，竟是德国陆军工程师汉纳根！汉纳根作为军事工程师，其建筑北洋旅顺基地的功绩有目共睹，但将其位置挪移到海军总查，则大谬。历史跟我们开的这个玩笑，代价实在太惨重了。
日本也曾长期锁国，但在佩里叩关之后，即能迅速调整国策，或与其岛国地理特点有密切关系，纯属猜测。王教授系统回顾了日本海军建设的过程，足资借鉴，但稍嫌不足的，是没有进一步探讨其成功的多方面原因。已故史学家张荫麟治学范围极广，以其余力研讨甲午海战，曾译出英裔日本作家小泉八云《甲午战后在日见闻记》（收入台湾中华丛书版《张荫麟文集》），述战争前后普通日本国民“同仇敌忾”的具体表现，于细节处见出中日国民对待战事的巨大差别。愚阅后得一结论，此时之日本已转型为一完全的现代意义民族国家，而国人尚未从“天下体系”中走出，国家认同并未建立，老百姓唯知自家身家性命，地方官甚至部分海军军人亦毫无国家观念；战前日谍潜入要地搜集情报，竟无一人被发觉；北洋军队在前线奋战，而其他省份督抚，都当作是李鸿章北洋一系私事，事不关己，不愿积极施以援手。以此对敌，就算侥幸获胜，亦不能持久也。
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数千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是否皆全数掷于水中？王教授在痛心之余，介绍了海军人才培养的副产品，富有黑色幽默味道：海军派出的第一期留英学生中，出了一位著名翻译家严复；第二期留法学生王寿昌协助林纾译出小仲马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王教授其实还遗漏了一人，就是翻译大仲马《侠隐记》、《续侠隐记》的第三期留英学生伍光建。严复和伍光建都是英国鼎鼎有名的格林尼茨海军学院高材生，而终于以翻译名世，个人之幸欤？国家之不幸欤？抑两者皆不幸欤？
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建设圆明园一事，学者们已有过广泛讨论和深入研究，王学俭此书对此作了全面的爬梳总结，基本可成定案：“李鸿章用于北洋海防及北洋舰队的建设经费大致在三千万两左右，而慈禧太后建设颐和园所需之款即达二千余万两，几可使北洋海军的兵力增加至一倍以上。由此可见当国者决策之错误，其影响是何等的深远。”（本书第417页）国家利益与皇族私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乃是饶有兴味的话题。皇帝（或掌权的太后）以国为家，本来不应有冲突存在，而实际上这种冲突在中国历史上恒久发生，套用现代财经术语，则是控权大股东与CEO一身二任，两个角色集于一身。皇帝作为国家最大股东，本来应该最关心资产的保值与增值，谋求可持续发展；但作为CEO，则在亏损情况下仍然要求公司支付巨额“公关交际费”用于个人享乐，营运资金不可得，则挪用资本公积金，小股东和其他高管虽啧有烦言，而无力阻止。然而公司一旦市场竞争失利（如甲午之败），小股东须负担无限责任，割地赔款的负担仍然落到老百姓身上。李鸿章作为市场总监，已出尽全力，而设备更新不足缘于缺乏资本公积，上级和其他部门不加以支持配合，非将之罪也。武昌枪响，大清公司破产，革命党强制收购，未几因资金不足，而将控股权拱手让给原营运总监袁世凯。今日之CEO及各级高管，皆为有任期的职业经理人，若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监事会不能履行监督之责，则公司可持续发展只能指望CEO个人职业操守，投资失败、监守自盗、中饱私囊必然层出不穷也。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