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再诠释

罗大师提出了数个极有意思的观点

一，kmt于新文化中的边缘地位与联俄媾和了民众情感与知识分子认同

王奇生先生曾论述过这一点，从党派的名称更改中便可以看出，1919年前后是中国革命党与kmt的划分界限。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全盘西化风潮，自反“二十一条”至五四运动所爆发的空前民族情绪，将大众目光从全盘西化拉回本土传统，最终反刍于传统文化。正同钱穆先生说的一般，民族主义虽于上层知识分子的认知中几近流失，到底在民众中还是存在的。而kmt在全盘西化思潮中的边缘地位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部分坚守赢得了群众信任，同时联俄又适应了知识分子西化主义的学习大方向。折衷调和十分到位。最终可见的结果就是kmt能在政治文化上与大众保持沟通，又与新文化主流部分汇合，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

二，北洋内部的崩溃

一般来说，内因决定外因。杜牧曾言：“灭六国者，六国也”早已称道。正如五代乱世曾显示的，北洋内部的斗争，尤其是两次直隶战争是北洋乃至民众对于统一信心的丧失，希望最终转移到kmt身上，新机重启，扩大恢弘。

三，南北新旧之争

南新，北旧，自古来也不是什么新论题了。抵永嘉南渡后江南的众志成城以来，仿佛南疆一直属于“新”的代名词。地缘文化意识、政治体制、经济侵袭所带来的“新”与“旧”激烈碰撞。阎步克老师研究南北朝史时提出的“皇权旁落，武人肆权”大致与北洋同源流。反观南方在联俄后引进的政治体制，协调了文武之间的权势冲突，诚如叶剑英元帅的“军以党化，党以军成”，融会贯通，这种可助于整合文物关系的体制正式北洋所需要的。

四，北伐并未打破陈旧寂没的政治格局

蒋介石后来最著名的“统一方能御侮”倒是在北伐的过程中遭到破坏。北伐北伐，强调的正是南北对立，不禁令人忆金军马踏扬州、汴梁沦落，此异族之斗争。五族共和后虽不至如此，但地缘格局上却出奇的相似。南北猜忌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大约可算作北伐战争的延续。更甚，内忧外患下为kmt带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行政机关军队化”。王奇生先生分析kmt组织形态时认为其军大于政大于党。讽刺的是，国民革命的初衷是击破军阀的军人统治，可往后则走上了革命对象的老路。北伐的胜利与国民革命的“失败”同步，这一诡辩性的结局实在令人出乎所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