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记忆的大断层之后眺望残篇断简般久远的历史

作者来自我们老家长寿县且目前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成就最高的一位，还是我家门（不知道我们的氏族有没有关系hhh）。网上跟老家的一些地方历史研究者交流时对面提到了作者，让我好好看看他的书，确实不错。作者是搞宋代四川的，我目前则更局限想搞好16、7世纪以后的县域地区历史（因为资料更多），而且看多了社会层面和更微观历史层面的书籍资料，突然看一看这种宏观、政治层面上的书，还是有新收获啊hhhh

正如作者所说，宋代的四川由于史料留存原因，所以几乎只能从政治史层面展开研究。对我来讲，这种感觉像是在阅览一群看似熟悉实则很陌生的人的故事，毕竟赵宋灭亡后这片土地的人和之前的其实关系不大（但有），我们老家也是从书中的乐温变成了长寿，可以说在地方历史层面有那么一道断层存在，所以才看起来感觉很新奇。

不过作者的新颖风格确实扭转了我对政治史这类叙述方式一向的不良印象（比如夸大其辞、缺乏依据、动辄上升到普遍理论、随意迁移史料、以偏概全、想当然等等，导致我其实很排斥政治文化史）有些内容虽然由于史料原因分析得牵强以及演绎太多，但总归还是有依据的嘛！也算是借此机会丰富了一下认识和对资料的了解，原来湖广填四川以前的历史虽然相对保留的少，但并不是没有价值，甚至于发现虽然我们巴蜀川渝之地的历史有明显断裂，但好像也有那么一点延续性存在。可以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以后说不定我也来搞搞研究一下hhhhhh。

不过，我还是认为地方文化特点与本地人群之间确实是在相互成就的。以及对作者说认为四川独有的特色只是“事实”但与四川人本身的“恶习天赋”无关只跟天下大势有关的说法感到不是很认同。这大概可能是因为我研究更晚近时期、有来自不同视角资料更多的原因，所以我认为这些所谓的“恶习和天赋”实际上只是由中原朝廷和士人定义并由那些试图向中原靠拢的本地士人所竭力反对的，而若是换个角度从真正的地方视角出发很可能就不是天下大势中的“恶习天赋”，而是确确实实的地方特色影响了地方的人。比如说王小波李顺，比如说赵谂，比如说南平獠时期汉民跑到獠人地盘去生活就是同时期乃至后世很常见的抗拒统治、逃避统治的行为（南川本地后来的地方志书都提到了因为朝廷负担重导致汉民喜欢跑去獠人地盘都快以夷变夏了，就跟明清后来川渝的山民流民乃至巴县市民不服王化统治利用地方知识地方优势展开各种斗争妥协一样）。无论是作者的宋代研究还是更晚近时期或更古老时期的研究都表明，“地方”从未置身于“天下”之外，但这并不代表地方的特征只是“全国一盘棋”框架下的分工和自我适应，相反，对来自王朝的统治进行各方面的对抗逃避妥协合作利用才是常态，并不是直接在“一盘棋”下进行的（宏观层面或许是但微观呢？）充满了地方特殊性——我们的父老乡亲和人民并不是天然就在当棋盘上的棋子的。这可能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史料的问题，毕竟在宋代能留下文字说话的人极为有限，要讲政治要讲文化史只能从立场极为有限的那些人（又恰好是想靠拢朝廷的士人）出发，而这批地方士人才是那一部分“全国一盘棋”下分工和自我适应的主力，虽然实质上并不能真正代表地方文化，却完全掌握了“地方文化的话语权”。这种现象在更晚近时期只要拿资料一对比就会发现问题了，但更久远年代的资料限制却做不到这一点（或者说就算有却零碎得很以至于很少被注意到）。所以作者就像他书中写到的很多四川本地士人一样，竭力把宋代四川的一些实质上的特殊性解释为“并非真的有特殊性”，可以说身在21世纪却同样因为认识原因变得类似12世纪的人了，仿佛一个宋代四川的士人一样hhhhh所以我认为，作者在后记里说“看懂本书之后，所谓地方文化特点与本地人群之间相互成就的神话可以休矣”，恐怕也是因为宋代资料的局限性得出的结论，而对更晚近时期历史的研究结果则并非如此（我甚至因为作者的研究阴差阳错发现了地方文化与地方特殊性在成就本地人群这方面的强大延续性，而我以前看待这种更久远时期的历史时其实没这个感觉）。这也给我这种地方历史研究者敲响了警钟：不留下文字那么在历史叙述上就只能被别人代表。

期待和作者哪天在长寿碰到交流一下hhhhh正如那位推荐作者著作给我说“他写得好你一定要看”的地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期待有机会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