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邦格和《哲学与社会学的联系》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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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邦格是谁？
马里奥·邦格（1919–2020）是著名的阿根廷-加拿大双重国籍物理学家、哲学家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是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士、阿根廷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国际科学哲学院院士、国际哲学院院士和国际人文主义学院院士。他曾获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加拿大基勒姆基金、美国古根海姆基金的赞助，也是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交流与人文奖、伯特兰·罗素学会奖、奥地利贝塔朗菲复杂性思维奖和阿根廷科奈克斯基金会人文奖得主。
1979年，邦格担任了联合国发展项目的顾问。2011年，他入列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科学名人堂”。在西班牙的《今日哲学》杂志于2012年评出的当今世界最伟大的12位“思想巨人”中，邦格是唯一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入选者。
邦格在19岁时创办了阿根廷工人大学，后来担任了校长。1943年阿根廷发生政变，该大学被新上台的劳工部长胡安·庇隆下令关闭。1944年，邦格创办了哲学杂志《密涅瓦》，以促进当代哲学在拉丁美洲的发展。当时的阿根廷天主教色彩非常浓厚，且军政府又与欧洲法西斯政权关系密切，在反动的宗教-政治氛围下，邦格想用这份杂志来捍卫启蒙运动所拥护的理性，以此对抗各种蒙昧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可惜的是，一年后《密涅瓦》因经费和来稿稀缺而夭折。值得一提的是，从1943年到1945年，《自然》期刊曾三次在新闻版面报道了邦格的活动。此外，邦格也是阿根廷物理学会、河床逻辑学与科学哲学会、乌拉圭逻辑学与科学哲学小组、精确哲学会和墨西哥认识论协会的创始元老。
邦格是西语美洲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他的哲学研究领域极为广泛，涉及语义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伦理学、一般科学哲学、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生物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医学哲学、技术哲学和心灵哲学，并独创了“科学唯物实在主义”。邦格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代表作包括八卷九本《基础哲学总论》、两卷《科学哲学》、《因果性与现代科学》、《发现社会科学中的哲学》、《辩论中的社会科学》、《涌现与合流》、《追寻实在》、《物质与心灵》等。截至目前，在谷歌学术上所有建立了个人学术档案的学者中，邦格的总引用次数位居科学哲学领域第7、社会科学哲学领域第3和物理学哲学领域第2。
邦格的生平
1919年9月21日，邦格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外，他母亲这一脉是德国人，外公是火车站站长，外婆是家庭主妇，母亲玛丽·邦格是护士，曾被派往清末的德国殖民地——青岛和胶州工作。在一战爆发前，德国下达了总动员令，玛丽·邦格就从中国返回了德国。也正因如此，她后来下定决心搭乘一辆开往美洲的船，在阿根廷罗萨里奥开始了移民生活。相比之下，邦格父亲那一脉的家世非常显赫，他们也有德国血统，再往上追溯则是瑞典人（维京人）的后裔。邦格的爷爷是法学博士，当过阿根廷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并担任过约一年半的临时院长，奶奶是乌拉圭籍的巴斯克人后裔。父亲奥古斯托·邦格是医学博士，而且是阿根廷第一位医学社会学家，其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作为社会疾病的肺结核，因为它感染的穷人远远多于富人。奥古斯托·邦格担任过20年的阿根廷众议员，还出版过包括《浮士德》在内的多部作品的西班牙语译本。
邦格父母对他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能成为“世界公民”。因此，邦格自幼就阅读了西班牙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这六门语言的文学作品，也读过一些汉语文学的译本。这种多语言学习对他的一生具有重大影响，此后他不必等待西班牙语译本就能第一时间读到前沿的学术作品，以及当时被阿根廷政府禁止翻译的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文本。
在少年时代，邦格的爱好是哲学、物理学和心理学。由于对爱丁顿和金斯的观念主义物理学哲学颇为不满，邦格决定学习物理学以反驳他们的理论。因此，在学了一年的化学而感到无趣后，他正式转读物理学。邦格就读的拉普拉塔国立大学是当时阿根廷唯一有实验室的大学，而且不乏优秀的老师。他的量子力学课老师特奥菲洛·伊斯纳尔迪就曾在柏林与能斯特（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一起工作，并向普朗克（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学习数学物理。阿根廷作家萨瓦托是邦格的同系学长，也在科研上指导过邦格。
由于曾在科尔多瓦天文台受过训练，所以邦格也算是该天文台主任恩里克·加维奥拉的弟子。加维奥拉是当时最优秀的阿根廷本土物理学家，他曾在德国向普朗克、弗兰克（19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劳厄（19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能斯特（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爱因斯坦（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玻恩（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学过物理，也和皮兰（19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成为过同事。除了在荧光、激光、粒子加速、宇宙射线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之外，加维奥拉还在二战期间积极营救了一些遭纳粹迫害的欧洲科学家。1943年，他为阿根廷引进了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也是邦格日后的博导：吉多·贝克。贝克是奥地利的波希米亚人，二战爆发后在欧洲大陆几经辗转的他最终逃难到阿根廷。此前，贝克曾在莱比锡担任海森堡（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助手，也受卢瑟福（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邀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过，在哥本哈根成为了玻尔（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研究人员，还受德布罗意（192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邀在庞加莱研究所工作过。贝克是β衰变和原子核分层模型这两个领域的先驱，但他后半生所待的阿根廷和巴西在科研条件上都无法与北美相比，所以他在这两个领域的成就最终分别被泡利（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米（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格佩特-梅耶（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超越了。
进入博士阶段后，邦格在贝克的指导下开始了对核物理学和原子物理学的研究。1944年和1945年，他分别在《物理评论》和《自然》这两个顶级期刊发表文章。1952年，邦格获得拉普拉塔国立大学的物理-数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在相对论性量子力学的框架下探索了电子的运动学，并在1960年正式出版。1953年，他接受物理学家戴维·玻姆的邀请，以其为导师前往巴西圣保罗的国家研究委员会做博士后。由此，原先服膺正统的哥本哈根诠释的邦格转而变成了批评者。但邦格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跟在玻姆的“隐变量”诠释后面，而是早在阿斯佩（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等人的实验证伪了贝尔不等式的十几年前，就放弃了对“隐变量”的寻找，转而提出了独创的实在主义诠释。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鲜有物理学家读过邦格在物理学哲学方面的著作，但兰姆（195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读后颇为欣赏，甚至寻求与邦格合作，但那时邦格的兴趣已转向社会科学。1954年，邦格从圣保罗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阿根廷科学天才贝尔纳多·奥赛（194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指导下，在埃内斯托·圣马里纳基金会做第二个博士后。1955年，新政变导致庇隆下台，邦格得以恢复教职。起初，他同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拉普拉塔国立大学教授理论物理学，之后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哲学（因此，他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是哲学与文学系的同事，但两人基本不来往）。在1956年夏天由智利举办的美洲国际哲学大会上，邦格给著名哲学家蒯因留下了深刻印象。蒯因后来在自传中写道，邦格是那届大会的明星，他觉得自己肩负着把南美的科学知识提高到北美水平的重任，他雄辩地参与了几乎每篇论文的讨论。在蒯因的帮助下，邦格此前被多家英美出版社拒绝的书稿《因果性》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而邦格也把蒯因的《新逻辑的意义》翻译成西班牙语。另外，邦格还翻译过玻恩的科普读物《永不停息的宇宙》。
1962年，阿根廷又发生了政变，第二年邦格便离开故国。由于没能在英国找到教职，他就在美国几所大学做了访问，之后又在联邦德国落脚。当时，耶鲁大学向邦格提供了教职机会，但和平主义者的他根本不考虑待在卷入越南战争的美国。1966年，他的夫人玛尔塔·邦格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数学博士学位后获得了在麦吉尔大学做博士后的机会，邦格便联系了该校哲学系，看看能否获得教职。令他意外的是，系主任雷蒙·克里班斯基在回信里说，他从邦格创办《密涅瓦》杂志时就知道了他，并邀请他前往麦吉尔大学。从此，邦格夫妇定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后来都归化了加拿大公民身份。1969年至2000年，邦格担任麦吉尔大学科学的基础与科学哲学小组组长，并从1981年起担任约翰·弗罗辛厄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讲席教授，直至90岁荣休。邦格的身体在退休前其实非常健朗，甚至还能在同事的农场里自如地骑马驰骋，只是听力的严重下滑让他萌生了退休的念头。在整个任教生涯中，除了阿根廷和加拿大之外，邦格访问过15个国家的2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获得了22个荣誉博士学位和5个荣誉教授职位。
退休后的最初几年，邦格每年都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讲学。2011年，邦格及其夫人受邀访华，除了游览长城、故宫、天坛等景点，他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和中央党校共做了五场讲座。2013年，他受巴拉圭理性主义协会之邀访问巴拉圭，做了几场讲座并被授予荣誉会员。2014年，他因获颁贝塔朗菲复杂性思维奖而访问奥地利，也做了几场讲座。其中一场讲座的主题是阿哈罗诺夫-玻姆效应，听众则是奥地利物理学家蔡林格（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及其团队，他还与蔡林格讨论了与量子理论的基础有关的疑难。邦格在96岁后中风了一次，从此他无法走太多路，也再没有回阿根廷。
2018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举办的科学哲学协会两年期会议上，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马修斯做了题为“即将百岁的马里奥·邦格：启蒙运动课题与科学教育”的演讲。2019年8月在捷克布拉格举办的第16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技哲学大会上，迈克尔·马修斯又专门组织了“马里奥·邦格：评估他对哲学的终身贡献”分会。2020年2月24日，年逾百岁的邦格在蒙特利尔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还在写一本讨论反向疑难与试错法的书。
邦格与社会科学
很少有学者知道，邦格不仅是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而且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发表了不少成果。1969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社会学论文，专门讨论移民问题。这篇文章属于数理社会学，它最终给出了一个形式模型，表明移民强度与地区间的生活水准（尤其是收入）差异成正比。1973年，他发表了一篇政治学论文，试图用决策论解释为什么美国参与越南战争。1974年，邦格发表了另一篇社会学文章，用数学理论对社会结构这个概念进行了分析。他借鉴了数学里的等价类，想象整个社会被等价关系划分为一个个互不相交的群体，这样就能用社会统计学的方法来计算每个群体中的人数及其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继而讨论社会结构的变化。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邦格与委内瑞拉量子化学家、分子物理学家马克西莫·加西亚-苏克雷合作，发表了另一篇关于社会的参与、分化与凝聚力的论文。就这样，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邦格发表了几十篇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章，内容涵盖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
1974年，邦格加入了美国社会学会，从那时起他就定期阅读它最重要的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还参加了它的一些会议。正是通过会议，1996年邦格第一次与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见了面，尽管在此之前他已与默顿邮件联系了40年，后者向他推荐了很多优秀的社会科学作品。若干年后，邦格为默顿的名著《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的西班牙语译本撰写了导言。遗憾的是，默顿曾同意为《社会科学哲学》两期围绕邦格的“系统与机制”特刊撰写序言，但他的离世使其未能如愿。除了默顿以外，邦格的社会学朋友还有查尔斯·蒂利、詹姆斯·科尔曼、哈里森·怀特、雷蒙·布东、阿兰·图海纳、约翰·霍尔等人。有趣的是，马克斯·韦伯也是邦格的远房亲戚。
《哲学与社会学的联系》全书概览
在1996年和1998年相继出版了《发现社会科学中的哲学》和《辩论中的社会科学》两本社会科学哲学专著后，邦格于1999年出版了这本文集。
第一章的写法承袭了邦格于1976年发表的文章“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相干性”。正是因为亲自做过社会科学研究且一直阅读前沿的社会科学著作和论文，所以他在本文开门见山地批评了尤尔根·哈贝马斯、希拉里·普特南和约翰·塞尔——他们的社会科学哲学著作完全没有引用任何当代社会科学文献，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根本不熟悉。（与这些哲学家形成鲜明对比，本书的参考文献包括不少发表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顶级期刊的论文。）邦格鲜明地主张，哲学应该帮助社会学识别疑难、改进取径、阐明概念、发掘预设、提出假说、组织理论、设计指标、鼓励跨学科联系以及揭示价值，所以社会学与哲学其实彼此纠缠，以至于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它们划界。
第二章和第三章拆分自邦格于1997年发表在《社会科学哲学》的论文“机制与解释”，在增修原文的同时删去了文末的个人后记。1996年6月6日至7日，彼得·赫斯特洛姆和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召集了一场关于社会机制的研讨会，与会者包括罗伯特·默顿、托马斯·谢林、查尔斯·蒂利和乔恩·埃尔斯特等著名学者在内。邦格给出了他对机制的定义，并强调了机制与物质具象系统的联系。他认为对事实的真正解释必须描述某个机制，所以标准的“覆盖律模型”是不完整的，他还根据解释深度或解释力区分了黑箱/现象性、灰箱/半现象性和透光箱/机制性这三种解释。查尔斯·蒂利作为评论人，对邦格的论文给予了好评，尽管他一上来抱怨文章写得太长。两人因这场研讨会相识并成为好友，蒂利后来也在自己的书里坦言，他与邦格对社会机制的见解不谋而合。可惜的是，后来的会议文集并未收录邦格和蒂利的文章，邦格便将它投稿至《社会科学哲学》期刊，它后来变成了邦格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
第四章增修自邦格于1994年发表在《定量语言学期刊》的同名论文。1992年6月11日至13日，一些意大利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在锡耶纳大学精心组织了第一届应用科学的定量方法国际会议，专门讨论基尼系数等收入不平等指标。邦格的论文讨论了社会科学中真正的量化与假冒的量化，并指出理性选择理论中出现的主观效用和主观概率都是后者的典型。邦格还警告了不要把数学中的测度与科学中的测量混为一谈——这个错误曾在美国加州风行一时，以至于测度论曾被当作概念形成的工具而成为心理学等专业的必修课。幸运的是，后来邦格的女儿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心理学时，这个错误的政策已被纠正。
第五章延续了邦格于1995年发表的两篇文章“理性选择理论的贫困”和“理性选择理论：对其基础的批判性观察”。他细致地分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等理性选择纲领的诸多缺陷：把所有社会问题都视为选择；充满主观效用和主观概率等不科学的概念；用个体主义看待人，无视社会结构，故而无视选择面临的约束；忽视现实，逃脱经验检验；无视神经科学的重要发现——理性与情绪在人的推理过程中相互交织，所以作决策时不可能把情绪排除在外；宣称理论选择理论是普适的，却忘记了适用范围越宽泛，实质性内容就越少。
第六章源自邦格于1996年发表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同名论文。尽管邦格与波普尔的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在1958年的威尼斯，但两人在这之前已有多年来往。1955年，邦格在智利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第一次发现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被此书折服的他与波普尔进行了通信，从此开启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友谊。而在此之前，波普尔曾支持《英国科学哲学期刊》发表邦格批评量子力学正统诠释的文章。在60年代初，波普尔身体不佳，邦格与波普尔会晤后发现他脸色苍白，还不断向自己抱怨最近做的手术。他怀疑波普尔时日不多，想到波普尔会在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下逝世，顿感难过的邦格立即着手为波普尔的65岁生日出版一本纪念文集。1964年，邦格主编的全世界第一本纪念波普尔的书出版了，取名为《对科学和哲学的批判取径》，收录了多位重量级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文章。有趣的是，波普尔在这之后活了30年，以至于邦格都自嘲“此事表明自己缺乏临床眼光”。无论如何，波普尔的名气自此成倍增长，仅仅过了一年，他就被英国女王授予下级勋位爵士头衔。然而，邦格与波普尔的哲学道路后来发生了分歧。波普尔在1967年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令邦格大吃一惊——波普尔竟认为观念能脱离思考它的脑而存在。1977年，波普尔与埃克尔斯（196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一起出版了《自我及其脑》，为心脑二元论辩护。一年后，邦格与埃克尔斯在世界哲学大会上展开辩论，他激烈地批评了埃克尔斯持有的观念主义和超心理学看法。邦格与波普尔从80年代起不再通信，因为两人的理念渐行渐远。他们的分歧不仅在体现在心灵哲学上，还体现在社会哲学上。与邦格一样，波普尔年轻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自从在伦敦经济学院与哈耶克会面后，波普尔变得极为个体主义和保守。邦格也不认同波普尔对罗素提出的英国单边核裁军的批评，对第三世界人民的说三道四，以及自由比平等更重要等主张，并认为波普尔的政治哲学与其宿敌——左派和右派的极权主义者一样教条。邦格在波普尔逝世一年后撰写了本文，此时他已不再像初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那样对波普尔大为敬佩，而是尖锐地批评波普尔的社会哲学是支离破碎的。
第七章删减自邦格于1994年发表的文章“当代社会研究中的反启蒙运动”。邦格毕生坚持启蒙精神，他尤其赞赏法国启蒙运动带来的系统唯物主义（霍尔巴赫）、演化主义（布丰）、科学主义（孔多塞）和平等主义（卢梭）这些理念。与之相反，他视黑格尔为反启蒙运动的旗手，并批评黑格尔不仅在政治上反动，而且在科学上蒙昧。遗憾的是，原始马克思主义虽然继承了法国启蒙运动的进步理想，但并未完全摆脱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缺陷。更糟糕的是，批判理论等新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扬了黑格尔的蒙昧色彩，充满了令人费解的黑话，且哈贝马斯也开始热衷于讨论“交往行动”，与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一样聚焦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忽视紧迫的大型社会问题。这些理论显然无助于人类解放这一理想。
第八章和第九章源自邦格于1991年和1992年发表在《社会科学哲学》的上下两篇论文“对新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性审视”，并删去了上篇末尾的附录。1990年，委内瑞拉生理学家马塞尔·罗切（其研究兴趣后来转向了科学社会学）发现阿根廷有个“摇椅”人类学家不加批判地报道了拉图尔和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里的一堆胡扯后，催促邦格对此作出回应。邦格便写下这两篇文章，审视了当代的反默顿科学社会学家，还审视了他们的一些先驱——从主张唯社会论的马克思，到第二届国际科技史大会上大放光彩的苏联学者赫森，再到令库恩深受启发的弗莱克，此人声称“科学事实”是科学共同体的发明。1994年，邦格在《科学》上发表了一封信，他以拉图尔的作品为例，直言当前的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作品缺乏最浅显的科学常识。这两篇批评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文章是真正的先锋之作，比法国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1996年投稿到《社会文本》继而引发科学大战的“钓鱼文章”早了五年。（这个期刊的主编们也因此“荣获”当年的搞笑诺贝尔文学奖。）可惜的是，它们在科学大战前并未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不过若干年后，温伯格（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引用这两篇文章来批判相对主义和建构主义，而且坦言邦格是他亏欠恩情的科学哲学家之一。
第十章删减自邦格于1996年发表在《纽约科学院年鉴》的同名论文。1995年5月31日至6月2日，纽约科学院举办了题为“逃离科学与理性”的会议。邦格提出后现代主义是智识上的不诚实，后现代主义者并未赢得他们享受着的学术自由，这些人的思考非常肤浅，本质上还是反学术的，因为他们不承认科学家有义务以理性的方式讨论问题。本文是邦格在人文社科领域打击学术反科学和学术伪科学的代表作。邦格谈到了1991年他与费耶阿本德的最后一次论战，当时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后者《反对方法》里仅有的两个物理公式都是错的，还荒唐地把第二个公式带入了第一个公式。《反对方法》在费耶阿本德生前出版过三个英文版，前后变动很大，但1975年的第一版和1988年的第二版都出现了这两个错误的物理公式，直到1993年的第三版才把相关内容删得一干二净。这种低级错误在学界并不罕见，邦格曾说南美有位省立大学的教授把重力势能公式E=wh（w表示重力，h表示离地面的高度）与光子能量公式E=hν（ν表示频率，h表示普朗克常数）结合起来，得出了“重力=频率”这一革命性的“发现”。邦格还讽刺道，这位教授很可能会赞许费耶阿本德的著名口号“怎么都行”。
本书的十个章节虽主题各异，但邦格都以清晰、尖锐又不失幽默的语言表达了这个想法——很多社会研究并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和伪科学。每个社会研究者都应该在读完本书后提高警惕，反思自己的研究是否称得上是“社会科学”，即便他并不完全认可邦格的所有主张。
法兰西道德科学与政治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士雷蒙·布东为原书撰写序言。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李钧鹏教授和台湾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万毓泽教授为中译本撰写推荐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