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直面生命最后的摆渡
不管我们是否接受、是否已经准备好，老龄化社会正快速成为我们生活的普遍现实，各种衍生问题也必然接踵而来。据报道，截至2021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55亿，占总人口18.1%。其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口已超过3000万，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5000万。而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即为高龄化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正在向着高龄化社会“阔步迈进”。采取什么样的养老模式，成为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的一道考题。
记得前些年有一本书《平如美棠》很火。在那本书里，从未有过绘画经历的高龄作者饶平如，为妻子毛美棠绘制了300多幅画作，并辅以朴素的文字和情感真挚的小诗，真切地记录了妻子生命最后时光的点点滴滴。特别是毛美棠罹患肾病和老年痴呆症后，饶平如推掉所有工作，“每天5点起床，给她梳头、洗脸、烧饭、做腹部透析，每天4次，消毒、漱口、接管、接倒腹水、还要打胰岛素、做记录，他不放心别人帮忙”。那本书，既是两位老人相濡以沫的真情流露，也是彼此照料的真实写照，算得上是现今中国养老模式中较为常见的一种。
养老的经济困境
作为“先老”社会的日本，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危机。为缓解养老压力，像日本的秋叶，特地放宽就业年龄限制，腾出岗位，实则为不堪重负的老龄化社会减压，但此举充其量只能算是尝试，并不能真正收到药到病除之效，毕竟老年人身体存在更多不确定因素。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曾将镜头聚集日本老龄家庭后发现，“长寿”对有的家庭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虽然不少老人有存款，有房子，有年金，但因病致贫返贫现象突出。还有一些家庭因为照顾失能老人疲于奔命，最终丢掉工作，导致两代人破产（《老后破产：所谓“长寿”的噩梦》，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换句话说，经济问题是摆在养老面前的一座喜马拉雅山，能够逾越者寥寥无几。
《陪父母老去》这本书跳出了老人本体，记录者是与老人长年相伴、边照料边观察的女儿。作者解玉军以日记体方式，记载了父母从2011年5月30日至2023年7月31日在养老院的日子，这也是两位老人从古稀奔向耄耋的蹒跚岁月。随着母亲在2023年6月29日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86岁高龄的父亲更显形单影只，一场更大也是更为艰难的考验摆在父亲面前，同样也摆在他的两位女儿面前。
解玉军父亲生于1937年，母亲1938年，父母退休后于1998年搬来作者所在的城市威海。母亲2006年罹患房颤，后又染上帕金森症，前后17年与病魔抗争，成了母亲这段生命旅程中最大的主题，也是父亲乃至一家人的主题。从高龄步入重症，这是许多老人的宿命，也是生命的规律，难以规避，就像是生命给出的一道临终考题。
对于当下大多数家庭而言，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依然是主流，社会化养老的费用普遍较高，一般家庭难以负担。以解玉军披露父母2022年在养老院的开支费用为例：“妈妈每天的费用总计将近四百元，爸爸一百元，两个人一个月需要一万五。”幸好她的父母很早就在经济方面为自己做好了安排，备足了养老的钱，实现了养老的经济自立。尽管如此，省钱依旧成了他们生活中最大的原则，解母“镶牙的时候，不肯用贵的，说是又活不了几天”。
在现实生活中，对更多普通家庭而言，送不送老人去养老院都是一道难题。送去好一点的信得过的养老院，开支不是小数，一般家庭恐难承受；不送的话，对家庭来说，更是一种看不到头的煎熬，毕竟上有老，下有小。而随着独生子一代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样的矛盾只会更加突出。这还不谈那些半失能和已全部失能的老人。在社保体系更为健全的城镇尚且如此，广大农村地区家庭可能更得面对庞大的养老开支与孝道的双重煎熬。
养老的道德煎烤
虽然国家大力发展社会养老模式，但对有着几千年家庭养老传统的国人而言，仍旧面临不小的道德挑战。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葛玫在云南昆明历时13个月实地调查采访之后写了《谁住进了养老院：当代中国的“银发海啸”与照护难题》(上海三联书社)一书，从老人视角呈现了衰老和照护的日常。葛玫指出，中国“银发海啸”正呼啸而来，而老人、家庭和社会应对还显仓促，无论是心理接受、技术支持，还是公共保障体系，均有待提升。
葛玫发现，社会养老模式远未被广大普通百姓所接受，尤其是老人自己。“养老院老人常常骄傲地表示，他们向孩子要求得多么少”。不愿或者努力减少对子女的养老负担，这是大多数老人的朴素愿望，但往往不太切合普遍严格遵崇孝悌传统的社会实际。对于子女而言，养老的最大困境在于对抗病魔对上辈的袭扰。虽然社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往往仍旧不足以完全抵销老人治病成本。这也意味面对老人的病痛，尽管老人再如何体谅后代，并不足以真正减少负担。表面上看，这种负担更大程度体现在经济层面，实际上必然转移到道德层面。治还是不治与到底花多大代价治疗，这本身存在道德悖论，其实也是困境。
葛玫在书中还呈现了另一重道德困境。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儿孙满堂，几世同堂，曾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幸福模样。如果老人自身排斥社会养老模式，那就意味子女一旦推崇社会养老模式，将面临极为严峻的道德苛责。国人重视家庭伦理，自认为家庭养老是与生俱来的道义责任，如果将老人送至养老院，至少从形式上看，割断了老人与“儿孙”之间的地理联系，所谓“天伦之乐”无异于“纸上谈兵”。现实中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多个子女为分担养老负担，偶会采取将老人分开赡养的做法。如此以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经济负担问题，但对共同生活了数十年的老人而言，又像是一道精神上的人为创伤。
葛玫指出，“过去家庭养老等同于家人养老，如今家庭养老指老年人待在自己家里养老”。随着年轻一代自主意识的变化，他们对私人空间或者小家庭生活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便是面对父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不愿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其实这也是避免婆媳或公媳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家庭找到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距离”制造“美”，即与老人分开居住。不过这样又意味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必须考虑新居所的高昂成本。同时，与老人分开居住后，养老更像是老人的自我养老。条件好点的，兴许还可能雇请护工加以照料。
至少在现阶段，构建社会养老模式不只是简单的解决物质难题，还包括道德伦理的重新建构。也只有从道义上赢得社会的普遍认同，社会养老模式才可能真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既合乎伦理又合乎现实的常态化选择。
养老的伦理重构
在黄渤主演的电影《杀生》中有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桥段。牛结实偷偷爬进众人看护的志在打破长寿记录的老人身边，给老人喂了一口酒。老人美滋滋地尝了一口，然后带着满脸的幸福离开了人世。而牛结实此举却令那些一心想以种种办法为老人续命，从而打破长寿村寿命记录的村民极为不满。到底是带着满脸的幸福先别人世，还是在病痛煎熬中苟活？电影呈现了具有强烈对比性的现实，但这道考题一旦出现在我们身边，往往会受到新的也是更大的煎烤。
解玉军在《陪父母老去》开篇中写道：衰老就像黄昏来临时的一场考试，一边是想要答题的迫切心情，一边是越来越暗淡的光线，越来越看不清的试题。当黑暗全面笼罩，坐在试卷前面的人心里才明白，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是因为，养老是一场关于生活与道德的博弈之战。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对老人尤其是身染疾病的老人的陪伴，常常是一个漫长而又重复的过程。有时长达数十年，子女们不得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时间终将消磨一切，也包括耐心。
这些琐碎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读懂，才能在沉淀中顿悟生命的意义。养老，是我们对缘份的终极守候；陪伴，则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那么，怎样的守候与尊重，才最符合生命的规律？
拥有30年从医经历的老年医学家路易斯·阿伦森，在《银发时代：重新定义老年、反思医疗体系、重构老年生活》中通过分析50个真实病例，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书中，阿伦森用充满人文色彩的语言写出了她从学习医学、从事老年病照护和研究以来对老年人从生理、病理到心理的医学观察，并给出了她对于医疗体系现状的思考。在阿伦森看来，退休并不是生活的暮年，而应是一段全新的、也应该是极为有趣的生活经历。而医学技术对老人而言，不应只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而应更大程度上体现人文观怀，包括临终观怀，说白了，就是最大程度尊重老人的自身意愿。
《陪父母老去》中，解母最后旧病复发，高烧九天九夜，住进了ICU，不能呼吸。如果采取技术手段，或可能延续生命，但解母此前有过交待，坚决不上创伤性抢救措施。对更多人而言，可能事前没有或者没法与老人沟通，有的即便有沟通，未必就能跨过道德上自我谴责这道坎。
可以看出，当前养老的最大困境或是亟待伦理重构。一言以蔽之，只有从伦理层面为传统孝道松绑，才可能真正解开养老家庭的那些道德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