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的可能

     今天在堆在床头的那一摞子书里翻找的时候发现了还没怎么看过的那位法兰西烈士马克•布洛赫同志的《封建社会》，说是烈士似乎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此人是绿林大学出身，响当当的干了一辈子革命后来留下了几本狱中遗作就唱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奔赴刑场的志士。其实此老是出身于巴黎高师的欧洲史学巨擘，年鉴学派开山祖师，这部书体现出的学术水平也远非《自然辩证法》、《矛盾论》等可比。不过再说他就扯远了，我在这里主要想说的其实是别的什么书。

     说道年鉴学派就会让我想起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的动力》，不是因为这书的地位如何，是因为这一学派的书我多少算是读过的只此一本。即使这样也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所以想到此处还是要把书翻出来再skim over一遍。

      年鉴学派被很多人所诟病的一点，首先在于有时过于繁杂，关于这点看看布罗代尔的那本《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厚度就可以想象了，也许较真于百姓起居三餐出门赶集显得过于琐碎，但我以为作者想说的是人民的日常却往往是历史的关节之所在，对于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问题是度的把握和如何在这千头万绪中把握住造成结果的要害，而这两点就是对治史者功底和敏锐的考验。另外的批评来自于他们对以往所最被看重的政治史的过分忽略。这也许是在所难免的，因为按照这种逻辑除了永远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外一切思潮都有他自己看重的地方，因此也就难免被指为片面，正如布罗代尔在这本书中所言：“一部深固的历史，我们不是来发现它的，而是来强调它的。”我并非为年鉴派开脱，我要承认对于这点我插不上话，因为年鉴学派的即使是代表性的论著我也接触的少之又少，所以他们到底走的有多偏我也无从知晓。

      其实我关心的是用此学派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史有无可能，这里我指的是古代史。其实我怀疑的不是这种想法的价值，因为古代中国变迁受到华夏大地上基层或者可以说底层居民（当然不一定是汉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有多大是有目共睹的。“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虽然林大人宣布我们绝大多数不过算个P而已，但十几亿个P的威力想必也是非同寻常的。不然为什么百度“国际歌”贴吧不复存在了呢？

     问题在于其可操作性，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有多少材料可用的问题。“史学的本质是史料学。”梁任公说过中国历代的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对百姓生活细节的描写是不要指望了。即使只是人口、粮食的具体数据，所能得到的材料亦是有限，当然很多资料应该是在当时被记录了下来，但后世修史者却很少予以足够重视，以至本来就稀少的材料也难以流传后世。官修正史往往会花大笔墨在天象的变化和礼制的变迁上，但其中很难找到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数据。即使是少数作为灾难被记下的蝗、洪、旱时期的粮食产量和价格，也是因为史官们相信它们是国家政权的兴亡得失的某种预兆而被记录的。当然年鉴和地方志等虽然失落较多，保存下来的也还算可观，但即使是这些文献所提供的可以作为了解居民生活水平和方式的依据也没有得到后世修史者足够的重视。更别说这些资料，多半也就到中古为止而难以更进一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其实这种遗憾正是使我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我并没有得出中华文明某种固有缺陷的结论，说实话我也没这个胆量。我只是觉得有些方法和态度也许就是我们应该汲取和学习的。至于是不是有人正在实践呢，我想是有的，而且人家的思路肯定比我详细清楚的多。而我只是一想起晚饭就深深的感到生存对于人的重要，而人对于历史的重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