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郑金生：大奇大好，《植物名实图考》

光从《植物名实图考》的书名看不出它的奇和好，但事关植物名实研究的巨著却出自清代状元、封疆大吏吴其濬一人之手，这算不算奇？ 吴其濬（1789—1847）出生于河南固始官宦之家，嘉庆二十二年（1817）中状元，妥妥的儒生出身，却素来关注植物。在他入仕后不久，因父母相继病故，得以归里丁忧，长达8年。这期间吴其濬心无旁骛，潜心研究植物。他在家乡史河之堤上“种桃八百株，载柳三千树”，又筑小园，名曰“东墅”，以便种植观察植物，并大量收集植物相关资料。在他服除为官，尤其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后，先后巡抚湖南、浙江、云南，总督云贵，他每到一地，则留心查访当地的植物。 固始在长江以北，故吴其濬对江南植物见得不多，也因此他特别下功夫实地访察植物，解惑辨疑。他在植物“鬼臼”条下记载：“此草生深山中，北人见者甚少。江西虽植之圃中为玩，大者不易得。余于途中，适遇山民担以入市，花叶高大，遂亟图之。”据此可见他即便走路，也不放过所见植物。“亟图之”则说明他写生绘图功夫了得。 又，当今活血祛瘀的名药“三七”，首见于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但李时珍只识得三七药材，却没见过原植物。吴其濬认为李时珍说的“叶似菊艾者”乃土三七，因此在他巡抚云南时，就写信咨询广南守官，从而获知真品三七的形态，还得到千里之外邮寄来的数盆种植三七。可惜收到的“三七”已经“叶脱不全”，惋惜之余，吴氏只好“因就其半萎之茎而图之”。这半萎之茎，也足以鉴定三七的来源。 吴其濬为官清廉，颇有政声。他从事植物研究，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跨界客串。他热衷植物不是为了猎奇或消遣，而是出于对地生植物知识的探求。有鉴于此，他研究植物的视角与众不同，既不受乾嘉学派繁琐文献考证的束缚，也不像药家、农家那样以植物是否有用为取舍标准。其研究方法固然也包括文献考证，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野外调查，获取实物与相关信息，绘制成图，因此《植物名实图考》才能取得许多重大成就。 《植物名实图考》收载南北19个省区的植物条目1738条，比《本草纲目》的植物药条要多出671条。全书配有植物图1805幅，其中大部分为写生图。我国古本草虽也有部分精美绘图，但其数量与质量都无法与《植物名实图考》写生植物图媲美。该书植物图注重绘制最具鉴别特征部分，讲究植物各部分的比例，尤其注意花、果的描绘。因此其中很多经细致观察与精准描绘的植物图可以鉴定出植物的科属甚至植物种。 在近现代西方植物学传入中国后，该书就成为沟通我国古本草与西方植物学的桥梁。故我国现代植物学奠基人之一的胡先骕前辈称《植物名实图考》“诚旧日植物学书籍中之不朽著作也”。现代植物学界的许多前辈都非常重视借助《植物名实图考》的记载与绘图，来考定植物的科属种，并大量采用该书的植物名称作为植物科属种的名称。据王文采院士介绍，我国植物科学绘图先驱冯澄如先生，潜心钻研《植物名实图考》的绘图技法，开创了特殊的软笔白描法。 要之，该书为我国传统中药学（本草学）、农学、园林园艺学等与西方植物学接轨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植物名实图考》的学术价值如此之高，说它是部好书，毫无疑问！ 但仅凭以上植物学成就，该书还不足以称为大奇、大好。更令许多不同行业人士钦佩的是该书中“雩娄农”的许多高论！“雩娄”是春秋地名，在河南固始东南，正是吴其濬家族定居之地。故吴其濬在书中某些植物条下，以“雩娄农”的谦称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思。 吴其濬饱读经史百家书，他不像古本草中某些医家药家那样循规蹈矩，不谈药物之外的“无用”之事。除了辨析植物名实之外，吴氏只要有感，一定尽情抒发己见，不管是否与植物名实有关。《植物名实图考》在现代常被划归本草书或农书，这大概是因为其中有部分从本草、农书中收集来的素材甚至药图。但实际上吴其濬并不是专为百药、五谷而写此书，其着眼点是整个的地生植物。当今多数中医药人员并不熟悉《植物名实图考》，因为该书并非每种植物都载有药用。 笔者为中医药研究人员，之所以被该书倾倒，是因为其中有许多古医书、药书难以见到的中肯之论。例如该书“常山”条下，“雩娄农曰”：“常山以治疟著。” “疟”即疟疾，俗称打摆子。但民间医家用的常山却有好几种，怎么办？能治“疟”的就是常山吗？须知民间认定的“疟”，不一定是真疟疾，也包括劳作蒙受寒暑，饮食不按时等原因产生的“寒热往来之疾”。伪常山固然治不了真疟疾，但真常山是有毒的“悍药”，古人认为其截疟靠的是“劫痰”。若非真疟疾而用真常山，也会伤人。 所以“雩娄农”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常山伪者宜慎，真者尤宜慎。”伪常山宜慎是它治不了真疟疾，真常山有毒，若不是真疟疾，用下去更危险，所以更要谨慎！说到这里，“雩娄农”还补充了一句话：“古之用君子者必辨真伪，若小人，则唯防微杜渐，勿轻试而已。”那意思用药如用人，用好人（好药），你可以考察他是否真好。但若知道他是“小人”（有毒之药），只有小心着点，别去轻易试用！可见吴其濬虽非医家，但他对药物真伪以及药、病关系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 那么，其他行业的人又如何看待该书中的“雩娄农”之论？《植物名实图考校注》的校注者栾保群先生的评价是：“这是一本任何文史爱好者都不应该错过的好书。”除该书文辞优美，读来口角生香之外，栾先生还提到：“吴其濬写植物的文字峻洁、准确，寥寥数字就能把一种植物的神态提出纸面，已经为汪曾祺先生所表出。”其中，“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中往往引申出一些感慨和议论，或谈政事，或谈事理，文采斐然，并时时加以韵文，诗词骚赋，几乎遍及各种文体。这正是此书的特色：有著作之体，成一家之言”。可见此书的魅力绝不限于其植物学、药学、农学等方面的成就，也同样可以成为文史爱好者关顾的好书。 我对栾先生以上评价深表认同，并由此想起了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我主编的《中华大典·药学分典》在成都巴蜀书社进入编辑阶段时，书社请了5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作为特约编辑，参与审校编辑《药学分典》中各种与本草相关的古籍，《植物名实图考》自然也在其中。这些原来没有涉猎过古籍的年轻人，也因此埋头审读医药古籍。我原以为枯燥的审校会让这些年轻人发烦，没想到她们竟然被《植物名实图考》打动，纷纷对我说：状元郎（吴其濬）写的书就是好看啊！他在谈植物辨认之外的许多言论，议题广泛，妙趣横生，特别有味道。有一位特约编辑还表示以后考研究生，当以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的论说为题写论文。 我非常赞赏这些年轻人的眼力与他们对该书的评价，也深感好书的特点是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与共鸣，就像《本草纲目》《红楼梦》等好书一样，其中广博的内容会引起不同行业热爱古代文化的读者喜好。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吴其濬评述植物之外的文字，是该书另一类大奇、大好的内容，很值得整理发掘，从中可探讨一位清代状元公的思想境界以及他对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评价与思考。 本文之末提醒一下读者，有的图书把吴其濬的“濬”简化成“浚”字。我们认为，作为人名，名从主人，“濬”字不宜简化，当前的用字规范也是这个精神。特别是，吴其濬的堂兄就名吴其浚，若简化，就兄弟同名了，这对检索吴其濬之书显然不利。 （郑金生，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