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传统与灵魂形塑

作为世纪之交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乔治·斯坦纳不会让中国读者感到陌生。早在1989年，斯坦纳讨论海德格尔思想的书就被翻译到中国。世纪之初，他的翻译理论著作《通天塔之后》也在国内出版。有关他著作的译介工作一直没有停过，但是直到这位老人于2020年去世，这位严肃的人文学者才进入更多读者的眼帘。斯坦纳是犹太裔美国人，1929年出生在法国巴黎，自幼受到严格的语言训练和古典语文教育。高中毕业后，斯坦纳有过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的经历。在《大师与门徒》中，他屡次提及在芝大任教的列奥·施特劳斯，阿兰·布鲁姆，索尔·贝娄等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芝大的人文社科圈子是多么熟悉。大学毕业后，斯坦纳分别在哈佛和牛津完成了硕士与博士的学术深造，其博士论文《悲剧之死》开启了新一轮的“悲剧衰亡”论，雷蒙·威廉斯的《现代悲剧》和伊格尔顿的《甜蜜的暴力》都以斯坦纳的这部作品作为对手。

与《悲剧之死》不同，《大师与门徒》并没有触及多么深度的学术讨论，但材料铺陈却极为博观，其写作风格明显受到英国文化思想界的浸染。通过本书呈现出的作者形象，我们或许可以不那么贴切地把斯坦纳称作西方的钱钟书。越是有着深厚文学素养的读者，越是能陶醉于斯坦纳笔调之下的人文关怀和历史沉淀。而作为第一次接触斯坦纳的读者，本书也不妨作为进入斯坦纳人文主义精神的第一本读物。

一如出版后记所言，斯坦纳的论述反复围绕三个主题展开：老师剥削学生信赖感与独立性的权力；老师为学生颠覆与背叛的威胁；师生之间的相互信赖与关爱，指导与学习。（210）原著书名为“Lessons of the Masters”，直译为“大师们的教诲”，更强调“教”的一极，而作为接受教诲的门徒在题目里是隐匿的。中文译本意译为“大师与门徒”，将受教者的位置显明了出来——一对精妙的张力。题目就像一块棱镜，折射出不同类型的关系。比如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爱欲者与被爱欲者的关系，医生与患者的关系，甚至朋友与敌人的关系等等。每一种类比都显明了一些特点，同时又遮蔽了其他的维度，似乎我们无法穷尽“大师与门徒”的深厚内涵。

我们并非有意将题目描述得多么神秘，读罢《大师与门徒》，大家自然会发现师生关系远比我们日常想象的复杂和深邃。斯坦纳凭借丰厚的学识，将西方人文历史中著名的师生关系按照历史顺序逐一呈现，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师生关系的多重样貌，更重要的是引导读者走向那些超越时代的深沉灵魂。

“师生关系”，一般指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在如今的日常语境中，它确定了一种身份关系，与此同时也带出隐伏于背后的伦理关系和权力关系。伦理关系和权力关系在这里总是同时出现，比如，哪怕是开放的现代社会，师生恋仍然面临不小的道德压力。原因恰恰是因为师生关系背后隐藏着权力关系的不对等。但在西方古典传统中，师生关系不会立即被还原为某种权力关系，它反而可以充满情爱的要素。在柏拉图的《会饮》中，我们会看到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讽刺苏格拉底缺乏爱欲，原因是后者不近人情，整天沉迷于思考自然。哲人则通过把爱欲与爱哲学关联在一起，证明了自己才是最有爱欲的人。会饮的私密空间和迷醉的场面也让空气充满了诙谐、情愫，甚至某种危险，正是在此番场景中，雅典美少年恰恰是被苏格拉底的言辞吸引，争着爱慕眼前的哲人。斯坦纳也写到薄伽丘指明但丁《神曲·地狱篇》的主题：赋予弟子之间的同性爱欲。但丁形容布鲁内托仓皇离去，有如得到锦标的维罗纳竞走，与男性之美与同性性爱密切结合，正如同绿色缎带与优胜者的紧密关系一般。（60）

师生关系也不全然是指一方教授一方接受，师生之间还包含某种互动性的关系，或者说教学相长的关系。老师需要对话者来帮助他完成知识的生产。学生是让老师的思想从深邃的湖底浮出水面的契机，从柏拉图对话录到歌德谈话录，我们发现大师的智识浮现于高处与低处的对话之间。师徒之间形成一种互动性的成长关系。专注写作的大师面对更多的是自我和潜在读者，他在这种沉静中保持思想的连贯和深入。教学或对话活动则需要说与听的参与，老师始终面临聆听者的在场。据说正是因为对话比论文更能承载真理，柏拉图则通过“拟剧”（μίμους）形式模仿对话现场。苏格拉底、孔子、佛陀，耶稣......轴心时代的哲人通过口传来探究真理。

如果以为大师与门徒之间总是融洽和睦，那我们就错了。“对于敬爱、信任、引诱与背叛的冲动，在教与学的历程中彼此纠葛。对学习、对模仿，以及对随后的解放的热爱，就和对性的热爱一样易生危机与不和。”（148）斯坦纳不吝啬去复现历史中师生关系的紧张状态，大师与门徒的关系还隐藏着竞争者的关系甚至是敌友关系。比如，面对海德格尔的背叛，胡塞尔痛心地说“实在是我生命中所遭逢的最沉重的打击”，“扰乱了我作为存有的根本”。（95）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描述的前辈作者对后辈作者的创作造成的焦虑影响，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师承关系的一种跨越时空的直观展现。而尼采的言辞更为犀利，“倘若人们永为学生，他对教诲者的报答就着实糟糕。你们为何不意欲拂去我的花冠？”（“论馈赠的道德”，《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反对偶像崇拜，而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出现在师生之间。扎拉图斯特拉是个未来者，这使得传授工作还没开始就面临失败的风险。大师是否应该传授给无法承受启示的弱者，能否传授给那些无疑会把启示扭曲为教条的俗人（129-130），都成为严肃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从师徒关系中看到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据说柏拉图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诊断一种灵魂的疾病。通过个人灵魂与城邦灵魂的类比，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哲人还诊断城邦的疾病。尼采同样如此，《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规定了他心中的最高教育理想，以抵抗日渐病态的职业教育。我们把那些最伟大的老师称为文明的立法者，甚至称为全人类的老师。大师不是一个教职，不是通过出卖知识喂饱肚子的人，大师身上承担一个文明形塑出的最高贵的品质，而这种高贵也会反哺城邦和文明。苏格拉底希望以哲学医治雅典城邦的努力失败了，孔子寄希望于君主教育而周游列国的努力也失败了。但他们的努力却形塑了希腊与东亚两种文明的精神品质。

回到20世纪，斯坦纳让我们看到黑塞的精神努力如何战胜了纳粹德国。黑塞从构思到完成《玻璃球游戏》用了整整十二年（1931-1943），我们惊讶地发现他的创作和希特勒的暴行几乎同步。然而，黑塞却让“大师”这个名词无比严肃地鸣响。在黑塞的教育邦（Pedagogic Province）中我们看到教育的古老根源：俄耳甫斯教与柏拉图的理想国，道家传统与儒家学说，中世纪的修道院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学院，共济会仪式与通神论。（132）黑塞的哲学-宗教幻想，让游戏和教育恢复了最古老的关联，而最终目标是形塑城邦或国家的最高人格理想。

战后的欧洲情绪如此阴郁，对于上来就读20世纪西方文学的亚洲青年来说，他们从中受到了何种教育呢？是呵，奥斯维幸之后无法写诗。人们对暴力变得越发敏感，对昔日的苦难也充满同情，与此同时也失去了精神的健朗。通过揪出伟大教育的线索，斯坦纳一定有自己的目的，或许他正是通过回溯教育的方式对读者进行教育，好让伟大的灵魂在今天不被遗忘。古典教育懂得人的限度与满足，我们今天却没有耐心聆听那些教诲，反而把时代气氛当作自己的老师。我们在提供的商品景观中自由挑选商品，仿佛实现了自由；另一方面，人们则在这种生产、消费与再生产的规训下变成无意识的欲望环节。在今天，我们不会承认自己的灵魂存在缺陷，同时又毫不避讳地倾诉内心的焦虑、惶恐和虚无。求助古典师教就不如求助心理医生。人们信奉的是，能用消费解决的困难就用消费解决，商品交换的逻辑成为我们的内在依靠，“有钱能使鬼推磨”变成了自明性真理。为了支撑心理疗愈的开销而去参与不自愿的劳动，不自愿的劳动反过来让人面临更多的心理问题，然后再去消费、参与生产、消费，如此循环。每个人日渐膨胀的欲望最终统统被资本收集，不再考察欲望的品质如何。如果教师被收编在知识贩卖商的行列，并且教师也如此自我期许，就像斯坦纳说悲剧衰亡了一样，真正教育的衰亡也是注定的。

斯坦纳讨论大师和教育的主题绝对不是为了满足读者的知识收集癖或者单纯的好奇心，他作为教师，字里行间中已经显露出自己的教育关怀与理想。正如他本人在后记中的诉说，我们现在沉迷于嫉妒、诋毁与向下沉沦之中。关于圣贤的概念也变得可笑。群体意识必须是民粹与平等的，或者至少要看起来得要这样。在五花八门的流行意识形态的喧嚣下，“大师们的教诲”是否能够（又是否应该）撑过这波汹涌的浪潮？（202-203）这正是《大师与门徒》的忧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