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 | 看石窟，亦是看人

最近读了《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对云冈有一定的了解，这本书读起来还是很舒适的，在常规的讲述云冈之外，也提供了更多不被察觉的角度和内容。

当然阅读这本书还是有些门槛的。一般来说，对文博或者石窟感兴趣，对石窟有一定的认识基础，对云冈石窟有一些了解，是比较合适的，了解越深，读起来就越轻松，比如提到太武帝灭佛，提到昙曜五窟，提到二佛并坐的意义，提到孝文帝迁都对云冈的影响，提到宿白，提到杭侃，都应该有一定的基础性的认识。

讲云冈脱离不了北魏的历史。云冈石窟可能是现存石窟当中，和当时的政治联系最紧密的石窟。当然，这不是说其他石窟和政治无关，而是因为云冈的主体部分和最精彩的部分，都是由北魏皇家主持开凿的。古代流传下来的记载，以官方和皇家的内容最多，云冈则是北魏当时政治动向的一个侧切面。

认识云冈，就是认识北魏，云冈的兴衰伴随着北魏皇家权力格局的变化。

云冈石窟的三段分期也直接和当时的历史有关。

第一阶段是460-471年间，主要是昙曜五窟，风格宏厚雄健，带有早期佛造像的风格。这一阶段主要是造巨像，宣扬佛法，也宣扬皇家对佛教的鼎力支持。这是主持开凿的僧人昙曜等人的灭佛后遗症，当时佛教需要急切生存下来，对弘扬佛法有迫切需求，有皇家加持，那就可劲儿造。

第二阶段是471-494年之间，以各种多元化的洞窟和造像为主。这期间，洞窟形式多样，窟内造像众多，造像的文化要素多元，细节丰富，雕工华丽，这是云冈石窟的鼎盛时期。这期间，佛教已经在北魏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可以较为精细地规划洞窟，也有不少大臣成为一些窟的功德主。

众多的二佛并坐像，映射了年幼的孝文帝和祖母冯太后共同执政的局面。而一些在营建时被认为有中断痕迹的窟，也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它的背后是冯太后再次执政排除异己时的血雨腥风。这个阶段，也出现了褒衣博带的南朝风格，这正是佛教造像中国化的过程。

冯太后方山永固陵

第三阶段则是494-524年间，这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开凿的石窟，主要是民间开凿居多，云冈的鼎盛期过去了。云冈的衰落，伴随着北魏政治重心的转移，皇家离开了，皇家加持下的石窟也就逐渐式微了。孝文帝迁都，结束了云冈的鼎盛期，却开启了洛阳龙门石窟的营建。

认识云冈，可以以石窟艺术为主线，也可以以北魏历史为主线，前者是艺术的，后者是历史的。以昙曜五窟为例，公认这五尊大佛对应着北魏的五位帝王，只是在具体的对应关系上，存在不同的说法。这种诸多佛像和现实政治人物对应的现象，在石窟当中是极少见的，其他石窟，只是偶有个别像对应着一些现实人物，而且尚不能绝对肯定，比如龙门石窟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和武则天的对应关系。

云冈的现在和未来，绕不开近代以来的云冈研究者，这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宿白先生。

1902年，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发现了云冈石窟，确切地说，是发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作为艺术客体的云冈，此前的云冈，更多的是作为宗教崇拜场所而存在。

之后法国考古学家沙畹和瑞典汉学家美术史家喜龙仁也来考察过，他们留下了云冈的早期影像资料。抗战期间，借着占据之利，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和水野清一等人在云冈进行了七年的系统性测绘和研究，日本战败后，他们带着未完成的工作回去了，之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云冈考古的重要专著，颇有影响。

在云冈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领先了，而中国学者是后来者。

虽然在大关节上有共识，但在具体分期的评判标准，以及在部分二期石窟的年代判定上，宿白和日本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双方多次发文辩论，最终，日本学者承认，宿白的推论是正确的。这扭转了“云冈在中国，云冈学在日本”这样的尴尬局面，可以认为，从此云冈学回到了中国。

宿白先生也因此奠定了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界泰斗级的地位，他也是中国石窟研究包括云冈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提出了一系列考古标准，包括石窟考古的标准，成为范式，就像云冈模式一样。

云冈石窟是5-6世纪中国最顶尖的佛教艺术群，在皇家和官方的加持下，它的营建体量巨大，而艺术风格的多变和文化要素的多元，也能最大限度地表达出来。皇家起码比民间有钱。

这个阶段正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北方地区很多当时和之后的石窟都深受云冈影响，云冈就是一个标准模板，所以出现了云冈模式这样的说法。

我想起了去年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看的那个云冈展的名字：经典与范式-平城实力和云冈时代。一个很云冈学术的名字。

这本书也提到了一些宿白先生的往事，他在学术上非常严苛，弟子们都很怕他。比如之前在北大现在去了川大的齐东方教授，他主要搞汉唐考古，常会在网上看到他的在线讲座，他讲课精神很足，吐字有力。但书中说他很怕去见宿白，每次去都在楼下疯狂抽烟，做足了心理建设才敢进去。也是很有趣。

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些云冈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日常维护石窟，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故事。研究人员会趁着搭脚手架维护石窟之机，登上高处，抓紧时间进行石窟的拍摄和扫描工作，他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云冈，这其实是另一个云冈。这和一般的游客看到的视角完全不同，即便所有窟全部开放，高处的很多细节，观者在下面也是看不到的。

即便是当年的功德主北魏的皇帝们，他们的视角也很单一，只能站在窟前或者佛脚下进行参观和礼拜，也无法看到高处的细节。以皇帝的体面地位，也不可能要求登高细看，而且眼前的大佛代表了自己的祖先，更是不能造次。

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些角落里的细节，包括一些小佛像和小龛，从雕刻的整体性看，一些小龛是先于大龛而建，甚至到后来，大龛为小龛让路。因为小龛，大龛的营建出现了不规则雕刻的情况。

研究者分析认为，小像可能是匠人们给自己私造的供养像。这是宏大的礼拜空间里匠人们的小心思，是大叙事下面的小情节，他们为皇家开窟，也顺便在一个小空间给自己弄块自留地，为自己做一点功德。

即便是这样水准顶尖的皇家石窟，在我们认为其有着规划的整体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其整体性被破坏的一面，甚至，千百年来，除了工匠本人，几乎无人知晓此事。只有它被当做一个艺术客体，被放在显微镜下仔细研究时，才被发现。这种微妙的情绪，跨越了1500年。这正是石窟体现出的人的一面，因为由人营建，所以，无法脱离人性对常规边界的突破。

这也是这本书的主题：人和石窟的1500年。这本书在写作中，同时穿插了石窟艺术流变、北魏政局变化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者们，可以说是三条线并行展开，穿插自然，表述流畅，可读性很强。

我去过三次云冈，每次的感触都不一样，认识更深，也更觉自己浅薄。第四次一直没有成行，再去的话，肯定会更多关注些书里提到的细节。

看石窟，亦是看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