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为宦官群体的杰出者正名——评《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研究》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宦官群体往往被视为独特又不容忽视的力量，曾经无数次对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天水一朝虽然并无“宦官专权”之现象，但宦者群体同样深度参与到政治之中。[1]在文武两途分明并持续对立的宋代，宦官成为从朝廷到边疆活动广泛的独特群体，自然应当成为历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何冠环先生以文官与武将的研究闻名学界，成果颇丰，近年来转向宋代内臣研究，先出版《宫闱内外：宋代内臣研究》（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8年），该书是宋代内臣的人物研究，所涉人数众多。[2]本书接踵而出，先以《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事迹考述》为题由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在2019年出版繁体字本，但由于发行量有限，许多读者难以获取。近期又更名为《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研究》，由重庆出版社在2023年11月推出简体字本。该书延续了作者此前的人物事迹研究，但只关注北宋内臣名将李宪一人，是宋史学界在内臣研究方面的新开拓。在2019年繁体字本问世后，河南大学戴文嘉先生曾在知名刊物撰文评介[3]，颇具水平。笔者阅读后也想附和一些陋见，期待得到批评。

一、宦官视角的西北战争

李宪是北宋中叶著名的内臣将领，在神宗开边过程中作出过重要贡献。这部著作主要关注李宪，围绕李宪的生平及事功展开，可以视为一部“学术性人物传记”，[4]但其内容又不仅仅只关注传主的生平，对神宗开边活动及北宋内政外交均有较大篇幅的讨论。不难看出，作者试图通过深入梳理李宪的行迹与贡献，来观察北宋神宗哲宗时期的西北战争，以及从李宪的案例探讨宋代内臣的许多问题。这种对历史的叙述与写作方法既保证了研究的学术性，又充分展现了可读性。

作者在书中关注的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李宪个人的生平行迹，其二是北宋中后期变法与反变法、主战与求和交织的朝政，其三是宋代内臣与皇帝、文官、武将的互动关系。李宪的生平行迹是该书的线索，对后两个方面的探讨，也均是建立在研究李宪的基础上。

第一层次在书中占据的篇幅最多，作者通过梳理考证史料，揭示了李宪从入仕到去世的活动，还附带研究了李宪之子李彀的事迹。李宪早年，即从征熙河之前的经历由于史料较少，只能简单勾勒一些事件。从熙宁中后期李宪从征熙河开始，史料记载逐渐增加，该书也对其活动作出了详细的论述，主要关注李宪在宋朝夺取并治理熙河上的贡献、李宪率兵夺取兰州等地并经营熙河兰会路的成绩，以及宋神宗去世后李宪在政治上的遭遇。在对李宪个人的研究中，作者也提出了许多创见，例如作者指出“李宪善于用兵，其特点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粮运后勤不配合时，他从不冒险轻率出兵。”（第483页）“李宪取兰州，并布置长久治理之格局，特别是将熙河路扩大为熙河兰会路，而以兰州为帅府的建议，是北宋中期拓边西北其中最重要的一事，也是神宗这次不惜一切出师讨西夏，后来惟一的收获。”（第139—140页）总体而言，该书利用传世史书、墓志碑刻等大量史料，加以考辨分析，并充分结合当代学者的研究，尤其是历史地理方面的成果，不仅对李宪生平事迹做出了详细考述，还对李宪所参与重要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背景影响等多有涉及，作为李宪的“学术性人物传记”在研究性与普及性方面均达到了一定水平。

第二层次通过两方面的叙述来展现，一方面是李宪活动的政治环境，朝廷中变法与反变法、主战与求和的互动构成了李宪开展军事活动的重要背景；另一方面是李宪被投闲置散之后，书中还花费了两章内容讲述“李宪之后的熙河”，多涉朝中政治局势。先看前者，李宪的军事活动主要在宋神宗时期，到神宗去世、高太后执政时便罢官闲置，宋神宗在位时锐意进取，尽管反对战争的声音长期存在，但在神宗皇帝的强力支持之下，这一时期也多次发起西北的战争。例如神宗在元丰五年初决定再度西征，此前文彦博已经上书表示反对，吕公著在神宗发布命令后也上言力谏，范纯粹亦有谏言。最终在李舜举与王安礼的努力之下，神宗收回成命，决定采纳种谔的建议选择另一种方式进取。书中对该过程作出了较为细致的叙述，揭示出神宗心态变化的过程及影响因素。诸如此类的和战观点贯彻在李宪的军事行动中，士大夫出于各种原因的反对若隐若现，同时支持开战的官员也具有一定的声音，该书对李宪军事活动背景的关注，揭示出神宗皇帝在位期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为李宪的军事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对于后者，作者花费两章讲述李宪离去之后的熙河，在这一阶段的叙述里李宪并非历史发展的主角，主要是向读者揭示宋廷在元祐年间的西边举措。这种写法充分反映出该书的写作特色，主题是李宪但不仅是李宪的生平故事，以李宪为视角观察北宋开边事迹。这两章涉及的内容就是元祐时期变法与“更化”、主战与求和之间的政治博弈，该书对此阶段的叙述梳理出了熙河兰会防务的变化，关注了朝廷各派对熙河的议论，最终推动高太后为首的执政者采取怎样的边防策略，详实清晰。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朝廷的政争，作者充分关注作为“地方”的熙河这一时期的动向，揭示出在“元祐更化”背景下边防军事力量受到的影响与应对。[5]该书重点关注了刘舜卿与范育二人担任熙河帅期间的为证举措，提出刘舜卿“任熙河帅可说毁誉参半”，（第349页）而范育则“在熙河克尽厥职，尽他边臣的责任”。（第403页）此外作者还有许多创见，例如其指出：“范育虽属旧党，但他有丰富的边事经验，并不墨守成规，更不会盲目听从朝廷的指令，而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治理熙河的政策，而非像不少旧党大臣，不分青红皂白否定熙丰之政。”（第360—361页）这种对官员个案的微观考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元祐时期“新旧党争”的认识。[6]

第三层次是本书的核心关怀，即通过李宪的案例观察宋代的内臣与皇帝、文官、武将之间的关系。宋代的文武关系、君臣互动长期以来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7]成果颇丰，但对宦官内臣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相比之下不算丰富，尤其是其与皇帝、文官、武将三类群体均有关联，值得深入探讨内臣群体在政治上的影响。在结语中作者提出“宋代武臣常为文臣所歧视，李宪以内臣统军，反而不被武臣视为异类。”“整体而论，李宪与武将的关系良好。”（第492页）对于李宪与文臣的关系，情况更加复杂，“在朝中掌权或在地方上担任帅臣或漕臣的文臣，大都对内臣包括李宪得宠任事及统兵不满。”（第492页）而在李宪麾下的文臣僚属，与李宪关系较好，甚至被人指责为“谄事李宪”。在书中作者也多次指出，李宪与下属文官能够通力合作，李宪的战略方针往往也能得到一些文官的支持。

文臣对李宪的不满，作者多将其解释为“对内臣的偏见”，戴文嘉在书评中对此种解释路径提出了不同意见：“在具体事件上，作者仍需区分士大夫对李宪的敌视是出于固有偏见还是政见抑或利益的不同。”[8]这为我们提供了警醒，应当更加细致深入地看待内臣在面对文官时遭到的待遇。另一方面，作者强调了文官群体内部对李宪的认识存在差异，有利于加深我们对文官与内臣关系的认识。李宪麾下文官臣僚的态度及动因还应进一步注意，正如作者已经指出“他们与李宪利害一致，同荣同枯”，因此他们对李宪的友善态度是出于思想上的客观看待，还是仅为达到共同的利益携手共进，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但考虑到李宪麾下文臣的史料留存情况，如下文指出，赵济此等得力下属都无法从史料中获得太多信息，我们也不宜过度苛责作者。

至于皇帝与李宪的关系，书中主要关注的是宋神宗，作者明确指出“从神宗所给李宪的大量手诏中，我们看到神宗对李宪的亲信程度，远过于其他内臣以至多数朝臣。”这在书中主要体现在神宗对李宪战争计划与资源调配的支持。同时作者提出“神宗与李宪，始终是主仆的关系，李宪一直知道没有主子的宠信及支持，他就是有何等的才干也成不了事。”（第476—478页）作者的此类观察，建立在详细考述李宪生平的基础上，书中对神宗与李宪的互动着墨颇多，充分揭示出此一独特的皇帝与内臣关系，具有较强说服力。另一方面，该书以李宪为例考察了“将从中御”的问题，充分吸取了沈琛琤硕士论文中的观点，[9]提出从李宪的事例可以看到神宗的“将从中御”并非全无效果，但“唯有李宪的巧妙配合方能有成”。（第478—479页）尽管作者论述该问题旨在褒扬李宪的能力，但也从侧面说明“将从中御”做法的弊端，以及对宋代军事活动产生的广泛消极影响。

总体而言，该书并不是对宋代内臣的全景探讨，也不仅仅是李宪个人的生平传记，而是试图以李宪这一个内臣的行迹观察北宋中后期的政治军事史，并揭示宋代内臣与其他群体的关系，微观考察的个案能够为深入认识整体情况提供视角。作者长期以来关注宋代的内臣，此前已经出版《宫闱内外：宋代内臣研究》对宋代内臣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全景观察，此次对李宪的细致研究又为宋代内臣研究提供了重要个案，更有利于从内臣群体角度观察宋代政治与社会。

二、独具特色的学术性人物传记

上文已经指出，该书可看作一本“学术性人物传记”，其“传主”就是宋代的内臣名将李贤。但该书在人物传记的撰写方面又有所突破，并非仅仅关注人物本身，对与人物牵涉颇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多有着墨，在写法上既有微观分析又有宏观审视。该书最为独特之处，即不仅在“研究历史”，也在“写历史”，我们可以从历史研究与书籍写作两个角度观察其特色与长处。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该书从内臣的视角探讨了宋代政治的许多问题，上文已经述及。从内臣研究的角度来看，李宪这样一个微观案例是必要的，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历史细节的认识，还能为解决大问题提供个案依据。李宪的传记史料并不算丰富，正如作者所言“李宪的墓志尚未发现，墓志铭或行状一类史料并未传世”，同时李宪的传记“有颇大的偏见”，（第402、2页）因此对李宪生平的研究存在一定困难。该书结合大量史料“重绘”李宪生平，主要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严谨细致的史料考证，细致爬梳《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朝名臣奏议》等书中记载的李宪事迹，再结合诸多材料考辨真伪，实质上是将《长编》等书中的散碎记载串联起来，重新叙述李宪的生平事迹。例如著名的“五路伐夏”期间，我们观察书中征引的《长编》条目，看到“九月戊戌”“九月庚子至辛丑”“九月甲辰”“九月丙午至丁未”“九月庚戌至壬子”等时间排列紧密，可见作者使用史料的细致与详尽，也揭示出军情瞬息万变。同是论述李宪参与“五路伐夏”，《涑水记闻》、《东都事略》均记载李宪具有节制五路军队的权力，但《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等书均未提及，因此作者认为司马光与王称的说法“似不确”。（第129—130页）这里作者就是将至少五部著作相互比勘，得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书中征引史料众多，除去史书、文集、笔记等重要的传世史料，还多利用墓志考辨史实。例如作者利用陕西出土的孙昭谏夫妇墓志，提出孙昭谏曾参与修筑兰州城，为这一重要的历史史实增补了些许细节。（第233页）有关李宪得力助手赵济的生平史料留存较少，作者充分运用了《林倩墓志铭》、《兴庆池禊宴诗》与《赵宗道墓志》等诸多石刻文献，结合传世史料，考述其于嘉祐二年出仕，在治平二年或三年卜居洛阳。（第88页）该书使用的诸多墓志碑刻中，最有价值的是苗授的墓志，作者称苗授是“李宪麾下第一猛将”，因而苗授墓志中记载的生平行止将有助于考察李宪的军事活动，书中充分重视苗授墓志提供的信息，多次征引。作者还利用该墓志细致考述了苗授早年生平事迹，作为附录收在书中。出土文献的广泛使用为我们深入了解历史提供了更多窗口，宋史学界近年来对墓志的使用愈发重视，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10]该书充分关注墓志重建史实的作用，也为新材料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第二种方式是合理推论，尽管李宪个人的相关史料不多，但可以结合宋代传世的许多史料侧面探讨李宪的活动。作者在结语部分系统评价了李宪的军事才能，并探讨作为内臣的李宪此前并未上过战场，其军事才能由何而来。作者根据其他宦官阅读兵书的事例，推测李宪应在宫中阅读兵书，还有机会向通晓兵法的文官武将请教讨论。（第488页）这种推论是有道理的，宋人学习军事的路径无非是读书与实战两种，对于没有实战经验之人来说，向具有边疆战场经历者学习也是重要的路径。从吴晨骅对秦观的研究可以看出，一方面秦观“读兵家书与己意合”，另一方面“秦观的策论里，写得最翔实有据的，就是《边防》三篇，这应当是得益于秦观和边防将领的交往。”[11]李宪虽非秦观之类的文人，但其学习战争的方法应当十分相似。[12]在此之外，李宪的战场经历也颇为重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也是武将提升自身能力的重要途径，李宪初次经历战争是随王韶西征，尽管二人意见多有不合，但此行对李宪了解战争实际应当大有裨益，为此后的领兵作战打下基础。[13]文中另一个重要的推测是蔡京向李宪请教：“笔者以为蔡京很有可能在快要徙知永兴军时，就从郓州往陈州，登门请教李宪有关西事的问题，而已老疾退休的李宪就推荐他的门人童贯。”（第390页）这个记载源于陆游《家世旧闻》提到李宪向蔡京推荐童贯，尽管作者用语严谨，声明只是“似乎”“很可能”，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启发我们对三人关系以及北宋中后期政治的思考。

从书籍写作的角度来分析，以上研究历史的独到之处也均可视为“写作特色”，不仅保证了学术研究的扎实，也有助于读者获取可靠新知。此外，本书在写作方面最大的特色是行文少列史料原文，将史实直接叙述出来。这种写法保证了阅读的流畅性，思路不容易被史料征引打断。尤其是考虑到作者对李宪事迹的分析梳理极为详细，精确到每一天，又在行文中反复进行史料考辨，倘若将史料大量引入正文，一方面会使书籍的体量大幅扩张，另一方面也会产生阅读时支离破碎之感。作者减少对史料原文的征引，流畅地叙述李宪生平活动的细节，使该书不仅具备学术研究的贡献，还有利于热爱历史的非专业读者。

从“写历史”角度还应指出的是，该书除去前言与结语外共分为十一章，但每章之下并未分节。这些章节中的很多都在40页以上，第七章共60页，但其中都没有再分节，使读者阅读起来可能会感到一定的难度，也不便于理解思考书中所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将现有内容再进一步整合，每章分成若干小节，可能会更加便于读者阅读与知识传播。

结语

宋史研究长期以来有创作人物传记的传统，邓广铭先生曾将自己的“学术专长”写作“隋唐五代宋辽金史、历史人物谱传”，“这可以看做是他一生治学方向和学术成就的一个自我总结。”[14]邓广铭先生的谱传成为了宋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也对后来治宋史者产生了重要影响。邓先生写作谱传是“写历史”，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言“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15]本文关注的《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研究》一书，作者应当也受到了邓广铭学术路径的影响，此书即是既有学术研究又有“写历史”的“学术性人物传记”，作者前后出版的《宫闱内外：宋代内臣研究》《功臣祸首：北宋内臣童贯事迹研究》两书也同样如此。在“写历史”之中又充分注意问题的探讨，该书附录的《北宋中期西北边将苗授早年生平事迹考》就是著书时衍生的学术论文。总体而言，该书延续了宋史研究重视谱传的传统，为“内臣名将”李宪立传，从学术性与普及性两个角度均具有一定特色，是一部值得学界注意的佳作。

宦官是研究中国历史无法避开的话题，尽管普遍认为负面形象多于杰出楷模，但出于其在政治与社会之中的影响，也应给予充分的观察与讨论。何冠环先生近年来多着力于宋代内臣研究，本书是有关该问题的第二部专著，作者的相关成果产生了不小影响，推动宦官研究走向深入。尤其是作者详细论述了内臣李宪的事迹，并对其不吝赞扬，发掘士大夫书写之下真实的李宪生平，有助于重新审视宦官的传统形象，解构文人士大夫塑造的宦官刻板印象，深化我们对传统政治的认识。[16]作者的学术理路主要关注人物，有助于了解诸多宦官的生平事迹与成败得失。在此之外，对宋代宦官与政治社会应当在充分考虑“历史书写”的基础上，作出全面系统的研究，期待学界在本书的基础上持续产出宦官研究的新成果。

[1] 汪圣铎先生指出：“对于宋朝皇帝而言，宦官始终没有篡位者，也没有以军队胁迫皇帝者，在这一意义上，可谓“无阉祸”，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宋代的“阉祸”丝毫不比前代轻。”见氏著《北宋灭亡与宦官——驳北宋无“阉祸”论》，《铜仁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2] 相关评述见游彪：《何冠环〈宫闱内外:宋代内臣研究〉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1期。

[3] 戴文嘉：《何冠环〈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事迹考述〉》，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97-308页。

[4] 一般可以将当代学者撰写的人物传记分为学术性传记与文学性传记两种，参见刘卫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第五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27-328页。

[5] 宦官与“地方”的关系，近期有朱德军的论文，关注宋代宦官在西北防御体系中的作用，参见氏著《分权制衡与地方控制: 北宋西北防御体制下的宦官》，《安徽史学》2022年第3期。

[6] 方诚峰已指出类似的观点，在“元祐更化”时期许多参与者对新法的态度是较为温和的，由于神宗时期新法的推行，他们对新法的真实情形已有较多了解。在此之外，对于基层官僚而言，即使存在不同意见也必须推行新法，他们的态度往往较为中立。参见氏著《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4-19页。按该书初版于2015年。

[7] 限于篇幅难以全部罗列，尝试各举一例反映相关研究的水平。文武关系方面的研究最为直接系统的是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君臣互动的成果更加丰富，王瑞来长期以来关注皇权相权问题，可参看《君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8] 戴文嘉：《何冠环《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事迹考述》》，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97-308页。

[9] 沈琛琤：《北宋神宗朝对西北的经略——以战略决策与信息传递为中心》，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该文提出神宗虽有将从中御之形，却无之实。

[10] 李亚辉、刘亚龙：《2010年以来出土宋代墓志整理与研究综述》，《洛阳考古》2022年第3期。

[11] 吴晨骅：《秦观策论与宋代文人谈兵风气》，《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12] 尽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但宋代宦官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程民生指出“作为一支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精英群体，宦官为宋代历史和文化繁荣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并单独在文化事业上做出了诸多贡献，其发明创意和文化产品促进了社会发展，在宋代文化史、科技史上应有一席之地。”见氏著《论宋代宦官的文化水平》，《史学集刊》2019年第5期。

[13] 书中提到的南宋守城名臣陈规即是如此，《守城录》的撰写得益于他在德安的城防经验。

[14] 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5] 周一良：《纪念邓先生》，《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16] 程民生亦曾指出“除个别时期外，宋代宦官作为一个群体，在宋史中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见氏著《北宋开封人才的井喷现象与历史贡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