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步去达格雷街

根据常沙娜《敦煌！父亲的召唤》书中所写，上世纪三十年代，她跟父母常书鸿和陈芝秀居住在巴黎蒙巴纳斯的Daguerre街。正好今天在附近买东西，我便小小地朝圣了一下。

蒙巴纳斯在上世纪初开始，便是巴黎的艺术家聚居区。当时低廉的价格和活跃的氛围吸引了不少还未出头的年轻艺术家，连毕加索都是其中一员。根据我的理解，当时的蒙巴纳斯可能更接近现在巴黎18、19、和20区的气质：便宜、吵闹、远离市中心、充满青春气息。类比中国同类型社区的话，可能跟曾经的北京宋庄比较接近。

常沙娜的父母作为留学法国的画家和雕塑家，选择在这里安家真的再合适不过了。根据常书鸿的自传，他与当时同在巴黎的徐悲鸿、冼星海，还有日本画家藤田嗣治都是朋友。藤田嗣治在二战后重回法国，数年后获得法国国籍，他标志性的西瓜头和小胡子形象现在也时不时出现在巴黎的各种展览上，可以说他比草间弥生更早成为法国人心中卡通化的日本艺术家。比起游走在名利场的藤田，1936年毅然舍弃巴黎的生活，回国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的常书鸿是那么地理想主义，简直像个在童话书里才找得到的人物。

Daguerre街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艺术家街，我真推荐感兴趣的人从头到尾走一遭。根据维基百科的总结，在这里居住过的名人有：

Daguerre街66号：1862-1863年，仍然十分年轻的左拉（Émile Zola），日后他会成为法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巴黎地铁10号线在15区的一站会以他的名字命名；

Daguerre街44号：1905-1906年，绘画风格格外纯真、宁静的亨利·卢梭（le Douanier Rousseau，“公务员卢梭”），他从未进过艺术学院，只靠着自己对绘画的理解自行摸索；他也从未离开过法国，但心里装满了对墨西哥的想象，那些神秘又奇幻的想象都在画布上实现；

Daguerre街86号：1951-2019年，新浪潮电影导演阿涅丝·瓦尔达（Agnès Varda），一直到她去世，瓦尔达都住在这里。作为新浪潮中少有的女性导演，瓦尔达能得到拍剧情片的机会不多，于是她创作了不少低成本的纪录片（即使新浪潮剧情片主打的也是低成本，瓦尔达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再砍预算），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与女演员Jane Birkin合作的《千面珍宝金》（Jane B. par Agnès V.）。Birkin也在去年去世了，她与女儿Charlotte Gainsbourg的父亲，传奇音乐人Serge Gainsbourg的旧居Maison Gainsbourg现在也成为了一所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

86号曾经被粉刷成颇有西班牙南部味道的玫瑰色，这个有点调皮但又不至于突兀的颜色非常符合瓦尔达的性格，有心的人会知道特别的她住在这里。而现在，86号只保留了少部分的玫瑰色，重新粉刷了大面积的白色。颜色的改变似乎也提醒我们，瓦尔达带着她的玫瑰色远去了。

早在1976年，瓦尔达就为自己居住的这条街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达格雷街风情》（Daguerréotypes），法语原名是银版摄影法的意思，而发明者正是Louis Daguerre，这条街以他的姓氏命名。我想正因为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加上瓦尔达为这条街量身定做的电影，现在Daguerre街上的不少商铺都直接用街名给自己的店取名字： Daguerre咖啡馆、 Daguerre药店、 Daguerre肉铺、 Daguerre百货等等……这在巴黎并不十分常见，我能体会到店主们对在此开店的小小骄傲。

根据梁霄、周喆、李纬文编著的《在花都：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留学生的巴黎生活》一书，常沙娜一家住在48号的Villa Adrienne Simon，他们不在维基百科的总结名单上。对于常书鸿来说，巴黎是他青年到中年的十年；对于常沙娜，那是她从出生到六岁的时光。但是对于巴黎，常家一家三口在她厚重的历史中，只是蜻蜓点水地来了一下，之后便消失在她的视线以外。将近一百年后，我以朝圣的心情来到门口，却也找不到一点他们来过的痕迹了。

在瓦尔达《达格雷街风情》出现的香水店店主自我介绍道：“我们打1933年起就住在达格雷街了……”那也正是常沙娜一家住在那边的时候，说不定陈芝秀还帮衬过这家香水店呢。如果他们没有离开巴黎，说不定能成为瓦尔达的街坊，为她的电影客串一个买肉或买面包的镜头。

不过，我觉得正是巴黎鼓励常书鸿像他敬佩的高更去大溪地一样，勇敢地离开巴黎。离开巴黎，或者说不被巴黎困住，是这个城市对艺术家们最大的启发。常书鸿认定了敦煌是中国人的希腊和罗马，这个感召是在巴黎发生的。巴黎像朵蒲公英，而常书鸿一家是她的种子，带着她的精神飘向敦煌。

常书鸿在敦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似乎再也想不起巴黎。我想这正是巴黎对他最大的祝福，这份祝福让他与那些留在巴黎名利场上的人如此不同，保住了他身上那份难得的理想主义光芒。而常沙娜，作为一个在法国出生、最开始只说法语的中国孩子，用她独特的视角看敦煌，给那个苍老衰败的古都带去了新鲜的生命力。跟大人们不同，她就在千佛洞中长大，敦煌和巴黎一样都是她的童年。即使在美国留学时，她也能随手便把敦煌的菩萨、飞天、莲花和祥云图案融入作业中，甚至能凭着记忆默写北魏时期的伎乐人和有动物的山景。如果说常书鸿是为了追寻心中的希腊和罗马而来到敦煌，那么常沙娜就长在父亲向往的希腊和罗马。与这样独特的一家相遇，就像是敦煌千年历史中的一个美丽意外。

而我也是在巴黎才了解了常书鸿和常沙娜父女的故事。作为一个也曾学习绘画的人，如果不是站在相同位置的一百年后回看这段历史，恐怕也不会如此深深共情。我也曾像常沙娜一样，幼年随父母移居别处，从一种方言到另一种方言，语言的不同塑造了性格和思想的不同；也曾像常书鸿一样，因为向往西洋艺术而来到巴黎，在中或西的身份问题上苦苦追问。九十二年前，常书鸿远在欧洲心系战火纷飞的家乡，并在抗日战争打响之时勇敢地回国；七十四年前，常沙娜因为新中国成立又放弃了在美国的学习，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前身、刚成立的营建系当助教，辅助林徽因处理敦煌图案的工作。理想主义的父女俩在个人命运的十字路口都做出了相似的选择，叫我敬佩不已。将近一百年过去，感觉时间在我们身上转了个圈，作为新一代的人，当我在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