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永远的“儿子”
一、终生的“儿子”
卡夫卡生于1883年7月3日，逝于1924年6月3日，今年恰好是其去世100周年。虽然生前声名不扬，但在卡夫卡去世后，随着作品的整理出版，其小说的文学价值重新被审视、被发现，继而收获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声誉，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文学浪潮——“卡夫卡热”，还俘获了大批拥趸，如马尔克斯、村上春树、石黑一雄、残雪、余华等著名作家都是卡夫卡的粉丝。如今卡夫卡已被公认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和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与马赛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圣三位一体”，深刻形塑了二十世纪的文学样貌。
在短暂的一生中，卡夫卡并未创作出等身的著作，却以西西弗斯般的写作活动诞下了不少简省而有力、矛盾而犀利的小说，这些小说以支离破碎的情节、荒诞离奇的风格和晦涩难懂的主题，描述了边缘人物的孤独与恐惧，剖析了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与压抑。正如高尔基所倡导的“文学即人学”，作家的作品往往是其私人经历和生命体验的文学镜像，他们将写作视为最好的生活方式，实践文学对生活的提炼与反刍；抑或如齐奥朗所说，写作就是复仇，“对世界的报复，对我自己的报复。我所写的一切，或多或少都是一场报复的产物。因此，它同时也能带来解脱。”
卡夫卡亦是如此。他的小说所蕴含的主题和思想，与其个人的成长历程密不可分，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可以寻找到隐秘而坚实的锁钥，从而“打开”他的小说，并提供严丝合缝的解释。德国学者彼得–安德列·阿尔特的《卡夫卡传》是一部关于卡夫卡的人生与作品的优秀著作，也是认识卡夫卡、理解卡夫卡的绝佳窗口。作者并未严格按照编年史体例叙述卡夫卡的人生纪要，而是将其生平经历和文学创作穿插开来，滚动讲述，详细阐释了他在每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所写下的标志性的文学作品。
传记文学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如何为传主绘制出一幅精准而又逼真的画像。在这本书中，作者展现了卡夫卡复杂的多面性，他是“观察的流浪者、渴望的孤独者、焦虑的苦行僧、狂喜的怀疑者”，还是擅长反讽的大师和躁动不安的禁欲主义者。而如果将所有这些身份和特性收束于一身，那卡夫卡终生都是一个“儿子”，这一身份属性不仅适用于他的家庭生活和爱情故事，还在他天马行空、广袤无垠的文学世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更为本质的层面上讲，这个永远的“儿子”背负着矛盾的情感和犹疑的理念，穿梭在文学与生活、个人与时代、传统/神话与现代、幻想与现实等不同的场域，这些参差性与悖反性既影响甚至左右了卡夫卡的人生走向，也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扰动，他也将这些悖反化为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在两者的互动中击响了丰富跳跃的文学变奏。
二、“悖反”的人生
家庭永远是一个人走不出的风景，父权与母权更是无法绕过的屏障，世界文学史上有许多俄狄浦斯式的作品，主要表现为“弑父”主题和“恋母”情结，典型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而在卡夫卡这里，“弑父”衍变为"惧父"情结和慑强主题，这在其小说《判决》《乡村医生》《失踪者》《审判》《城堡》中均有体现。
卡夫卡一直生活在父亲赫尔曼·卡夫卡的威权之下，对父亲既有儿子视角的依赖、仰望和恐惧，又有某种程度的怨念和憎恨。父亲否定他所选择的文学道路，对其作品也嗤之以鼻，这在卡夫卡心中埋下了自卑的种子，这颗种子生根发芽，伴随着卡夫卡的一生。在1919年11月写给父亲的、没有寄出的43页长信中，他“怀着愉快，怀着严肃，怀着爱、倔强、愤怒、憎恶、顺从、内疚的心情，使出全部智力和心力”，表达了对父亲的驱之不散的复杂心理。这封信还是一次微弱的反抗和控诉，以他擅长的文字为武器，战斗则发生在沉默的情感战场。他用隐喻的手法将两人之间的斗争称为“虫豸的争斗”，只不过这种斗争全部在想象的空间进行——“我承认，我们互相在争斗，但是有两种争斗。一种是骑士式的争斗，两个独立的对手进行着力量的较量，胜败存亡都是个人的事。一种是虫豸的争斗，虫豸不但蜇刺，而且还吸血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才是地道的职业军人，而你便是这样的职业军人。”
在爱情关系中，卡夫卡同样挣脱不了“儿子”角色的束缚。前后共有四个女人在他的生命中占据了重要角色：菲莉斯·鲍尔、尤丽叶·沃吕察克、米莱娜·波拉克、多拉·迪阿曼特。对卡夫卡来说，婚姻是想触碰却又收回的手，他三次订婚，三次又解除了婚约（菲莉斯·鲍尔两次、尤丽叶·沃吕察克一次）。他在日记和信件中充分表达了他的态度，婚姻生活会干扰他的写作，会摧毁他乐在其中的安静与孤独。还是在写给菲莉斯·鲍尔的信中，他表明了以文学为志业的决心，“我没有文学方面的兴趣，而是由文学组成，我不是别的什么并且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每次他尝试向丈夫的角色跨越，最后又都退缩下来，回到了“儿子”的城堡之中，正如作者所说，“儿子坚持他的权利：在极度兴奋之后他寻找孤独，这孤独是他的固有的本体的活动范围，厄洛斯在这里消失不见了。”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认为当代杰出的作家既总结时代，又对抗时代。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提到了四个对他影响至深的“真正的欧洲人”，其中就有卡夫卡（其他三人为卡尔·克劳斯、罗伯特·穆齐尔、赫尔曼·布洛赫）。有趣的是，卡夫卡似乎既不总结时代，又不对抗时代，对于他那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他的日记从不予以特别的关照，无论是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奥匈帝国的解体，哪怕与他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关心和兴趣。一个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在那则1914年8月2日的日记中，他写下了这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
从表面来看，卡夫卡与这个时代无疑采取了一种疏离、漠然的旁观者态度，但阅读他的小说，分明又可以看出卡夫卡时刻的在场。作为在场的缺席者或者缺席的在场者，他细腻体察了二十世纪之初的社会思潮，并深刻剖析了时代的精神状况：他是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的员工，具有公务员身份，因此他了解工业时代的剥削与压榨，以及现代技术对人的摧残与异化，他还认识到科层制下平庸的官僚主义和难解的效率难题。他属于犹太民族，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交往甚切，因此他在适当的距离洞察犹太族群的生存状况和西方社会的反犹风潮，并对此作深入的现象思考和心理分析。他频繁地在布拉格、柏林、维也纳等欧洲都市之间切换，是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感受着时代的律动和政治的变革，敏锐地观察女性主义运动、和平主义运动等社会现象。更为重要的，他把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融入小说创作之中，以文字切入时代的肌理，做出鞭辟入里的问诊，如《变形记》《万里长城建筑时》《桶骑士》《饥饿艺术家》等小说皆是个中体现。
瓦尔特·本雅明曾如此评价卡夫卡的小说，“卡夫卡的作品是一个椭圆体，它的远远分离的焦点一方面由神话的体验（主要是对传统的体验），另一方面由现代大城市人的体验所规定。”这句话精准抓取了传统/神话与现代两组资源对卡夫卡的渗透。作为一个犹太人，身处犹太文化圈之中，卡夫卡的写作受到犹太朋友、犹太宗教思想和犹太世界观的强烈影响。此外，古希腊罗马作为欧洲文化的根源与血脉，卡夫卡身处这片历史的天空下，充分汲取了神话传说的艺术营养，为他的小说增添传统的质素。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陆，被裹挟在轰轰烈烈的现代性变革之中，物质文明繁荣发展，科技创新日新月异，文化思想领域也焕发出崭新气象，卡夫卡这一欧洲的漫游者，不仅用文学收编时代要素，还反向剖析了现代社会，以象征直觉的写作手法和荒诞不经的艺术形象指出了现代性所导致的“人的境况”的颓败与衰弱。
幻想与现实是卡夫卡的文学与生活的重要变体。幻想/文学与现实/生活在他这里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倒置，他的生活并非简单地成就了文学，还在模仿文学、复制文学，或者说，是他的小说和日记建构了他的生活，甚至预判了他的人生。作者生动地诠释了两者的关系，“生活吸收了文学的动机和印象，它的突变、反抗、阻塞和摒弃，它的狂喜、幸福瞬间和越界，它的激情和它的活力，它的震惊和冲动、喜剧和小品，这样生活就能够听命于文学。”中学时代的卡夫卡把生活理解为“自然的沉重的下降和上升”，以及缥缈的“梦”和“飘荡”，这一带有幻想色彩的比喻点出了他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的反复性特征。甚至，他留下的三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失踪者》《诉讼》《城堡》）也是一个有趣的隐喻，投射出了他的提前终结的人生。
三、“否定的辩证法”
我们都知道这么一个关于卡夫卡的传奇：卡夫卡生前曾立下遗嘱，委托他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烧掉他的全部遗稿，然而他的好友违背了他的遗愿，整理发表了他所有的遗作；略显“讽刺”的是，其中最先发表的就是他的“遗嘱”。可以说，马克斯·布罗德是发现卡夫卡潜在的巨大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也是“卡夫卡热”这一文学现象的首要推手。
而在作者看来，卡夫卡的遗嘱中其实隐藏着深层的“心机”，因为他知道他这位特别赏识自己的好友是绝不会遵从他的遗愿的。卡夫卡的这种行为体现了阿多诺所说的“否定的辩证法”，这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它还存在于文学与生活、个人与时代、传统与现代、幻想与现实之中。这个“犹豫着不肯出生”的“儿子”，一生带着怯懦与疑惧活在多重悖反的场域。
阅读这部传记，我们看见了一个更为鲜活立体的卡夫卡，他从历史的迷雾中向我们走来，在逐渐清晰的轮廓中显影了复杂多变的生动形象。这也是读文学传记的好处，我们可以用几天的时间，领略到被记录者漫长的人生风景，并从这些变幻的风景中收获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智识。而传主如果是一位作家，我们在阅读其作品的基础上再读传记，两者还会形成嵌套式的互文，大有比物连类之妙、交相辉映之趣。
需要说明的是，就这部著作而言，由于作者对卡夫卡的小说文本进行了丝丝入扣的分析，因此在进入这本书之前，最好先读读他的作品，这样才可以登堂入室，窥其堂奥。至于本书的最大缺憾，那就是翻译比较平庸，尤其是涉及到长难句，臃肿和凌乱之处甚多，不仅肢解了传记完整的表达，还会严重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塞万提斯曾说过，翻译是织锦的另一面。翻译无异于二次创作，一部优秀的作品经由“信达雅”的转译，会跨越不同语言与文化的藩篱，将原作的面子和里子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卡夫卡传》无疑是一部十分优秀的作品，但翻译显然拖了后腿，让这部传记所传递的精彩信息大打折扣。
（本文2024年10月29日首发于《北京晚报》）
